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中，物质消耗量空前增大，加之攻防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军队机动快，战线不稳定，主客位置随时变换，以及在犬牙交错的战场上，新的军事技术被广泛运用，都会使敌我双方施展“饱能饥之”的谋略，破坏对方后勤补给的斗争更加精彩激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为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针对日本这个岛国虽然工业发达，但资源贫乏，大量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都依赖进口的弱点，制定了一个“饥饿战术”，即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水雷封锁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实施，很快造成日本近海海域无法通航，重要港口不能进出，切断了日本与外界的航运，急需的石油、煤炭和粮食等战略物资严重短缺，很多船只和飞机因得不到燃料而停航停飞，军工厂关闭，造船厂停工，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国民陷入一片饥饿之中，整个国家濒于瘫痪状态。“饥饿战役”达到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崩溃的目的。
四、以诱待来
《百战奇略》云：“凡与敌战，其将贪利而不知害，可诱以利；愚而不知变，可设伏以破之。”也就是说，在与敌作战时，敌指挥官若贪图利益而不善察其中的危害，就可以用小利去引诱他；如果敌指挥官勇敢而无谋，不知临机应变的道理，就可以预设埋伏来击败他。
示利诱敌，设伏布袋，先要察敌将性情嗜好，以便因势利导，诱其就范。计中讲的利，应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军队的辎重粮秣、国家的珠宝财物等物质利益；另一种则是指战场上某一局部出现的歼敌小股有生力量的有利战机。
军事对垒的双方，无不是为利而战，为利而夺。乘隙取利，捕捉战机，应该说是每个指挥员所共有的主观愿望。
利与害总是紧密相连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孙子讲，“智者之智，必杂于利害”，即每个军事行动都要考虑到有利和有害两个方面，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方可减少盲目性。
两利相衡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高明的指挥员，一方面能全局在胸，一眼能看三、四步棋，善于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不因小利而受大害，不为争吃一子而丢全盘。另一方面又能在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故意露出破绽，设下圈套让敌人来钻。而那些鲁莽之将，贪功图利心切，缺乏战略头脑，计胜而不计败，知利而不知害，见得而不见失，见小而不见大，明于现在而昧于将来，得于有形而失于无形。在复杂的战场上，这种人必然要贸然行事，逢利便争，见隙即钻，以致顾头不顾屁股，难免上当受骗。
孙膑减灶擒庞涓，是示敌以战机之利；唐代名将裴行俭运用“后台演戏”，以兵车伪装成粮车，暗藏甲兵诱杀突厥军，是示敌以财物之利。二者形式不同，谋略原理同属为一。
在孙武之前，郑国的世子忽与齐僖公就用此法在历城大败北戎。公元前706年，即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随国派大夫少师来与楚结盟，少师乃夸大侈狂之徒。楚王采纳了楚大夫斗伯比之谋，将精兵隐藏起来，而将老弱之兵列队，让少师检阅，少师果然视之为不堪一击，回国请随侯与楚开战。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随两军战于速杞，依楚国习惯，楚王在左，左军必强。随大夫季良请随侯令随军攻楚右军，右军乃楚弱点所在，如楚右军败，左军也会随之而败。但少师说：“如不攻楚王所在的左军，就是不敢与楚为敌。”随侯听从少师之言，攻楚左军，结果随军大败。
春秋鲁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楚国进攻绞国（今湖北郧县西北），两军对峙于绞城南门。绞军闭城坚守。楚国大夫莫傲屈瑕认为“绞国弱小而轻躁，轻躁则少谋略”，献计先派些士卒化装樵夫引诱绞军，而后设伏歼之。楚王接受了屈瑕的建议，派人化装，进山打柴，诱绞军出城掠夺。又派两支人马分别到山里埋伏，并且断其归路。头一天，绞军捉获楚军三十余人。次日，绞军争先恐后追捕化装成砍柴人的楚兵。楚军已设伏于绞城北门外山中，待绞军追至，伏兵四起，绞军不及防备，大败。另一部分楚军断其归路，并猛攻其城。楚武王迫绞订立降约方撤兵。绞国开始是紧闭城门固守，楚军多次攻击，城池却如铜墙铁壁。相持月余，楚军终不能胜。而莫傲屈瑕却从中悟出道理，城中柴草已经不足，此时以柴薪之利诱之，定能诱使绞军上钩。结果不出所料。绞王上钩，他正为城内缺柴而发愁呢。见楚人三三两两，在山间打柴，又没士卒保护，以为此利可得。楚武王又故意让绞军连续几天抢去柴草、衣物、干粮。绞军胆子愈大，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了，导致国亡家破，岂不哀哉。
《百战奇法·利战》云：“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而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其军可败。”可见，“利而诱敌”谋略的实施，是有条件的。对贪利者，可诱之上钩。对不贪不愚之敌，此谋就难以奏效。但是，任何战争，双方莫不为利。聪明的将帅总能设法诱敌贪利。
敌人贪利，即可诱之前来，上我圈套，敌人之力即将付之东流，无所施展，如此，则敌力为我所借，诱而歼之。
五、以静待哗
以沉着安静的态势，乘机进攻浮躁不安的敌人。或是以冷静的态度，控制动荡不安的局面。公元617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唐太宗霍邑（今山西霍县）之战，虎牙将宋老生精兵2万屯霍邑不出，太宗与建成数十骑至霍邑城下，举鞭指麾，像要围城的样子，且高声辱骂，宋老生大怒，引兵2万出城。愤怒轻躁，导致大败。就是以静待躁的战例之一。
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以90万军队攻晋，时东晋总兵力不超过15万，局势危急，朝野震动，执掌朝政的宰相谢安竟从容出游，照常会见亲朋好友，并命谢玄和他下棋。之后，又独自出游，当夜方归。但在这平静之中，他看到了秦军上下离心，将士厌战，沉着果断地调兵遣将，大败秦军。唐李白诗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惊慌必失措。君心摇则臣心动，将心摇则军心动。自古谋略家都把镇定持重、处事不惊视为修养要则。
《魏书》云：魏遣张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乱动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去，有顷安，即将首谋者杀之。
《汉书》云：“吴楚兵乏粮，饥饿欲退，数挑战，夜间，军中惊乱，内部相互攻击扰乱，至于帐下。周亚夫坚卧不起，有顷，军中乃静。”
上两战例说明：军队坚守沉着，就能克敌制胜。《淮南子》说：“兵静则固。”《草庐经略·卷四·尚静》说：“夫三军之事，嚣则乱，静则治，必至之理也。”《兵嚣·静》云：“兵，武事也，而以静为主。静则无形，动则有形。……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罹置喿；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擐唇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不躁，而后能应躁。”兵之所以能以静胜，一则由于“静则无形”，敌不知我之行迹，无法知道我之虚实和企图。不知我所防何处，薄弱何处，因而不知从何处向我进攻。不知我从何处向敌方攻击，因而也就不知应在哪里防守。二则由于“静则不躁”，不易暴露自己的弱点，敌人找不到可乘之机。将帅冷静，就能缜密地考虑问题，判断准确，出奇谋，定奇计，做到“多算胜”。军队能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良好的纪律和秩序，能坚决执行命令，密切协同。
公元317年（建武元年），起义军杜曾部威名大振。晋元帝又派豫章太守周访率军征讨。当时起义军锐气正盛，所向披靡。交战之后，周访亲率中军，为安军心，于阵后射雉，以示闲暇，胸有成竹、临危不乱。交战激烈之时，周访选精骑八百，自行酒饮之，并令他们不得妄动。当起义军杜曾快要进到离周访30步时，周访才亲鸣鼓，将士腾跃赴战。杜曾被这突然的行动吓昏了头，军众大溃，周访乘机挥戈而进，杜曾等败走武当。
“静”与“动”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绝对的“静”是不存在的。“兵以静胜”强调的是以静制动，以静胜敌。先静而后动，静中亦有动。静是为了动。没有动，静就失去了意义。战争必以一系列敌我消长的活动而最终决定胜负。
不动，就不能借敌人之力以消耗和灭亡敌军。周亚夫不顾梁使请求、景帝命令而按兵不动，总体上是“静”，但同时也派出一支轻骑断敌粮道，可以说是“静中有动”。所以，“兵以静胜”的谋略，应该深刻理解“静”的内在涵义，统兵打仗，须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大意。不可轻动，更不可妄动。也不能把“静”看成保守的消极的等待和观望而贻误战机。
六、以治待乱
《孙子兵法》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治，包括内容很广，国家治可求安，军旅治可求胜。战争胜负，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国家政局不稳，动乱不堪，经济凋敝，在外患来临之时，就不可能取胜。两国交战，治者力量团结一致，必胜，乱者力量分散，必败。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治”，非朝夕之功，靠日积月累。
公元前564年，晋悼公时，晋以治闻名。晋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军昼夜兼程，想趁晋军不备，借夜暗掩护，直进至晋军营门，使晋军无法出营列队。晋军面对不利局势，丝毫不乱，从容于营内平灶掩井，排列阵势。并以“三分四军”之法对付楚军，使楚军疲惫。楚共王想出其不意进攻晋军，以造成晋军内部慌乱，却被晋军从容而解。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社会团体，无不励精图治。只有严治，才能恶人畏惧，防止动乱；只有久治，才能国泰民安，人心归向。唯有以治待乱才是胜策。那种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或是依赖临时应付，虽然可能暂时渡过难关，但人民是要付出许多血的代价的，也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以治待乱还包含有待机、乘机的内容。在复杂的战场上，敌军或因深入我境，抢夺财物致乱；或因天时突变，误入迷谷致乱；或因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忘战无备致乱；或因部队久困断粮争抢食物致乱，等等。然而，也有设计乱敌军，乘隙袭取的。例如淝水之战中，晋军前锋都督谢玄，针对秦军大都是沿途收拢和新招募来的杂牌军，内部不稳，纪律松懈，主将骄而无谋等弱点，用激战法让秦军后撤，待晋军渡过淝水决胜负。秦军主帅苻坚企图趁晋军半渡淝水之际发起进攻，同意后撤，没想到前面的军队一撤，便阵势大乱，加上降将朱序反戈大呼：“秦军败了！”后边的士卒闻声而逃。晋军乘势追杀，大败秦军。“投鞭断流”的苻坚，由此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笑谈。
乱生于内，形于外。设谋乱敌，最有效之法莫过于钻进敌垒内，乘机搅混水。
公元前216年8月，在意大利发生的坎尼之战中，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针对罗马军队的布局，巧妙地利用当地每天中午常刮强烈的东南风的自然条件，将四万步兵背向东南布成一个半月形的阵势。汉尼拔令一部步兵在半月形的中间突出部占领宽大正面，“示弱”以诱罗马军队从中央部位突破。又令五百名精壮士兵，身藏匕首，准备在必要时向罗马军队假投降，借机混入敌阵，待机从内部打乱敌军。与此同时，汉尼拔又将一万骑兵配置大步兵半月形阵势的两侧，保卫两翼安全，并准备从侧后包抄敌人。
八月二日上午，激战的序幕拉开了。罗马军先发制人，集中兵力向汉尼拔半月形兵阵的中央突出部猛攻。经过一番鏖战，汉尼拔即令五百名身藏匕首的士兵，跑到罗马军阵前交出自己手持的剑、矛和盾牌，表示投降。罗马军队信以为真，就把他们置于阵后，继续攻击。这时，在汉尼拔布置的半月形阵势中，中央突出部的步兵逐渐后退，两翼的骑兵连续向前出击，半月形阵势逐渐反转过来，变“下弦月”为“上弦月”，又由“上弦月”逐渐形成了一个口袋形阵势。而罗马军只见敌方有的降，有的退，不知其中有诈，反以为敌方溃败，遂令后续梯队的步兵一齐加入战斗，发展进攻。眼看着罗马军全部进入了口袋，汉尼拔急令两翼的步兵主力猛攻其侧翼，骑兵从侧后包抄过来。战至中午时分，东南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罗马士兵两眼难睁，既不能准确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投射武器，也不能灵活避开从汉尼拔军队里顺风投射来的密集箭矢和石头，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正在这时，五百名假装投降的士兵从身上摸出暗藏的匕首，首先刺死了前面的敌人，随手从死者身上拿过剑、矛和盾牌，在罗马军队内部横冲直撞，四处厮杀。罗马军冷不防受此一击，顿时大乱，战至天黑，彻底败北。七万余罗马官兵死于汉尼拔布设的“口袋”之中，亲临前线指挥的罗马执政官伊米里亚斯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中。汉尼拔仅以六千人的损失终于赢得了坎尼之战的辉煌胜利。
纵观古今，聪明的指挥员都善于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适时、适地、适情地创造“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得意之作。
七、以重待轻
所谓以重待轻，就是我以持重稳妥的方法击敌之轻举妄动。这也是借力的一种方法。最明显的史实就是秦将王翦攻打楚国，即采用“以重待轻”的战略，歼灭敌人。史载：公元前226年（始皇二十一年）10月，秦王准备挥师南下，进攻楚国，问将领们对楚作战需多少兵力。年轻将领李信认为二十万大军即可，老将王翦却说，讨平楚国，非六十万大军不可。秦王说王翦上了年纪，没了勇气，采纳了李信意见，令李信、蒙恬等率军二十万伐楚。王翦因此称病告老还乡，回到故土频阳（今陕西富平北），闭门谢客。
公元前225年（始皇二十二年），李信率军攻占楚国的平舆（今河南上蔡县东南），蒙恬率军攻占了寝丘（今安徽临泉县境），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胜利。李信自以为必能横扫荆襄，完成灭楚大功。楚国大将项燕在李信率军东进时，就以主力尾随骚扰，连续三天三夜，秦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之后，楚军又利用秦军轻敌冒进和求战心切的特点，先示之以弱，然后巧设伏兵，出其不意，大败秦军，李信前功尽弃。
秦王听说李信大败，大怒，深悔当初不听王翦之言，只得去请老将王翦，恳切地说，我没有听从将军的意见，让李信征楚，结果大败，辱没秦军，事已至此，只得请老将军为我分忧了。王翦辞之再三。最后秦王答应“空国中之甲士”，动员六十万大军，拜王翦为大将，蒙武为副，率师伐楚。
王翦率军进至平舆一线，楚国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抵御。王翦却安营扎寨，修建堡垒，坚壁不战。楚将数次挑战，又派人在阵前叫骂，王翦却置之不理，坚守不出。一面令部队坚守阵地，操练兵马，一面派人运送粮草，改善士兵生活，与楚军相持一年多时间。楚将项燕见秦军长期固守不战，认为秦军无进取之意，不敢轻易进攻，而是驻守待机。旷日持久，楚军军心涣散，士气大减，项燕便下令部队向东撤退。就在项燕退兵之机，秦军乘势追击。秦军占绝对优势，加上长期养精蓄锐，打得楚军手忙脚乱，被秦军在蕲南（今安徽宿县以南）一举歼灭，项燕自杀身亡。秦军乘胜分兵攻掠楚国城镇。一年之后，到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完全平定楚地，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