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丧师在于轻敌冒进；王翦大胜在于老成持重。战前，王翦冷静地分析敌情，确立了“以重待轻”的作战方针。在作战过程中，他率大军深入敌境，不恃强轻敌，不贸然出战，而是筑垒设防，固守示怯，麻痹和松懈楚军斗志，一旦战机形成，便挥兵而出，歼灭敌军。
八、以严待懈
即以我之军纪严明，戒备森严，击敌之军心涣散，部队懈怠。我戒备森严，则力强，敌军涣散懈怠，则力弱，在此情况下，我胜敌败，势在必然，此亦借力之一法。如韩信之破齐，黄忠之杀夏侯渊，李靖之破颉利，即提供很好的战例。公元前203年的韩信破齐之战和公元625年的李靖与颉利可汗之战都体现了“以严待懈”的战法。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楚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齐王田广为防汉军进攻而屯重兵于历下（今山东济南）。刘邦派郦食其以威胁利诱说齐，使齐王许降汉，撤除历下重兵。齐王日与郦生纵酒为乐。韩信听说郦生说齐王成功，乘其懈，率军袭破历下，进占临淄。公元603年，李靖率三千骑自马邑（今山西朔县）趋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颉利可汗大惊，账部数恐。李靖潜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夜袭定襄，破之，颉利可汗脱身遁碛口（今内蒙古固阳西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之东），走保铁山（今内蒙古固阳县北）。颉利可汗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李靖往迎之，太宗又派唐俭等前往安抚，颉利军心懈怠。李靖督兵疾进，大破颉利。颉利仅以身免，旋被俘。
以严待懈，是以逸待劳战略的一种方式。黄忠智斩夏侯渊，正是成功运用以严待懈计谋的结果。
按照演义的描写，黄忠用计战败魏军之后，乘胜前进，直逼定军山下。而夏侯渊则据山坚守不出。此时，法正发现定军山以西有一座高山，便劝黄忠乘夜夺占制高点，瞰制魏军。这样一来，由于蜀军在“山上足可下视定军山之虚实”，给魏军带来很大威胁。而蜀军占据制高点，行动上要主动得多，但法正没有单单依据地利，而是重在人谋。他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又想出一条妙策：“将军（黄忠）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顶。待夏侯渊兵至，吾举白旗为号，将军却按兵勿动；待他倦怠无备，吾却举起红旗，将军便下山击之。以逸待劳，必当取胜。”
夏侯渊见黄忠夺了对山。怒曰：“占了吾对山，观吾虚实，如何不出战？”张邰苦谏不听。于是夏侯渊分军围住对山，大骂挑战。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黄忠只不出战。午时以后，法正见曹兵倦怠，锐气已堕，多下马坐息，乃将红旗招展——鼓角齐鸣，喊声大震，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大喝一声，犹如天崩地塌之势。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上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雷吼。渊未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段。
两军相交，士气锐者胜。刚刚出战的部队，将士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求战心切，此时投入战斗，将士奋勇杀敌，常可以一当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士的体力消耗增大，精神逐渐疲惫，又没有获得可鼓舞人心的结果，必然会使士气低落，这时再战，就是强悍好斗的勇士也会无战斗之心，部队的战斗力必然锐减。因此，战争史上那些善用兵的将军，都特别强调蓄盈待竭——即面对强敌进攻，坚持“尽敌阳节，盈我阳节”的策略，在防御和相持中，注意保持和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与敌决战，老将黄忠在作战中，将兵马屯于半山，既可造成“势险节短”之势，又能以逸待劳，持重待机。夏侯渊在山脚下骂阵挑战，部队的锐气却在慢慢地消减。这个战法，同春秋齐鲁长勺之战中的曹刿三鼓而击，彼竭我盈而获胜的战法颇为相似。
兵家认为，以逸待劳、击其惰归的目的不只在于养精蓄锐，疲惫敌人；更在于审时度势，后发制人。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捕捉战机。定军山一战，如果单从形势上看，老黄忠一刀将夏侯渊斩于马下，功劳颇大。其实，就武艺而论，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虎将，多次随曹操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武艺并不在黄忠以下，为什么一合未战就成了黄忠的“刀下之鬼”？这里的原因还在于法正让黄忠出击时把握得好。他居高临下，发现“曹兵倦怠，锐气已堕，多下马坐息”，便乃时“将红旗招展”，迅速抓住了这个有利战机。可见，击其惰归，关键在于准确地掌握敌军士气由盈到竭转化的关节点，适时出击。如果一味地“待”，或者轻率地“击”，都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九、以守待攻
所谓以守待攻，就是处于防御状态时，积极寻找有利时机，转入进攻，击破敌人。这种战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敌处显著优势，已不得不取守势，以待增援，或争取时间，待机破敌；另一种情况是敌处相对优势，我则先借有利地形，暂取守势，视敌弱点，即转为进攻。
建武四年（公元28年）七月，光武帝刘秀派马武、王霸围剿起义军周建部于垂惠（今安徽蒙城以北）。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起义军将领苏茂率五校兵前往救援。苏茂、周建会合后，把马武部打得溃不成军。一些士卒逃奔时经过王霸军营时，大声呼救。王霸说：“五校兵来势凶猛，我们如果率而出战，必然也为其败，在此危急时刻，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破敌了！”遂命全军坚壁不战。军吏主张出击，王霸对大家说：“苏茂兵卒精锐，其众又多，我将士本来就有些恐惧，如果出战，一定打败仗。我们闭营固守，不去支援，敌必乘胜轻进。这样，马武军求援无望，其战自倍。待苏茂部疲劳，再乘其敝而击之，乃可获胜。”苏茂、周建果然出动全部兵力进攻马武军。合战良久，王霸军中壮士数十人断发请战，王霸这才出精兵袭击苏茂军背后。苏茂、周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
不久，苏茂、周建又聚兵挑战，王霸只是坚卧不出，并犒劳士卒，演戏作乐。苏茂军箭矢雨点般落到营中，有一只竟掉进了王霸案前的酒樽里，王霸依然安坐不动。军吏都说：“苏茂军前日锋锐已挫，现在很容易击败。”王霸说：“不对，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因此数来挑战，以取得一时之胜。如今我们闭营休士，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茂、周建虽多次挑战，王霸始终不应，最后只好引兵还营。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用兵作战之常法。王霸在对苏茂、周建作战中也是避敌锐气，以守待攻，最后取得胜利的。他在敌军气势强盛，己方难以取胜时，闭营坚守，伺敌疲敝而击之，是一成功战例。
十、以攻为守（以战代守）
《纂辑武编·守》：“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进攻和防御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战争史上，毫无防御的进攻和单纯而消极的防御都是注定要吃苦头的。
守城的一方，只在城内固守，粮食、武器不足，又不能消耗敌有生力量，长期围困可将城中之人困死。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所说：“守城不劫寨，是守死尔。”所以，守城必须不断组织兵力出击。还可以冲出包围联络援军。在防守中进行局部的进攻。这种“以战代守”的战术，是一种积极防御的谋略思想。大凡在守城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方，多采取“以攻为守”、“守中有攻”的战术。
三国时，魏将张辽以七千人守合肥，孙权以军十万人围攻合肥。张辽按照曹操的安排，守中有攻，“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他以八百多人的敢死队突然开城向孙权冲杀，“吴人夺气”。孙权围攻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三国志·魏书·张辽传》）。张辽以弱军取得了著名的合肥保卫战的胜利。
西晋末年，西晋大将王浚派遣包括鲜卑族段就六眷、末丰丕等部军队在内的五万多人马围攻石勒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石勒处于敌众我寡的境地，十分危险，部将张宾和孔苌认为，敌军“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故而不能死守。建议“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突门就是在城墙上挖的先不挖穿的小门，要向外攻时就突然将城墙穿破），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末柸账，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石勒采纳了这一建议：“率将士鼓噪于城上”，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突然在城下挖穿突门，“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取得大胜，“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晋书·载记第四石勒上》）。
唐平定安史之乱，李光弼指挥的太原保卫战也是如此。李光弼多次指挥军队挖地道出城袭击敌人，破坏敌营，又造巨大的抛石机，“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最后，“出敢死士搏贼，斩首七万级”，敌军退走，太原之围得以解除（《新唐书·李光弼传》）。也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敌军四万余人攻至城下，城内军民颇有惧心。张巡认为：“贼兵新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稍折，然后城可守也。”于是他“自帅千人，分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敌阵”；“人马辟易，贼遂退”。不久，张巡在著名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保卫战中，采取了同样的战术，又取得了很好的战果（《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
十一、以敌借敌
明揭喧《兵经百字·借字》：“己所难措，假守于人，不必亲行，坐享其利；甚且以敌借敌，借敌之借，使敌不知而终为我借，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则借法巧也。”
“借敌”，是古今中外兵家都很重视的谋略。利用敌人来削弱敌人、战胜敌人，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上兵”之策。
三国末期（公元257—258年），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对司马昭专权，被司马昭的大军围困于寿春。当时东吴孙权对诸葛诞是同情和支持的，曾先后派文钦、全怿、朱异及大将军孙綝等率兵前往救援，除文钦和全怿进入寿春城外，朱异和孙綝均被司马昭击败。司马昭为了彻底消灭围文钦、全怿两股敌人，运用了“以敌借敌”的策略，使敌内部发生变化，然后从外部进攻，大获全胜。
司马昭的第一着，是先制造谣言，说东吴救兵到，自己粮食缺乏，不能持久，故意抽出一部分老弱官兵到淮北一带筹粮，麻痹敌人。果然这一措施使诸葛诞放心，放松戒备，在城内大吃大喝。没过几时，东吴救兵并没有来，城内粮食发生恐慌。接着，诸葛诞因主张速战和文钦发生争执，诸葛诞想杀他们，蒋、焦二人害怕，出城向司马昭投降。
司马昭的第二着，是利用城内东吴将官全怿的家庭问题，使用“反间计”。由于住在建业的全怿的侄儿全辉、全仪，因家庭发生纠纷，带着他母亲和一部分家兵家将跑到司马昭的军中，司马昭便用钟会的计谋，秘密为全辉、全仪写信送给城内全怿家里，说东吴孙权因为没有取得寿春而大为发怒，要杀尽他们在建业的家属。全怿得到这个消息，遂率领几千人出城向司马昭投降。
司马昭的第三着，是借用城内诸葛诞和文钦因为火并而发生矛盾，文钦被杀，他的儿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司马昭乘此机会在城外巡视，大声告诫城内：“文钦儿子我们都不杀，其他人员何必害怕。”守城的人受了喊话的影响，人心瓦解，毫无战意。司马昭看破良机，大举进攻，消灭了诸葛诞，获得了最后胜利。
十二、以假乱真
此谋与“以假隐真”同属示形之法，只是示假隐真具有更强调主动、积极的意义。兵事贵密。争战双方，无不以各种手段制造假象，以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
1947年冬，邓小平率领部队抵黄河北岸。一日夜，驻守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哨兵，借探照灯光发现北岸水面黑压压的一片头戴钢盔的士兵默默无声地向南岸游来。敌师长命令部队：“等到共军的渡河部队进入火炮射程之内再射击，将共军全部消灭在黄河里。”渡河部队渐逼南岸。敌师长下令开火，枪炮齐发，顿时，河面上钢盔炸裂，鲜血飞溅，染红了大片河水。
突然，在敌军后方响起激烈的枪炮声，敌人阵地大乱。原来，我军主力早已趁夜色，从上游乘船和木排渡过黄河，从敌背后进攻，打垮了敌人，活捉敌师长。
而渡河部队，则全是用钢盔在下边绑着干葫芦，系上猪尿泡，里面装满红颜色水，干葫芦上还拖着一些猪肠子。此以假乱真之计，使俘虏们惊叹不已。
要做到以假乱真，首先要使“假”像“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使敌方发生错觉。如果不像真，敌看出破绽，就会将计就计，使己方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其次要精心部署“真”，使“真”的一手能真正达到目的。
十三、以少围多
大凡围攻，必数倍于敌之兵力，如孙武言“十则围之”。因而，能以少于敌的兵力达成围歼敌人的目的，确实是一种创造，没有缜密而奇特的谋略思维是不能成功的。坎尼会战，汉尼拔指挥步兵，示弱于敌，诱敌深入，运用骑兵，迂回夹击，最后把人数众多的罗马军队全部围歼，创造了以劣势兵力围歼优势敌人的范例，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
公元前221年，汉尼拔任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最高统帅。公元前218年，他率领10万大军从西班牙出发，翻越长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潜入意大利，揭开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帷幕。
公元前216年秋，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来到意大利东南部的坎尼，与罗马执政官瓦罗率领的军队相遇。双方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史称“坎尼会战”。
参加会战的罗马步兵八万人，骑兵六万人。而汉尼拔只有步兵四万人和骑兵一万四千人。战前，罗马军队开到平原上布阵。列成密集的方阵，步兵配置在中央，作为主攻力量，骑兵配置在两翼做掩护。企图以步兵的猛烈冲击，打败汉尼拔的军队。汉尼拔针对罗马步兵方阵不便于机动的特点和当地中午常刮强劲东南风的气象变化规律，将整个部队背向东南展开，以部分步兵配置在中央，两侧先靠后部署强大的骑兵和部分轻装步兵，形成一个中央向前凸出的半月形。汉尼拔以正面牵制、两侧迂回夹击的战术，围歼罗马军队。
会战一开始，罗马步兵向汉尼拔军的中央突出部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瓦罗不知是计，趁势猛攻，使汉尼拔的步兵逐渐凹了进去，形成了一个张着的大口袋。此时，汉尼拔令五百名士兵向罗马军假降。罗马执政官看到这些士兵交出武器，其余步兵后退，认为汉尼拔军队已战败，便纵兵追击。结果，罗马军陷于汉尼拔设置的口袋阵中。
汉尼拔见敌已中圈套，即令两侧骑兵夹击罗马步兵，形成了包围态势。罗马步兵遭此不意攻击，顿时阵势混乱，溃败逃跑？汉尼拔马上令右翼骑兵追击逃敌，左翼骑兵迂回敌后，断其退路。双方展开激烈的厮杀。中午时分，东南风大作，狂风夹着沙石向罗马军队席卷而来，罗马军被沙石打得连眼都睁不开，阵势更加混乱不堪。这时，假降的五百名汉尼拔士兵，掏出武器，杀向敌人，罗马军队在汉尼拔军四面环攻下，死伤遍野。此战持续约12小时，罗马军被歼7万余人，被俘1万余人，只有一小部分（约200名）残敌在执政官瓦罗率领下趁夜侥幸溃逃，汉尼拔的军队仅伤亡约六干余人。
十四、以虞待不虞
《孙子兵法·谋攻篇》：“知胜有五：……以虞待不虞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