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奇法·避战》：“敌初来气锐，且当避之，伺其疲敝而击之，则胜。”东汉中平六年（189年）二月，汉将皇甫嵩击败王国的陈仓之战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谋略。当时，王国率军围攻陈仓，左将军皇甫嵩与前将军董卓奉命率军四万救援。董卓主张速进，认为：“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但皇甫嵩却说，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陈仓虽小，城守固备不易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因而采取了缓进以避其锐，待机以击其衰的作战方针。王国自冬至春，攻城80余日而不能克，部队力疲气衰，不得不撤围而退。这时，皇甫嵩抓住战机，挥军追击。董卓却在这时说：“穷寇勿追，归师勿遏。”皇甫嵩力排董卓阻挠，连战连捷，歼灭王国所部万余人，王国落荒而逃。
现代战争形式已非两千年前可比，敌之士气也非指挥员登车而可望。但避敌锐气，伺机歼敌的思想仍然可以借鉴。
士气，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守边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琨在万般无奈之际，忽然心生一计，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笳。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勾起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撤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重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的“四面楚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吹笳”，则是处在劣势被动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士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人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很多，有些今日仍可借鉴，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
十一、将军可夺心
《十一家注孙子》云：“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这就是说，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傲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
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建兴三年（225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谓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资治通鉴·魏纪》对此亦有记载。
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主要是从当时蜀征服西南这一特殊的作战情况出发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坚持“和抚”政策，使其归服。若单以武力去征服，必然是征而不服，后患无穷，这是其一。其二，从西蜀刘氏政权统一天下的战略全局来看，对西南的平定绝不在于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关键是要把西南变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后方，以利于将来集中兵力，逐鹿中原。正如马谡指出的，虽然单凭军事力量可以打败孟获，但如果一旦中原战争紧张，西南仍会随风而起，“其反必速”。这一分析，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堪称高瞻远瞩之见。孔明听了马谡的意见后，不禁为之赞叹：“幼常（马谡）是知吾肺腑也！”此谋使孔明信服，才演出了孟获“七擒七纵”的传神的战争活剧。
十二、因败为成
《资治通鉴·晋纪》载，公元303年7月，晋河间王司马颙派都督张方由函谷关（河南灵宝境内）进攻洛阳。晋惠帝派左将军皇甫商引兵抵抗，经过几次战斗后，皇甫商被击败，张方乘胜进入洛阳。皇甫商乃拥载惠帝亲自出战。张方官兵望见惠帝所坐之车，有些胆怯，往后退，张方制止不住，被晋军打得大败，伤人无数，张方退出城西，屯兵于十三里桥，斗志大大降低，都想乘夜退走。张方说：“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于是乘夜推进，直逼洛阳城外，筑垒进攻。皇甫商打了大胜仗，认为张方已败，不足为忧，果然不加戒备，又被张方军打得大败。
这一谋略要求，依据失败的不利态势，乘敌人战胜后戒备松懈的机会去袭击敌人，有可能转败为胜。
胜败乃兵家常事，善于用兵打仗的将帅能从失败中发现胜利的契机。《孙子兵法》云：“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吕氏春秋》中说：“夫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胜以为桍，……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也。三代所宝，莫如因。……凡因则无敌。”“因败为成”是因敌制胜思想原则的一种具体手法。
楚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攻克彭城（江苏徐州，是项羽的都城）后，举行盛大宴会，饮酒贺功，不作战斗准备。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立即率领精锐部队三万人兼程赶到，乘其不备，大破汉军，收复彭城，俘去了刘邦的父亲太公和他的妻子，刘邦自己也差点被俘。
在运用这一谋略时，要求指挥员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力争变被动为主动。并非每一次失败后都能“因败为成”的。不但取决于己，也取决于敌。你在失败时想到运用“因败为成”，敌也可能因胜利而想到“既胜若否”，更加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因而，是否能“因败为成”，关键在于知己知彼，因敌制宜，相机而动。
十三、因敌制变
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在我国哲学思想中，有“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的论述，在军事领域中，“因敌制胜”、“因敌制变”则是经常使用的韬略。它要求根据敌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制胜对策。依据敌情之虚实变化，随之变化应战方略不可拘泥一法。必须战胜不复，推陈出新。否则，就要在新的形势下吃败仗。这一谋略并非要求将领放弃主观努力，跟着敌人转，而是依据客观情况和敌情变化，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敌变我变的方法和艺术。
五代时期，后梁与晋（后唐）争夺魏州，当时，晋军已经进占魏州。梁将刘鄩根据当时情况，采取了坚守莘县，伺机进取的作战方针，而对作战一窍不通的梁帝朱友贞不但不采纳这一正确主张，而且指责刘郭不想破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令刘鄩出战，结果遭晋军前后夹击，七万梁军大部被歼，刘鄩仅率数十骑逃走。此役梁之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变化了的敌情，靠一厢情愿指挥打仗。
孙膑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也是“因敌变化”的意思。《百战奇法·变战》云：“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乃利。”这些都是说要因敌制变，灵活用兵。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战争更是一个变化万端的怪物，它既无一成不变的情况，也无固定的行动模式，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必须依据客观情况，适应敌情变化，采取不同对策。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原则。
十四、因敌制胜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像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这一谋略是说，要根据敌情变化而使用不同的作战策略，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孙武谋略思想中一条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他认为，“兵形像水”，水的流动是“避高而趋下”，“因地而制流”，用兵则要“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一谋略思想，对于如何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作战行动，具有重要价值。
不知敌，不能胜，要取胜必须“因敌”。这里重要的前提是“知敌”。不知敌，就无法“因敌”，更无法“制胜”。孙武提出了“相敌”的32种方法，要求对敌情进行周密细致的观察，对各种征候给予客观的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孙武还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一些如何判断敌情的具体方法，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等等。这些方法，是当时战争发展水平的一种概括，虽古老而简单，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哲理。
了解了敌人的真实情况和意图，在具体方法上，孙武提出了许多对策，如对贪利之敌，“利而诱之”；对骄傲之敌，卑词示弱，使之麻痹松懈等等。双方兵力不同，战法亦不同，如“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兵力优势程度不同，又可用不同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对不同地形，采取不同措施。对特殊情况，要有特殊机断处置，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
《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孙膑也有关于因敌而制胜的论述。例如，两军相遇，双方将领相互对峙，彼此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时，可先用少量轻兵去试探敌阵，由地位低下而勇敢的人率领，必须失败，不能得胜。把主力隐蔽地列成阵势，猛烈地袭击敌军侧翼。就可以取得胜利。又比如，两军势均力敌，要首先设法迷惑敌人，使其分散兵力，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分别消灭它。这样做必须十分诡秘，一定不能让敌方知道我军意图。如果敌人不分散兵力，我则按兵不动，不要去攻击敌人故意放出来的疑兵。
总之，“因敌制胜”，反映了战争指导上的一般规律，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都非常重视的重要谋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