从墨子说服楚王放弃攻宋的计划看，制止和推迟一场战争的爆发，不是只靠“嘴皮子”所能办到的事，而必须以实力作后盾。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墨子若不是在“沙盘”演习中战胜对方，并明确告诉对方自己的弟子已经帮助齐国做好了一切防御准备，指明楚国攻宋毫无取胜的希望，楚王是不会放弃他进攻宋国的军事计划的。由此可见，胜于无形的高深谋略，必须建立在有把握取胜敌手的有形的基础之上。
八、以迂为直
《孙子兵法·军争篇》：“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迂，即曲折。故意迂回绕道，并以小利引诱迟滞敌人，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地。这就叫懂得了“以迂为直”的计谋。
直径近，曲路远，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远和近既是一定的空间概念，又和具体的时间概念相连。部队运动距离远，花费时间长；运动距离近，花费时间短。然而，兵无地不强，地无兵不险。远和近一旦与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和实相结合，矛盾的双方就会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远而虚者，易进易行，机动快，费时少，成了实际上的近；近而实者，难进难行，机动慢，费时多，成了实际上的远。
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在设法阻碍和破坏对方的计划和行动。因此，任何军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作迂回运动，在敌人的思维判断中造成“折射”的幻觉，而不能直来直去地行动，使对方一眼看清你的虚实企图。
公元263年9月，魏军兵分三路攻蜀，以钟会为主帅，率魏军主力从正面攻人汉中，顺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直下，企图一举夺取剑阁，先逼成都。蜀将姜维率主力凭险抗击，使钟会所部受阻于剑阁而不得前进，双方在剑阁对峙。
钟会在剑阁久攻不克。邓艾建议，从阴平由小道经德阳达到涪城，已出剑阁以西400余里，距成都还有300余里。防守剑阁的姜维必然回救涪城，钟会便可不战而人剑阁。如果姜维不救涪城，则可一举拿下涪城。
10月中旬，邓艾率精锐万人行无人之地700余里，凿山开路，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如天兵而降。从现象上看，邓艾是走了弯路，但却绕开蜀军主力，成了捷径，从而一举灭蜀。这是运用“以迂为直”谋略的极为成功的战例。
公元1234年，元灭金战争，主力经榆林、宝鸡攻占西安，然后出武关，下邓唐，再北上攻开封。公元1253年，元灭宋战争，主力经甘肃的临洮、松潘，下云南、灭大理，又回师北上经长沙，占武昌。1934年至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行于无人之境，战于凶险之地，开赴抗日前线。以上都是从翼侧作大迂回，以迂为直，取得胜利的。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其《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指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是达到目的最短途径。所谓间接路线，即避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或目标，在攻击发起之前，首先使敌人丧失平衡。这个论点，可以说是从广义上对以迂为直所作的注脚。
从孙子提出的以迂为直，到利德尔·哈特优选出的间接路线战略，有一些作战指导上的基本点，是值得汲取的。比如：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运用权变；手段和目的有时相反，不断改换手段，心里则要永远记着你的目的；调整你的当前目标，用以配合手段；选择一条期待性最小的（敌人最不注意）的路线；扩张一条抵抗力最弱的路线；采取一条可以同时指向几个目标的作战路线，置敌人于左右为难的窘境；计划和部署要有弹性，对下一个步骤要有预见，兵力部署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一切变化；当敌人有准备时，决不要把力量投掷到打击之中；当你的力量还不足时，不要企图一举破敌，但要时时注意寻求能破坏敌方稳定的空隙；不要把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方法，照搬到下次战争之中，等等。
总之，战争机器的链条是互相协同而又互相制约的，聪明的指挥员都善于从广泛的联系中寻求制胜之策。换句话说，指挥员要在战场上创造奇迹，他的决策思维切忌“直线运动”和“惯性运动”，不能只从当面或当前的威胁考虑对策，而要善于从相反中求相成。
九、以患为利
《孙子兵法·军争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善于把不利条件变为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是一条重要的谋略思想。
战争中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在许多情况下，患可转化为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就是这个道理。“陷之死地”乃为大患，然而却能因此唤起将士奋力死战的决心，在一定的客观基础之上，通过主观努力却可以转败为胜，转死为活，转患为利。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春秋时期，楚国遭遇荒年，戎族乘机争夺其西南领土，占领阜山，部队集结大林；又争夺其东南领土，夺占阳丘，继攻訾枝。庸国率领各部落反抗楚国。麇人率百濮部落集结于选地，准备攻打楚国。楚国怕中原动乱，不敢把配备在申、息地区的部队南调增援，因而考虑要把与各民族作战的部队撤到险要的地方。蒍贾建议说：“不能这样做。我军能到达的地方，人家也能到达。与其退不如去攻庸国。麇与百濮认为我国遇到饥荒不能作战，所以才来攻打我们啊！若我部队主动进攻，他们会恐惧而逃回，百濮部落会四零五散，回家为民，谁还顾得及去谋取人家的利益。”于是发动进攻，半个月，百濮就溃败了。楚庄王乘车驰往临品指挥，分两路攻打庸国，令子越率领部队从石溪前进，令子贝率部队从仞地前进。于是秦人、巴人闻讯顺从了楚军，一些民族与楚签订和约。楚遂消灭了庸国。
公元200年，曹操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准备退守许昌。谋士苟或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达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这是出奇制胜的好机会。曹操采纳了苟或的意见，加强防守，乘隙破敌。乌巢劫粮，打乱了袁绍阵脚。之后又乘胜反攻，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这是以己之患认识敌患，持重待机，转患为利的成功战例。
项羽破釜沉舟，战于巨鹿，灭秦主力；韩信背水列阵，大破赵军，也都是以患为利的战例。
明智的将军在不利的情况下，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争取，把不利变为有利，能巧妙地导演出以患为利的胜利活剧。
许多情况下，患所以能转化为利，除了主观的努力之外，客观上也必须具备这种转化的可能性。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里所谓的“亡地”、“死地”，不是绝对的。按孙子的解释，就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陷之死地”乃是大患，然而“陷之死地”却能因“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客观形势，唤起万众奋力死战的决心，因而转败为胜，转死为生，转患为利。项羽鏖战巨鹿，破釜沉舟，灭秦主力；韩信背水列阵，大破赵军。此类成功的佳作，都是以“投之亡地”之法而激励了全军的士气。然而，马谡守街亭，扎营于山顶，以为被敌人包围可收“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效果，结果却相反，待魏将张邰断其水道，将其围困在山顶之后，蜀军非但没有激励出士兵的战斗勇气，反而士气被逐渐瓦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尚有苟且的余地，却无取胜的信心。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这是趋利避害，转患为利的重要原则。所谓“兵不顿，而利可全”，应视为运用谋略的最高要求和标准。辩证地看待得与失，是指挥员所需要经常把握的。
十、三军可夺气
《尉缭子》云：“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已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
富有实战经验的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士气构成的。这个比例不一定科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气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精神要素，一支军队的士气高低，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所以，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把挫伤敌人的锐气，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作为用谋定策的重要内容。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公元前648年，齐国进攻鲁国，战于长勺。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擂鼓出战，被曹刿劝止。等到齐军击鼓第三次进攻受挫时，曹刿说可以反击了。于是，鲁国军队发起反击，打败了齐军。事后，鲁庄公问曹刿打败齐军的道理，曹刿说：“打败要靠勇气。第一次击鼓鼓足了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衰落，第三次击鼓就泄气了。敌人泄气，我军士气旺盛，所以能够打败敌人。”这是在作战中掌握军队士气的一个典型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