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赤壁战后孙、刘、曹三家的战略意图
荆州有八个郡。赤壁战后，刘、孙、曹三家瓜分荆州地盘。孙权占有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占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曹操虽然败退北方，仍扼守南阳、襄阳二郡。这时，除刘、孙、曹三大集团外，其余的残余割据势力，只有关中的马腾、韩遂，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和辽东的公孙渊了。三家瓜分荆州，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而三角斗争表现在荆州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也更尖锐复杂。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感到北方威胁暂时解除，便积极向南方扩大地盘，进攻山越，将掠夺来的村社农民补充军队。孙权的战略意图不仅是“保江东，观成败”，而且是“夺取巴蜀，进占襄樊，向北方发展”。刘备独树一帜，荆、益二州地居上游，足以威胁江东，所以此后在三角斗争中，孙权把刘备与曹操都看成是敌人，想在曹操与刘备势不两立中讨便宜、图发展，对刘备表面上联盟友好，而内藏私心；对曹操既敌对，又不惜妥协求全。
刘备在益州建立统治权以后，仍将荆州战略要地控制在手，刘备只有跨有荆、益二州，才好实施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两路出兵以兴复汉室的战略计划。如果失去荆州，则“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一路就断了，蜀汉要进攻曹魏就只有“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一路，困难就大了，所以荆州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刘备始终把曹操看成是主要的敌人，势不两立，在外交上主张联吴抗曹。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看到孙权和刘备的势力一时尚不能消灭，他的战略是：集中主要精力，整顿内部，恢复生产，经略西北，并企图向汉中、巴蜀扩张势力，统一北方。因此，他对孙权、刘备采取战略防御。在长江北面，控制几个战略要点，在荆州方向，扼守襄阳、樊城；在淮南方向，控制合肥、寿春。在三角斗争中，曹操对刘备抱敌对的态度，针锋相对，不妥协；对孙权采取一打一拉，破坏孙、刘联盟，孤立刘备，挟制孙权。
从三家的战略意图可以看出，赤壁之战后，曹操的矛头转向西北，在荆州地区采取战略防御，而孙、刘两家却都想占领荆州，进图中原。这就使三家在荆州的矛盾激化，孙、刘两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二、樊城之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夺取汉中，又派孟达、刘封占领汉中东部的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上庸（今湖北省竹山东南），势力更加扩大。七月，孙权进攻合肥，曹操诸州兵马东调淮南，与孙权作战。关羽利用这有利形势，亲率主力北攻樊城。当时，曹操部将曹仁镇守樊城，于禁、庞德等军驻樊城北侧，徐晃驻南阳，相机策应曹仁。八月，大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水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军数万人被俘。关羽乘势围攻樊城，并攻打襄阳。荆州长史胡修和南乡太守傅方均投降。关羽先头部队进占偃城。陆泽（今河南省嵩县西北）人民也起兵反曹，响应关羽。当时关羽的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到不安，准备迁都。在此关键时刻，司马懿献策：“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策略，派使者去见孙权。不久，孙权的使者来到洛阳，向曹操交了一封密信。信中说：“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备。”
曹操阅信后，询问他的僚属。许多人认为应该为孙权保密，谋士董昭却不同意保密。他认为：“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如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
曹操认为董昭的意见很好，即命徐晃用箭将孙权书信的内容分别射入樊城和关羽的营中。被围困在樊城的将士得信后，果然士气倍增，坚定了守城的决心。关羽得信后，一方面疑心是曹操的离间计，不肯轻易相信而撤兵回江陵，使前功尽弃；一方面又担心孙权真的背盟，偷袭荆州使他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遂徘徊犹豫，进退难决。
三、江陵之战中的战略运用
早在关羽进攻樊城时，吕蒙就认为这是东吴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向孙权写了一封密信，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
孙权赞同吕蒙这个“用而示之不用”的计谋，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建业治病，秘密与他策划袭取荆州的作战方案。吕蒙过芜湖，定威校尉陆逊前来探视他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兼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
陆逊的话纵然正合吕蒙意，但事关重大，蒙未敢对逊吐露真情，只说了几句“羽素勇猛……未易图也”的话，就搪塞过去了。蒙到建业，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建安二十四年）于是权令陆逊代蒙。逊至陆口，写信与关羽，称颂羽赫赫战功，而深自贬抑，表示愿与和好。关羽果然信以为真，于是又从江陵调走了一部分兵力往援。
吕蒙之袭江陵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到寻阳，尽伏其精兵于船舱内，使船人著白衣作商贾人服，摇橹划船，昼夜潜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江陵守将麋芳、公安守将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建安二十四年）故芳、仁皆惧。于是吕蒙向芳、仁诱降，二人次第归附。吕蒙进入江陵以后，对羽及将士家皆加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民家，有所求取。”（《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蒙麾下一兵士，是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是公物，蒙仍以犯法论处，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路不拾遗。蒙更普施恩惠，使亲近存问耆老，问其所需，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服。
关羽部下吏士“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皆无斗心。蒙兵不血刃得了荆州。
关羽这时众叛亲离，自知孤穷，先走当阳，又保麦城（今湖北省当阳东南50里）。孙权使人诱羽，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孙权使朱然、潘璋断退路。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今当阳东北），即斩之。
当关羽始南还时，曹仁与诸将议。诸将认为羽已孤危，可追而获之。赵俨倡议勿追，宜纵羽使与孙权厮杀。曹仁从俨议。不久，得曹操敕令，果不令追羽。
孙权取得荆州之后，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为宜都太守。陆逊到宜都以后，击破蜀将不降及大姓拥兵者，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孙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吕蒙大功完成以后，未及受封而旧病复发。孙权时在公安，迎蒙至内殿，招募有能治愈蒙病者，赐千金。权时刻想知蒙病情，恐惊动蒙，乃穿壁看视，见蒙病稍佳，则喜形于色，为下赦令，群臣皆贺。后蒙病转重，竟死于内殿，时年四十二（建安二十四年）。权哀痛特甚。
四、战略评论
1.关羽进攻樊城战略的得失
关羽北攻樊城，导致后来东吴袭取江陵，既失荆州，又遭杀害，历来对他多有责难，说他不该冒险。这个问题值得探讨。蜀汉的基本战略，就是确保荆州，作为出兵宛洛的基地。但孙、刘两家平分荆州后，蜀汉只占有三个郡（实际上只有两个半郡），地区狭小，不具备从荆州直向宛洛的条件。失之于东吴，只好相机取之于曹魏。从荆州的地略上看，江陵与襄樊对峙。“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里，势向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这说明襄阳是江陵的门户，要保江陵，非争取襄阳不可。在东吴把湘水以东的桂阳、长沙两郡取走之后，江陵后方空虚，而且处在曹、孙两家的夹缝之中。只有北取襄樊，才能依托汉水，摆脱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从当时的形势上看，刘备略取了汉中，刘封、孟达占据了上庸，曹军主力又东调淮南，关羽乘机攻打樊城，这是蜀汉的基本战略和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无大错。但关羽最后失败了，荆州全部丢失了。错在哪里呢？关羽错在两点：（1）未防备孙权背盟。这作为军事家来说是不应该的。历来是有利则盟，损利为敌。（2）处在那种形势下，竟调用全部兵力北上，后方空虚使敌乘虚而入。加之傅、糜投敌，可谓不知彼不知己。而此次关羽的失败，刘备、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关羽错在忽略了保守荆州根本。有人认为关羽擅取东吴在湘关的大米，激怒孙权发兵袭击江陵。孙权要袭取荆州，早有预谋，难道不取他的大米，他就不发兵偷袭了吗？有的评论说“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增加了政治上的裂痕，拆散了孙、刘联盟。两家联盟是双方早先的国策所决定的，是双方利害的结合。有利可图，联盟可固；无利可图，联盟则散，儿女姻亲之谊不能作为巩固联盟的重要纽带。刘备与孙权是郎舅之亲，也不能保障两家永结盟好。
关羽坐镇江陵，前有曹操是明敌，后有孙权是暗敌。特别是在一场斗争平分荆州之后，孙、刘联盟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关羽应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处境，对孙权不仅应虚与委蛇，防其败盟，更应随时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为关羽计，应与刘备配合，不时聘问东吴，以观动静，军事上应稳步向北发展，力求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进攻，速战速决。即以蚕食的手段，捞一把就回固根本，以达扩张的目的。能取则取，不能取绝不恋战，不应在攻取樊城不下的时候，调守备江陵的兵力北上增援，使后方空虚。在获悉孙权有袭取荆州的阴谋后，不应自恃公安、江陵守备坚固，仍胶着于坚城之下，徘徊犹豫，毫不警觉傅、糜二将怀有贰心，使吕蒙兵不血刃地袭取了南郡。当年曹操围攻张绣于穰县，听说袁绍有南下袭击许昌的谋议，曹操立即解围，撤兵回许昌，避免两面作战，巩固基地。关羽在战役指导上，忽略了基地的保卫，这是一个典型战例。民间传说的“大意失荆州”，从军事上说，不是什么大意，作为镇守荆州重镇的统帅关羽，如是麻痹大意、骄傲轻敌，不固本而去逐末，是应受到谴责的。
曹操在赤壁战后十年之间，曾与刘备争夺汉中，与孙权争夺淮南，但对三家必争的荆州重地，尽管近水楼台，始终谨守襄樊，没有主动用兵来与孙、刘争夺，这可以说他吸取了赤壁鏖兵的教训，领悟了郭嘉的“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的策略。他不贪急功近利，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谋虑深远，主动撤守襄阳，把南郡的江陵这个骨头抛出去，让孙、刘两家去争夺，而坐收渔利，以及他故意泄露孙权偷袭荆州的图谋，企图使二虎相争，都显示曹操在三角斗争形势下运用谋略的高妙。
2.孙权袭取江陵的得失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中的江陵一役，东吴胜利了，占领了全部荆州，达到了“全据长江”的目的。就东吴当时的局部利益来看，似乎是有利的。可是从三国鼎立的全局和长远利益来看，东吴争夺荆州过早破坏了孙、刘联盟，这是失策的。因为赤壁战后，曹操虽然败退回北方，仍占有荆州的南郡，孙权得交州，加上原有的扬州，孙、刘的地盘都有所扩大，但曹魏国力强大，孙、刘国力弱小的基本形势并没有改变。刘、孙两家联合抗曹，才可保持三国鼎立的均势。鲁肃和诸葛亮很有战略眼光，看到了孙、刘联合的重要性。鲁肃主张继续联刘抗曹，建议把南郡借给刘备，是具有较为远大战略意义的策略。对东吴的切身利益来说，在避免南北夹击，给刘备一个抗曹正面以分曹势这一点上，也是有利的。对长江下游的安全，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但从整个形势说，如果东吴不向蜀汉挑衅，蜀汉不会大举攻吴。如果形势变化，曹魏变弱，那又当别论。
孙权评论鲁肃说：“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是其一短。”金圣叹批评说：“正是其长处，何云短耶！”金圣叹批得很好。鲁肃具有远见卓识，不愧是东吴的第一流将才。
就赤壁战后长江上游的形势看，刘备占有的荆州四郡，在长江以南，而孙权占有的南郡，在长江以北。江陵与曹操扼守的襄阳对峙。当时，曹操对荆州战场虽然暂时转取战略防御，另图关中，但他仍调集大军到长江下游的合肥前线与孙权争夺淮南，曾数次交锋。如果长江中游的江陵防务也由东吴来承担，而让刘备的军队处于长江以南的第二线，孙权在江陵、合肥两线同时受敌，是非常失策的。把南郡借给刘备，实际上是把江陵防务让给刘备，让刘备去充当抗曹的战略前哨，而把东吴的力量全部集中到合肥，抗击曹操。这样共同抗曹，曹操也就难以发展其势力。鲁肃建议借南郡与刘备的目的，不是让刘备壮大，兴复汉室。用鲁肃的话来说：“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就是使关羽为东吴承担“驱除”的任务。史载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可见曹操对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这件事，反应是很强烈的。鲁肃在三角斗争中下的这着棋——“借南郡与刘备”，比周瑜、吕蒙实高一着！
吕蒙向孙权献策，主张“先取关羽”并自告奋勇愿“为国家前据襄阳，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他反对利用关羽去做挡箭牌，而愿自己去充当挡箭牌，其勇敢可佳，其策略实拙。吕蒙这个吴下阿蒙，中年发愤读书，有所增益。他治军严明纪律，不侵扰百姓，是一个好将领。孙权称赞他“筹略奇出，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但他学兵略，只学得决胜疆场的一些诈谋诡略，如诈病回建业，白衣渡长江，他没有学得安邦定国的雄才大略。
在江陵之战中，关羽率军回救江陵时，曹操下令不许追击，让关羽回去同吴军搏斗，既减少自己的损失，又可坐收渔人之利。这是战国策士们所谓的“两利而俱存之”的计谋。这又显示曹操用兵的老练。
五、夷陵之战
1.战争的导因
关羽是刘备的亲信，他们一起打天下，情同手足。他在战斗中，曾经被曹操俘获过。尽管曹操待之甚厚，但总忘不了刘备，最后还是回到刘备身边，立过许多战功。刘备亦将他当做兄弟看待。他的被杀，对刘备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荆州是蜀国的重要军事基地，从那里北上可以攻魏，东下可以攻吴。荆州的失陷，对刘备说来是个更大的损失。
关羽从苦战到被杀时，刘备正在四川即皇帝位，顾不到东方战事。公元221年，刘备正式称帝以后，立刻决定发动对吴的战争。他借口替关羽报仇，企图收复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