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争，还是不争？是攻，还是不攻？在决策的十字路口，如果放弃总的战略目标；如果为眼前的困难或小利所惑；如果只凭主观估计办事，而不进行定量分析，统筹计算；如果前怕狼后怕虎，犹豫徘徊，就会一步失足，陷入被动，甚至留得千古遗恨。
在现代战争中，随着部队机动能力的空前提高，战术上的“蛙跳式”攻击，逐渐取代以往的逐点争夺；战略上的纵深穿插、侧翼迂回和空降兵的“中心开花”作战相配合，常常使对方的战略防御一举失去平衡。战争的实践证明，固若金汤的要塞防御，直接被攻克夺取者甚少，而被间接的军事行动所瓦解者甚多。因此，进攻者的“箭头”常常都是指向对方防御者的背后。
十八、隔岸观火
这一策略有点类似反间，所不同的是，用此术者并不派出间谍去离间敌方，而是不动声色地让敌方内部互斗。此计之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隔岸观火”、“以静制动”的谋略。最擅于此道的是曹操。
《三国演义》记述了曹操在平定河北时，两次使用“隔岸观火”、“以静制动”之计，诱使敌人内部变化，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曹操第一次“隔岸观火”，是在袁绍死后，曹操亲率大军前来讨伐袁氏兄弟，企图一举平定河北。曹操的军队以破竹之势攻占了黎阳，很快便兵临冀州城下。袁尚、袁谭、袁熙、高干等带领四路人马合力死守，曹操连日攻打不下。谋士郭嘉献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曹操从其言，留下贾诩守黎阳，曹洪守官渡，便引军征讨刘表。果然，曹军一撤，袁谭便同袁尚为争夺继承大动干戈，互相残杀。斗争结果，袁谭失败，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乘机再次出兵北进，杀死袁谭，打败袁熙、袁尚，占领河北。
曹操第二次“隔岸观火”，是在平定河北之后。当时，袁熙、袁尚被打败，逃往辽东投降公孙康。夏侯悖等人劝曹操道：“辽东太守公孙康，久不宾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为后患。不如乘其未动，速往征之，辽东可得也。”曹操却笑着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不信。但不久，公孙康果派人送来袁熙、袁尚的首级。众将大惊，俱服曹操料事如神。曹操乃大笑：“不出奉孝之料！”原来郭嘉临死前留给曹操一封信。信中写道：“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原来，袁绍在日之时，常有吞并辽东之心，公孙康对袁氏家族恨之入骨。这次袁氏二兄弟去投奔，公孙康就存心想除掉他们，派人探听曹军动静。当细作回报“曹公兵屯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时，公孙康立即将袁熙、袁尚斩首，使曹操兵不血刃便达到了目的。
《孙子兵法·火攻篇》后段提到，战争是利益的争夺，即使打了胜仗，攻取了几座空城，如果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而自己却劳民伤财，军队长期滞留在外，这仍然是不幸的事。所以说，对待攻战问题，要慎重考虑，认真对待，切忌感情冲动，失去理智。故认为，这种慎于用兵、戒于轻战的思想同隔岸观火的意思是吻合的。可见，隔岸观火并非全然坐观，等到时机成熟，就要由“坐观”转为“出击”
《三十六计》关于隔岸观火之计是这样解释的：当敌方内部矛盾趋于激化，产生混乱，我便静待它发生暴乱。敌方反目为仇，势必自取灭亡。这就是以柔顺的手段，坐待愉快的结果。实施这一谋略，要求在敌方内乱时，不能轻易逼近，否则，可能使敌一致对外。通常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敌方矛盾突出，相互倾轧的气氛越来越暴露时，不可急于去“趁火打劫”。操之过急常常会促成其达成暂时的联合，从而增强敌方的还击能力。故意让开一步，坐待敌方内部对抗矛盾发展，以致出现互相残杀的动乱，就会达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
十九、以静待躁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此处的“以静待躁”与“以静待哗”在谋略意义上是相同的。意思是说，以沉着安静的态势，乘机进攻浮躁不安的敌人。或是以冷静的态度，控制动荡不安的局面。公元617年，唐太宗霍邑（今山西霍县）之战，虎牙将宋老生精兵2万屯霍邑不住，太宗与建成数十骑至霍邑城下，举鞭指麾，像要围城的样子，且高声辱骂，宋老生大怒，引兵2万出城，愤怒轻躁，导致大败，就是以静待躁的战例之一。
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以90万军队攻晋，时东晋总兵力不超过15万，局势危急，朝野震动。执掌朝政的宰相谢安竞从容出游，照常会见亲朋好友，并命谢玄和他下棋。之后，又独自出游，至夜方归。但在这平静之中，他看到了秦军的上下离心，将士厌战，沉着果断地调兵遣将，大败秦军。唐李白诗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曹操平定袁绍、袁术后，派张辽前去屯兵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以防备荆州刘表。张辽会集手下众将，正要出发。但当天晚上，军营中有人谋反，火光冲天，军中大乱。张辽对手下说：“大家不要动，这不是一营全反，有个别人想图谋叛乱，趁机惑众。”张辽下令：“不反的人老实坐下！”张辽手下几十名防卫亲兵站成一圈，警卫中军。军中士兵听到张辽号令，都老实安定。不一会儿，便弄清最先谋反的是谁，张辽立即命人杀掉。于是一场谋反引起的大乱便被平息了。
荀攸是荀彧的侄子，其谋略与才智，堪比乃叔。曾因谋杀董卓事败露，被关在狱中，幸董卓被杀才幸免于难。出狱后政府召他担任要职，他却请求做个蜀郡太守。曹操迎天子到许县后，写一封信给他，说：“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智谋之士劳心费神之时，而你却在蜀汉静观时局变化，不要坐山观虎斗。”召他为汝南郡太守，入京任尚书。建安三年，苟攸随从太祖征讨张绣。苟攸说：“张绣与刘表互相依赖，力量甚强，但张绣是流动部队，食物要仰仗于刘表，刘表无力供给他，双方势必背离。我们不如暂停进军，以观其变，这样可以诱使他们发生矛盾……终于进军，到了禳县，与张绣作战。张绣危急时候，刘表果然来救，曹军两边受敌，处于不利境地。曹操对苟攸说：“当时没有采纳你的意见，才导致这个局面。”荀攸说：“现在还来得及。”随即截断刘表援军退路，刘表撤退，张绣一看刘表后撤，就没有信心。接着曹军设置奇兵再战张绣，将张打得大败。（《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用兵之道，不必泥古不化，而在于见机而动，知难而退。北凉开国君主段业生性愚暗，短于谋略，却偏偏自以为是，所以在战场屡吃大亏，幸好他的部将沮渠、蒙逊机智过人，才使他免于灭顶之灾。其后吕光派吕绍、吕纂率军讨伐段业等人，有志在必得之势。段业向南凉秃发乌孤求援，秃发乌孤派秃发鹿孤和杨轨前来救援。吕绍一看段业援兵到来，实力猛增，就有些胆怯，想从三门关依山东行。吕纂不以为然，他说，段业等人兵马虽多，毕竟是与借来的援兵合作，大家不可能团结合作，只要我们结阵前冲，他们必然各怀异志而不敢应战，反之，我军若依山东行，表明懦弱怯阵，他们便会立即联手对付我们，将我们击败。于是吕绍、吕纂率领后凉兵马向南开去，并不回避北凉和南凉的联军。段业准备出兵迎击，蒙逊力谏不可。蒙逊倒并不惧怕后凉兵马，他是考虑到南凉援军也不可靠，尤其是杨轨阴险诡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后凉军队一旦置身死地，必然会奋勇冲杀，后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作战绝对捡不到便宜，假如杨轨又在背后发难，那就不再有北凉这个国家了。只有拒不交战，才能稳如泰山。段业也意料到形势的严峻确实如此，总算采纳了蒙逊的意见而按兵不动。吕绍、吕蒙一看北凉摆出以静制动的架势，也不敢贸然进击，观望一阵之后，便撤军回后凉去了。
二十、等待天时，避其锋芒
周迪以临川为据点，起兵对抗陈王朝，郢州刺史、平西将军章昭达领兵前往征讨。周迪失败后逃亡，被陈宝应接纳。天嘉四年，陈宝应、周迪进攻临川，朝廷又以章昭达为都督征讨。章军到达东兴岭，周迪败走。章率军越岭进驻建安，进攻陈宝应。陈宝应占据建安、晋安二郡之间，重重布防，抵抗章昭达。章进攻不利，就据守上游，命令军士伐树木为筏，上设拍车，用绳索连结，夹水而阵。陈宝应多次挑战，章按兵不动。不久天降暴雨，江水猛涨，章令军士解开竹筏，用拍车冲击陈军水营，大获全胜。又出兵攻陈的步兵，正好陈世祖陈蓓派遣余孝顷从海道增援，两军合力，大败陈军，俘虏留异、陈宝应等人，安定了闽中地区。
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将领之一葛荣攻城掠地，自称天子，建国号齐。魏冀州刺史源子雍与裴衍发邺郡兵将进讨，源子雍认为调兵出战，冀州难守，便上书道：“目前，贼军粮食极度缺乏，仰仗打掠以充补给。而朝廷将士丰衣足食，兵卒饱暖。为今之计，我宜高壁深垒，不与其争锋，他们求战不得，野掠又无所获，不到数十天，我可坐制凶残之敌。”但裴衍再次上表请求调兵出战，朝廷便下诏指示源子雍与裴氏一道从速进发，源子雍一再坚持不发兵，并说此请若不获准，恳请皇上让裴衍独自领兵前行，假如不能解除自己之职，则请阻止裴衍的轻举，若硬逼着与他同行，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朝廷下诏不准，源子雍只好与裴衍一道进发，大军到阳平郡（今河北大名县一带）东北的漳曲时，葛荣率锋头正健的起义部队10万人围逼魏军，交战之中，源子雍战败身亡，朝野十分痛惜。
唐宝历二年，幽州卢龙节度使朱克融扣留朝廷派去的杨文端，奏称今年三年春衣不足，要求皇上拨给一季春衣，大约30万匹，又请求允许他派工匠五千帮助修复东都。唐敬宗对朱克融的态度，甚是担忧。问宰相说：“对于朱克融的要求，如何处理？我想派一重臣前往抚慰，顺便将杨文端带回来。”裴度说：“朱克融出身暴徒的家庭，现在无故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定会自取灭亡，陛下不必担心。这个叛逆只敢在他的老巢无礼，不能离开幽州半步。因此现在既没必要派使者去慰问，又不要索取所扣留的杨文端，只要延缓10天以后，给他下一诏书说：‘听说朝廷派去使者有失体统，等他回来作处理。所说派工匠5000人前来助修东都，大可免除。又听说三军春衣一事，朝廷只有因为出兵打仗时才赏赐，现在无缘无故赐给范阳的军队春衣，不符合有关规定，这点你应该清楚。’只是这样处理就行了，陛下更加不要介意。”唐敬宗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果然不出所料，唐敬宗诏书下达不到10天，幽州发生兵变，朱克融及其二子被杀。
“以治待乱，此治心之术。”治，包括内容很广，国家治可求安，军旅治可求胜。战争胜负，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国家政局不稳，动乱不堪，经济凋敝，在外患来临之时，就不可能取胜。两国交战，治者胜，乱者败，古之常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治”，非朝夕之功，靠日积月累。
公元前564年，晋悼公时，晋以治闻名。晋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军昼夜兼程，想趁晋军不备，借夜暗掩护，直进至晋军营门，使晋军无法出营列队。晋军面对不利局势，丝毫不乱，从容于营内平灶掩井，排列阵势。并以“三分四军”之法对付楚军，使楚军疲惫。楚共王本想出其不意进攻晋军，以造成晋军内部慌乱，却被晋军从容而解。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社会团体，无不励精图治。只有严治，才能恶人畏惧，防止动乱；只有久治，才能国泰民安，人心归向。唯有以治待乱才是胜策。那种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或是依赖临时应付，虽然可能暂时渡过难关，但人民是要付出许多血的代价的，也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二十一、兵以静胜
战国《尉缭子·攻权第五》云：“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这一谋略的意思是说，军队坚定沉着，就能克敌制胜。兵之所以能以静胜，一则由于“静则无形”，敌不知我之行迹，无法知道我之虚实和企图。不知我所防何处，薄弱何处，因而不知从何处向我进攻。不知我从何处向敌方攻击，因而也就不知应在哪里防守。二则由于“静则不躁”，不易暴露自己的弱点，敌人找不到可乘之机。将帅冷静，就能缜密地考虑问题，判断准确，出奇谋，定奇计，做到“多算胜”。军队能保持良好的战略状态，良好的纪律和秩序，能坚决执行命令，密切协同。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奉命率军征讨，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坚壁拒守。吴、楚军进攻梁国睢阳，梁派使者请求周亚夫驰援，景帝也派人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却按兵不动，只派了一支轻骑，切断吴、楚军粮道。吴、楚军久攻不下，粮食匮乏，急于同汉军主力决战，而周亚夫一直坚壁不出。吴、楚军求战不得，士卒饥饿，斗志衰竭，只好退兵。周亚夫乘敌撤退之机，派精兵追杀，大破吴、楚联军。
“静”与“动”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绝对的“静”是不存在的。“兵以静胜”强调的是以静制动，以静胜敌。先静而后动，静中亦有动。静是为了动，没有动，静就失去了意义。战争必以一系列敌我消长的活动而最终决定胜负。不动，就不能消耗和灭亡敌军。周亚夫不顾梁使请求、景帝命令而按兵不动，总体上是“静”，但同时也派出一支轻骑断敌粮道，可以说是“静中有动”。所以，“兵以静胜”的谋略，应该深刻理解“静”的内在涵义，统兵打仗，须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大意，不可轻动，更不可妄动。也不能把“静”看成保守的消极的等待和观望而贻误战机。
二十二、以怒致敌
《历代名将事略》云：“误敌之方，不可悉数。……其道一在疑之；动而若静，则疑我之休兵……一在形之：欲东而形之以西，欲西而形之以东。一在致之：以怒而致，以情而致，挑以害而致……凡此疑之、形之、致之，皆误敌之要也。”这一谋略的核心是激怒敌方将帅，使其失去理智，出现错误。
《资治通鉴·晋纪》记载：公元357年，姚襄带兵占据黄落，前秦君王苻生派大将黄眉、苻道、邓羌等，领军进攻姚襄，姚襄坚守不出。邓羌向黄眉建议：“姚襄被桓温、张平打败，部队锐气已经没有。但姚襄性情暴躁，如果我们打着战旗大叫大嚷，直逼营垒，向他挑战，他一定会被激怒，出营应战，这样就可以将其擒获。”邓羌率领兵3000，直逼黄落城门，摆开阵势。姚襄大怒，所有部队倾城而出。邓羌佯败而走。姚襄追到三原，进入黄眉的伏击圈，这时邓羌回军再战，黄眉等的大军也相继到来，大败姚襄。
任何谋略在实行过程中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己，亦取决于敌。你用“以怒致敌”之谋，我则可能考虑到“激怒思变”之策，不被感情左右，冷静对待，沉着应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