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寇勿迫
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用兵八则之一。《后汉书·皇甫嵩传》引作“穷寇勿追”。对于势残力竭的敌人，在追击时要讲究策略，不可操之过急，不可逼迫太甚。否则，有可能使敌垂死挣扎，拼死反抗，给歼敌带来困难。《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威王问孙膑：“攻击走投无路的穷寇应该怎么办呢？”孙膑回答说：“……不要过于逼迫，等敌人寻求生路的时候再设法消灭它。”
东汉末，中平元年，韩忠起义军反叛，固守宛城。汉将朱儁攻城西南，朱儁奉朝廷之命，率兵攻城，攻入外城，韩忠率义军退保小城。朱儁进攻小城，韩忠被迫提出投降，朱儁不允。朱儁加紧围攻小城，屡攻不克。朱儁登山观察内城形势，看到外边围得严密，城内攻击又急，降又不能降，出又出不出，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韩忠只有死战。朱儁观察之后，始知穷寇勿迫的道理。最后采取网开一面的谋略，下令撤退军队，暗中布下伏兵。韩忠不知是计，贸然出城追敌，遭敌伏击，韩忠大败，起义军被杀万余。
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燕军久围邺城。城中粮秣俱尽，邺城守军削木饲马，坚决斗争，毫无降意。燕王慕容垂谓诸将道：“苻丕穷寇，必无降理，不如退屯新兴城，开其西归之路，以谢秦王畴昔之恩，且为讨伐丁零翟真计。”于是燕军暂解邺城之围趋新兴城。接着撤围，网开一面。不久，苻丕放弃邺城回长安，邺城遂为慕容垂占领。
“穷寇勿迫”在具体运用时，应视情况而灵活处之。如果确有合歼之把握，却以“穷寇勿迫”之由而不集中兵力给予歼灭，就在实质上违背了因敌制变的基本用兵原则。鲁迅先生倡导穷追猛打落水狗的精神，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号召我军将士“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军事指导上，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这些，都弥补了“穷寇勿迫”之韬略的不足。
二、归师勿遏
《孙子兵法》云：“归师勿遏。”这一谋略要求，对正向本国撤退之敌军，不要去阻挡。在冷兵器时代，孙武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对这一谋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归师”是否阻击或追击，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是说凡是撤退之敌都不能阻截。《百战奇法·归战》对此谋略的认识比孙武进了一步，它主张：“凡与敌相拒，若敌无故退归，须详加审察。果力疲粮竭，乃可袭迫，否则必中其计。”这就对“归师勿遏”的谋略作了具体分析。归师，有真正的败归，也有“佯败诱敌”的主动撤退。不分情况，盲目行动，要么上敌圈套，要么坐失良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载，建安三年三月，曹操亲率大军围攻张绣。不久因袁绍将袭许昌而解围北归，张绣率众追击。此时刘表凭险固守，以扼曹归路。曹操前后受敌，不得前进。在此情势下，曹操利用夜暗，凿险伪遁，并设伏兵以待张绣。天明之后，张绣误认为曹操逃，率兵追击。被曹击败。事后，曹操在回答荀彧问题时说：“张绣的失败在于遏吾归师，而与吾死战。”
对归师的遏与不遏，必须以归师的特点、真伪而定。如曹操之归，不是盲目的逃跑，而是一个精彩的谋略活动。张绣误以为曹操仓皇败走，不知有诈，上了圈套。
三、饵兵勿食
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用兵八则之一。饵兵，免为敌乘。“饵”，作为示敌以利，形式很多。《百战奇略·饵战》云：“所谓饵者，非谓兵者置毒于饮食，但以利诱之，皆为饵兵也。如交锋之际，或乘牛马，或委财物，或舍辎重，切不可取之，取之必败。”
饵兵还有另外几种情况：用小部队或假情况向敌人卖出破绽，引蛇出洞，诱敌就范；为掩护大部队作战，随时派出小部队示机于敌，纠缠和牵制敌人主力，使敌人为小利而失战机。
《魏书》云：建安五年，袁绍亲率大军追击曹操。曹军驻在南坂，只有六百骑，袁绍有五六千骑，十倍于曹。操令骑兵下马解鞍，放马休息，并将军用物资放在道上。这时，诸将见敌骑甚多，请求回去保守营垒。苟攸说：“这是诱敌之计谋。”袁军至，因争辎重，队形混乱，曹军乘机反击，大破之。
1916年，德国海军在日德兰海战中，以战列巡洋舰进行佯动，诱使英舰作战出海，将其引向德军主力，予以歼灭。英国获知德军阴谋，将计就计，乃以全部舰队兵力展开，使德军企图破产。这是一个“勿食饵兵”的战例。
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指挥员所掌握的敌我双方面情况，往往存在着矛盾：是利益，还是诱饵？是可乘之隙，还是敌人的圈套？是敌人行动中的漏洞，还是有意安排？是因天时地利造成的偶然机会，还是敌不按常规而制定的一种奇计？在矛盾思维中，头脑简单固然容易上当，犹豫迟疑也会失去战机。妥当的处理是：谋定而后动，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定下正确的决心。
四、佯北勿从
《孙子兵法·军争篇》用兵八则之一。这一谋略要求对出现败退的敌军，慎勿跟踪追击，以免遭敌埋伏。《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云：“敌人奔北，必审真伪。若旗鼓齐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去，非败也，必有奇也，不可从之。”佯北是为了诱敌，在冷兵器时代，假败诱敌是出奇制胜战略应用的一种形式。它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判断敌情，不可轻易追击，受骗上当。在公元前684年，曹刿在鲁长勺之战中，带领士兵，一鼓作气，取得胜利。当敌军溃逃时，他不是马上追击，而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怕齐国假装逃走，设下伏兵，可下车“视其辙乱，望其旗靡”，这样才放心大胆进行追击，将齐军赶出鲁国国境。这个战役表现了曹刿在指挥上态度极其慎重。
自步骑兵取代车战之后，“诡道”盛行，战争状况十分复杂，辨别真伪虚实的确不容易。有时由于虚实不明而受骗上当，战史上不乏其例。如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由减灶法示弱，以欺庞涓，把齐军的佯北看成了真败，误入迷谷。三国时代在吴蜀之战中，陆逊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长驱直追，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全军覆没，死于白帝城，一蹶不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常以大踏步的后退，牵着敌人鼻子走，在广阔的战场上奔跑，创造一个个有利战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人有生力量未受重大损失就突然放弃进攻，或由坚守而改为退却时，对敌人的举动要通过情报人员掌握清楚。当我只取得初战胜利，即发现敌人退却时，切记不应低估敌人的力量，而进行追击。这样会吃亏上当。
拿破仑从战争实践中体会到：对于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拿破仑这里讲的眼力，就是指预见力和识别力。列宁在《带白套的“革命家”》中说：“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指挥员要能够从顺利中看到隐藏的危机，从困难中看到战局转化的希望，从敌之北归中分析真伪，从复杂的现象中认清敌人行动的本质，以便把战争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五、锐卒勿攻
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用兵八则之一。要求勿攻敌精锐之处。孙武曾提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原则。“锐卒”，不仅指士气，更主要的是指敌人精锐的部队。对这样的敌人，应暂且避之，待时机成熟，再攻取之。
《管子》说：“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进攻敌人，打击精锐部分，就会碰钉子，打弱点则容易成功。“锐卒勿攻”告诫人们，对敌精锐之师，不可强攻，力避以硬碰硬。
公元29年，东汉光武帝派马武、王霸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将领苏茂率五校兵求援，将马武打得大败。王霸却不出战，告诫部属：“苏茂兵卒精锐，其众又多，慎勿出战，我军此时出战，一定打败仗。”王霸懂得“锐卒勿攻”的战略。待到苏茂与马武交战很长时间后，王霸才用精兵从背后袭击苏茂军。苏茂腹背受敌，惊乱败走。王霸不攻锐卒，待机破敌，这是一个成功的战例。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回纥军大举犯境，前锋已临太原城下，唐王朝派兵出击。李白良建议说，回纥精锐远来，其势正锐，难与争锐，不如在敌归路上急筑二垒，派兵守卫，回纥军来到之后，我则坚壁不战，待敌师疲惫自退时，再以城中大军追击，二垒之军遏其归路，使其腹背受敌，就能取胜。但河东节度使留后鲍却不同意，派大将焦伯瑜“卷甲而趋”，至50里外与敌交战，一战即溃，死伤万余。留后鲍不懂“锐卒勿攻”的规律，其失败是必然的。
“锐卒勿攻”是根据两军兵力对比而言的。如果我之兵力较敌绝对优势，完全有歼敌的把握，则不可套用“锐卒勿攻”。
六、围师必阙
《阵纪·卷二》云：“大抵围师必阙，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兵厚处必敌根本之地也，观其不治而冲之者，不但欲出，更乱其营，所谓一击而百万破。此又在用者审势相机，亦未可执其‘围师必阙’一语，反为所陷。”
这一谋略的基本要求是对已被围之敌网开一面，让其逃出，但在开放一面设下埋伏，聚而歼之。古代作战，包围城池的情形很多。对于攻城一方来讲，应考虑到，守城军民被围之时，如果城被攻破，其后果不堪设想，故往往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而决心死守，这样的守城就难以攻破。《百战奇法》云：“围战之道，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开一角的目的是向城中“示生路”，城中被困军民为求生路而开城突围，而开城突围时，又往往各自夺路，军心涣散，可伏精兵于敌路以待，在局部变进攻为伏击，往往可以消灭突围之敌，以较小的代价攻下城池。
《三国志》载，公元206年，曹操将袁绍残部高干围于壶关，四面围攻，久不能下。操生气道：“等攻城，将城里人全活埋掉！”这话传到城里，人人拼死作战，固守城池，无法攻破。曹仁说：“城围得不能太死，要留出一条活路。现在围城这么死，还宣告攻下城后把城里人都活埋。城中人当然要以死固守。壶关城池坚固，城内粮多。攻则多伤亡；不攻长期暴师于城外，消耗太大。这样攻城并非上策。”操依其计，网开一面，让敌逃出城外，脱离城防工事，然后设伏攻歼，很快破敌夺关。
围师必阙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志，因而击之，虽众必破。孙武讲的这段话，就是指利用良好地形伏击敌人时运用围师必阙的具体方法。
不过，“围师必阙”含有权诈之术，阙之前面多有诡伏，凡有经验的指挥员都懂得这一点。所以，真正高明者，从不机械搬用此一原则。例如，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把“围师必阙”这一古代军事思想，发展为“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新战法。在淮海战役对敌实行紧缩包围时，开始我军也曾考虑过敞开一个缺口，让敌人突入我伏击圈，再割裂歼敌。但估计到敌人会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因此，前委一反常规战术，采用紧缩全范围困饿而歼之的对策，也就是“围师不阙”，取得了预期的战果。
七、高陵勿向
《孙子兵法·军争篇》用兵八则之一种。陵，大土山。高陵，指高大的土山。向，对着。就是说，如果敌人先占据了高山阵地，不可强行仰攻。诸葛亮《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也说过：“山陵之战，不仰其高。”这是具体的战术指导上的谋略。孙武提出了八种用兵方法，是根据当时的战争特点，武器技术特点提出来的。但军事活动千变万化，远非此八种情况可以概括，关键在于根据具体情况，活用原则。在孙武时代，作战主要以车和短兵器，如果仰攻占据制高点的敌人，一般是很难成功的。即使攻下，伤亡必定很大，得不偿失。孙武在《行军篇》又提出了部队通过山地时，应沿山谷行进，驻于高处，使视界开阔。敌占高地，不要仰攻，即“战隆勿登”。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避免正面进攻，另择敌之薄弱环节以击敌。
战国末期，赵国派赵奢率军救韩，赵奢大破秦军，解韩之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奢接受许历之计，先居北山制高点，秦军至，但为时已晚。秦军仰攻，争山不得，赵奢军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这个战例说明，在使用冷兵器作战条件下，仰攻已占据制高点的敌人，一般是不易成功的。
现代战争，武器装备已和孙武时代绝然不同。远射火器和空中武器的出现，使这种适应历史条件的战术原则失去了普遍的意义，高陵成为可向。“高陵勿向”并非绝对的，即使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敌占之高陵是关系战争全局胜利的要地，己方又有条件夺取高陵的话，也应不惜付出一些代价来夺取它。这实际上也是要求依据战场情况，权衡利害，作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任何谋略，都是一定时代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今天再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这种谋略显然是不行的。但应该认识它的实质，因时、因地、因敌之变化而发展它和灵活运用它。
八、争地勿攻
所谓“争地”，是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重要地方，为兵家所必争。按孙武解释为：“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孙子兵法·九地篇》）孙武提出了对这种必争之地要“无攻”，要“趋其后”。其意并非放弃夺取对己有利的“争地”，而是要采取相应战法，或夺取之，或固守之。关于这个问题，吴王与孙武曾有一段对话。
吴王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
武曰：争地之法，（张预引注，“争地之法”后有“让之者得，求之者失”）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予，人弃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还斗，伏兵勇起，此全胜之道。
可见，对争地，孙武并非不要攻取，而是针对“先占”或“后占”采取不同的战法。
《百战奇法·争战》云：“凡与敌战，若有形势便利之处，宜争先据之，以战制胜。若敌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变则击之，乃利。”此说对争地之战法与孙武同。
公元234年，诸葛亮率众十万北进，打算攻占北原要点，这样可以“隔绝陇道”，迫使魏军出战。魏将郭淮料到诸葛亮这一着，于是抢先占领了北原。堑垒未筑好，蜀军果然来到，郭淮先居要地，迎击蜀军。诸葛亮终于未攻下北原。
诸葛亮深知“争地勿攻”的道理，因而，“后数日，亮盛兵西行”，郭淮的部将都以为诸葛亮要放弃北原要地而要进攻魏军大本营。按诸葛亮之意，是因敌先得要地，故引而佯走，趣其所爱，诱敌出救。但这一企图仍被郭淮识破，认为“亮见形于西，欲使兵众应之，必攻东耳”。其夜，蜀军果然东攻北原东边的阳遂。郭淮则有备无败，再次破坏了诸葛亮的计谋。诸葛亮此次北进，遂以失败告终。
“争地勿攻”并非不攻不占，而是要以谋取胜。“争地”，不管谁先占，都是有利的。因而军事家们都强调先敌占领。但在夺取争地的战争中，怎样以小的代价而取胜，要看双方的谋略谁更胜一筹。
对于争地，当然也不光以上两种处置方法，还有另外一些情况。如要地空虚，双方都力求争夺，胜负未决。这种情况下，谁先占领，关键在于双方距要地远近，道路状况，运输工具优劣，进军速度等。可以快速部队进至要地后方，在敌来路上占领有利阵地，阻击、迟滞敌人，以掩护主力占领要地。或者敌方虽已先据争地，但立足未稳，民情不安，我之实力又有绝对优势，也应乘势攻取。或者我已占领，但敌有绝对优势兵力，我不足以固守，也可放弃该地，令敌取之，借以分散敌人，再伺机杀伤敌人，造成我之优势，在条件成熟时再夺取之。
九、见可而进
《百战奇略》云：“凡与敌战，若审知敌人有可胜之理，宜速进兵以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