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逸待劳（逸能劳之）
《孙子兵法》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兵书论敌，此为论势，则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驭繁，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用自己部队的从容严整，养精蓄锐，与疲劳之敌作战，这样就能消耗敌力，借敌力以为我用。《百战奇法·主战》云：“若彼为客，我为主，不可轻战。为吾兵安，士卒顾家，当集人聚谷，保城备险，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候期困敝击之，必胜。”
公元前684年，齐王拜鲍叔牙为大将，率兵进犯鲁国。鲁派曹刿率兵迎战。战争开始前，庄公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齐国的侵略呢？”
曹刿答：“战争的情况是变化莫测的，不可以遽下结论，如果能够给我一个随军参战的机会，也许可以随机应变，设计制胜。”于是大军到了长勺和齐军对垒起来。
齐将鲍叔牙率齐军出迎，立即展开攻击准备。他从前在乾时打败过鲁军，把庄公视为手下败将，有轻敌之心，下令全面攻击，想一下将庄公捉住。一时战鼓齐鸣，杀声连天，士兵如排山倒海猛冲过去。
鲁庄公十分着慌，连忙下令擂鼓出击，曹刿立即制止说：“且慢，敌人锐气正旺盛，只可严阵以待，急躁不得！”于是传令偃旗息鼓，坚守阵地，不准惊扰喧哗，轻举妄动，违令者斩。
齐军一齐冲锋过来，却似木板碰铁桶一样，冲不进去，只得退下。过一会儿，再次擂鼓冲锋，鲁军依然不动，铁桶似乎更加坚固，又退下来。鲍叔牙得意地对部属说：“鲁军吃过苦头，一定害怕起来，两次挑战都不敢出，证明心怯胆丧。”接着下达第三道冲锋命令，战鼓又像雷一样响起来，这时齐兵虽然嘴里叫喊，心里认为敌军不敢出来，斗志无形已松懈下去。
曹刿听到齐军第三次鼓响了，便对鲁庄公说：“是出击的时候了，下令冲出去！”
鲁军一闻鼓响，像猛虎扑食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地冲出去。齐兵防不到这一招，慌忙招架，被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去。鲁庄公见打了胜仗，内心十分欢喜，下令乘胜追击。曹刿又加阻止说：“别忙，等一会儿。”说完跳下车去，看看地上车辙马迹，又站上车顶，向齐军嘹望一阵，然后说：“放心追击下去，杀他个片甲不留！”追杀三十里，将侵略军狠狠地赶回齐国，俘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
在庆功宴上，鲁庄公满怀高兴地问曹刿：“我很不明白你当时为什么要等到敌军三通鼓罢才肯擂鼓出击，其中奥妙，可以告诉吗？”
曹刿回答说：“凡打仗，全凭一股勇气，擂鼓就是冲锋的信号。第一次鼓响，是士气最旺盛的时候，好比一群猛虎下山，千万不可撄其锋；第二次鼓响，又碰不到对手的时候，士气就开始松懈，斗志逐渐下降了；到了第三次鼓响，士气已到疲惫地步，纵能鼓噪，战斗力也减少了大半。所以我乘敌人的三通鼓罢，然后出其不意，一鼓作气，策新羁之马，攻疲惫之兵，自然会将他们打败！”
庄公又问：“当敌人败退时，你又阻我不忙追击，待观望之后才下令穷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曹刿又向他解释：“兵不厌诈，乃古之名训，齐军是诡计多端的，它败走，说不定其中有诈，诱我交锋，一旦不慎，很可能会中埋伏，弄得全军覆没。因此，我特别下车去，看到车辙马迹非常杂乱，证明这是仓皇逃命，不规则地败阵了。但我还信不过，再跑上车望望，见他们一窝蜂狼狈逃窜，连军旗也东倒西斜的，就确信他们已真的打败，再没有什么生力军和伏兵了，因此才敢大胆进军。”
庄公说：“你真是个卓越的战略家！”满赐一杯胜利酒，下令班师回朝。
“以逸待劳”这种权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拖延政策”，消极地说，是自己养精蓄锐，静观事物的变化，以做最后决策；积极地说，就是设法使对方疲于奔命，挫折它的锐气，伺机出击，使其一蹶不振。
需要注意的是，“以逸待劳”的“逸”不是无所事事，其中的“待”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充分准备伺机出击。使用这种权略的时候，务要沉着应变，把自己和对方的环境和意图，以及彼此间的实力，估计清楚，机警地随时随地注意事态的变化，时机未成熟就不动如山岳，机会一来就要翻江倒海。这权略如能运用得好，就能收以弱胜强、以寡胜众之效。
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后燕慕容德破北魏拓跋珪进攻的邺城之战，就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法。后燕慕容德驻邺城（今河南安阳东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征，北魏将拓跋章率前军攻邺，大败。慕容德想乘胜反击，进行决战。当时情况是魏攻燕守，魏众燕寡，别驾韩某根据总的战略态势提出了“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魏重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击者也。前锋既败，后阵必固，三不可击者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者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宜动。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不宜动。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三不宜动。”因而提出了“深沟高垒，以佚待劳”的战法。慕容德采纳了这个建议，召还部队，固守邺城，“亲飨战士，厚加抚接”。因此，全军上下，“人感其德，皆乐为之死”。其后，乘魏军“内相乖争，各引军潜遁”之机，慕容德率军追击，大败魏军。
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力量弱小，不要轻率地、过早地同敌进行战略决战，采取“保城备险”以消耗敌人，“绝其粮道”以困惫敌人，待敌疲惫不堪之时，再集中兵力歼灭之，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
劳和逸，是相互转化的。善战者，应该采用巧妙的战术，反劳为逸，我逸敌劳，败敌之力即为我所借，易于击败。关于这点，《兵经百字·更字》讲得很清楚：“武不可黩。连师境上，屡战不息，能使师不疲者，惟有更法。我一战而人数应，反逸为劳；人数战而我数休，反劳为逸；逸则可作，劳则可败。”此处讲通过轮战的方法，使疲惫的我军转化为安逸，使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反劳为逸”在具体运用时，也可采用动敌而我不动的方法，使我之劳转化为逸，而敌之逸转化为劳，从而战胜敌人。
《新唐书》载，公元782年，唐朝将领马燧等各部奉命讨田悦，集结于漳水岸边（在今河南、河北边境）。为了调动田悦，马燧令部队半夜起床开饭，秘密派部队过洹水袭魏州，并令该部，敌军追来，则停止进军，布设阵势。田悦部队渡河完毕，马燧命令士兵把桥烧掉。田悦步骑四万余越洹水桥，马燧知田悦追来，先将方圆百步清除草木为战场，摆好阵势，先五千勇士当前锋，等待田悦部队。田悦部队到达，喘息未定，士气衰落，马燧纵兵猛攻，田悦大败。田悦所部逃到洹水，三桥烧毁，部队大乱，泅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斩杀二万余，俘三千余。
马燧奉命进击田悦，鞍马劳顿，粮食缺乏，是以疲劳之军攻敌。但在进入战区之后，却能调动敌人，使自己反劳为逸，并以逸待劳，大破田悦部队。正说明了“人数战而我数休，反劳为逸；逸则可作，劳则可败”的道理。
战争实践证明，逸可养精蓄锐，劳则士气沮丧，战斗力必然减弱。因此，疲惫敌人，已是兵家普遍注意的谋略思想。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两个牧童进深山，入狼窝，发现了两只小狼崽。他俩各抱一只分别爬上两棵大树，相距数十步。片刻，老狼回来，寻找其子。一个牧童在树上掐小狼的耳朵，弄得那畜生嗥叫连天。老狼闻声奔来，气急败坏地在树下乱咬乱抓。此时，另一棵树上的牧童急忙拧怀中小狼的腿，这只小狼也连声嗥叫，老狼又闻声赶去……这样调动老狼奔波于两树之间，往返数十次，终于累得它气绝身亡。若以这则故事比喻用兵，那么，疲惫敌人，根本在于能调动敌人，使其在乱冲乱闯中失掉行动自由。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十一家注》中，梅尧臣说：“以我之佚，待彼之劳。”李荃说：“敌佚，我能劳之者，善动也。”梅注更有积极意义，旨在以主动行为对敌施加影响，使敌由佚变劳。《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张宗禹语》：“敌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
公元前512年，吴伐楚，吴兵少而楚兵多，楚居优势。吴将伍员分军为三队，每次出一队扰楚，楚尽众而出，吴师归；三队轮回出扰，连达七次，以劳楚师。最后吴军尽出，楚败。
劳和逸，与部队的思想情绪有密切关联。古人说：“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形者，身体；神者，精神。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指挥员善于活跃部队，则能悦其神而减其劳。那些死气沉沉的部队，最容易被弄得疲惫不堪。
疲惫敌人，掌握战机非常重要。北宋时，名将曹玮领兵和党项羌族作战，党项军初次交锋受了挫折，为避实待机，主动撤退。曹玮本想同敌人决战，以求全胜，但他没有引军追击，而是见敌人走远后，让自己部队赶着牛羊和军需品，缓缓回返，部队松松散散，很不整齐。这时，已经撤退的党项军，听说曹玮因贪牛羊之利，队伍散乱，急忙乘机回兵还击。曹玮得知后非但不慌，反而命令部队更加放慢速度，来到一个地形有利之处，停下来整军迎战。可是，当敌军接近后，曹玮告诉敌人的首领说，你们远道赶来，一定疲劳，我们不愿乘你们疲困之机打仗，请你们休息一会儿再战。党项军听了很高兴。谁知他们一休息，心劲松下来，锐气大减，曹玮率军冲杀，大败党项军，随即整军凯旋。宋将不解其中制胜的奥妙，曹玮说：“敌军撤去，我以贪图牛羊辎重的假象，引敌返回寻我作战，他们一去一返，连续走了近百里，相当疲劳了。如果马上交战，敌人锐气尚未消失，取胜还需付出代价。谁都知道，走远路的人，如果稍微休息，顿时感到双足麻木，腰酸腿痛，打仗勇气也随之消失。这时我们再与他决战，那犹如虎赶羊群一样容易。”
现代战争中，敌人已是高度机械化，履带代替了两条腿，虽千里行军不会再有腿脚麻木之苦了。但机械化受地形和摩托小时的限制，在广阔的战场上，如果能调动它盲目奔波，同样会使它疲惫难支。况且，劳形还包含着精神上的不振，以计劳其神，也可达到疲其力。
二、以近待远
《孙子兵法》云：“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利用己方靠近战场的有利条件，对付远离战场，长途行军，远道而来的敌军，从而战胜敌人。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6年12月，东汉将领吴汉率军三万从夷陵沿长江逆流而上，入蜀讨伐公孙述。
汉光武帝刘秀告诫吴汉说：“成都敌人有十万余众，不可掉以轻心。应坚守广都，公孙述如出兵来攻，不可轻易与他战。如果不敢来攻，你可推进营寨向他逼近，等到公孙述部队疲惫时，才能发动进攻。”而吴汉却违反刘秀的战略意见，乃率步兵和骑兵二万进逼成都，放弃广都。距城十多里，在江北宿营，同时架设浮桥，令副将刘尚率兵万余在江南宿营，相距二十多里。光武帝得知后大惊，责备吴汉说：“我告诫你千条万端，为什么遇事缭乱！你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分别设营，若有紧急情况，不能互相接应。敌人如果出兵进攻，刘尚被击破，你也就必然失败。现在幸亏没有发生危急情况，要迅速率部队返回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派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言率军十万攻击吴汉，又派一万多人攻击刘尚，使其不能互相救应。吴汉军激战一天，失败，退回营寨。吴汉召集各将领勉励说：“我们历经艰难险阻，转战千里，深入敌军腹地，到达敌人城下。现在与刘尚两处遭到包围，互相不能接应，其祸患难以估量；打算秘密突围到江南靠拢刘尚部队，合兵抗敌。如大家齐心协力，人自为战，定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如不这样，势必失败。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在此一举。”吴汉统一全军思想后，改善士兵的伙食，增加马匹、粮草，关闭营寨，三天不出战，并插了很多旗帜，使烟火不断。乘夜，令部队悄悄地与刘尚会合。谢丰等没有发觉，第二天，派一部兵力阻击江北的汉军，亲自率军攻击江南的汉军。吴汉以全部兵力迎战，从拂晓激战至黄昏，大破公孙述，斩杀了谢丰、袁吉。于是引兵退还广都，留刘尚部队防御公孙述，将上述情况如实报告刘秀，并深刻地责备自己。刘秀答复说：“你回兵广都，非常合适，公孙述决不敢忽略刘尚而进攻你。如果公孙述进攻刘尚，你从广都率步骑兵行进五十里奔赴增援，正当公孙述疲劳危难的时候，肯定能打败他。”自此，吴汉与公孙述转战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胜，并攻克成都。
刘秀告诫吴汉坚守广都，采取的是以近待远的作战策略，吴汉开始未采纳，轻敌深人，结果两面受敌，后来采用以近待远的方法，连连得胜。
以近待远，是我近敌远，我近则逸，敌远则劳，我逸敌劳，必然取胜。所以以近待远，实际上就是以逸待劳的一种战略形式。
三、以饱待饥
这是在己方粮食充足敌人粮食供应不济时采取的谋略。《百战奇法·粮战》：“凡与敌垒相对峙，两兵胜负未决，有粮则胜。……敌既无粮，其兵必走，击之则胜。”《孙子兵法·军争篇》又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聪明的将帅，不仅重视己方的粮食供给，也注意在敌人粮食缺乏、士兵饥饿乏力时借其力而攻之。
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奉命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当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叛军，兵多粮足，企图从函谷关西进，夺取西汉的都城长安。周亚夫根据敌军精强的实际情况，听取部将赵涉的建议，避开敌人设伏区，秘密迅速地迂回到洛阳，先敌控制了荥阳的军械库和敖仓的粮秣。这样一来，汉军有险可守，有粮可食，有器可用，利于持久作战。然后，周亚夫派赵涉进兵昌邑，以掩护汉军主力左侧的安全，截断吴楚与齐赵的联系。此时，吴楚之兵正进攻梁国，梁王派人向周亚夫求救，亚夫自不出兵，让梁国坚守，以迟滞吴楚兵西进。后来梁王上诉于汉景帝，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从实际出发，只派遣一支轻骑兵出淮泗口断绝吴楚粮道，主力集结于下邑坚壁不出。吴楚军攻梁不克。又急于击破汉军主力，就挥师攻打下邑周亚夫的军队。吴楚连续强攻不能成功，采取声东击西的计谋又被周亚夫识破，直到军队粮尽饥疲，士兵散乱，被迫引军东撤。这时，周亚夫乘机率军追杀，大破吴楚联军。
公元619年8月，割据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派宋金刚进逼新绛，夺取河津，屯兵于河东地区。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与宋金刚在新绛一带相峙。唐军中粮食缺乏，士气不振，李世民一面派人督运粮秣，一面出动小股兵力抄掠敌后，取粮于敌。不久，唐军连获两次小胜，士气有所恢复，诸将请求转取攻势。李世民说：“宋金剐悬军深入，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正想速战。我们只有闭营养锐，待宋金刚粮尽计穷，自然会退走，此时不宜速战。”待到公元620年4月，宋金刚军中粮食吃尽，补给困难，只好逃走，这时李世民率兵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雀鼠谷等地重创宋金刚军，俘斩数万人。刘武周得知宋金刚兵败，也逃出了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