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敏察诈书而知奸。《汉书》云：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霍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且自愿归符玺，人宿卫，察奸巨变。”候霍光沐日奏之，桀欲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甚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欲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论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诸葛亮观容色动而神惧，知为刺客。《藏书》云：曹公遣刺客见刘备，间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墙去矣。
陆云故纵奸而破案。《晋书》云：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等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
刘崇龟易以遗刀，得其主名。《新唐书》云：刘崇龟判案有神。广有大贾，约娼女夜集，而它盗杀女，遗刀去。贾入娼家，践其血乃觉，乘舟亡。吏迹贾捕劾，得约女状而不杀。崇龟方大飨军中，悉集宰人，至日人，乃遣，阴以遗刀易一杂置之。诘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问之，得其主名，往视，则已逃亡。崇龟取它囚杀之，声言贾也，陈诸市，亡宰归，捕诘具伏。其精明类比。
包拯见告而知盗。包拯出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蔡齐不治安荆王。《宋史》云：宋代蔡齐善于处理问题。仁宗时，有飞语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捕得系狱，连逮甚众。帝怒使齐按问之，齐曰：“此小人无知，不足治，且无以安荆王。”帝悟，遽释之。
四、察奸之术
察奸之术源于《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由于该书是以君主的统治术为主题，因而用许多篇幅论述了怎样才能看透臣下的内心。
《韩非子》的察奸术，有观听法、一听法、挟智法、倒言法、反察法等。
所谓观听法，就是不片面地根据某件事，而是进行综合的全面判断。“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大意是，如果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不参证，就不能了解真情。人往往有这样的习癖，对喜好的事乐于接受，对嫌厌的事则加以排拒。如果所“观”的事令其愉快，那么有关此事的否定的评价就不愿“听”。如果所“听”到的令人高兴，有关此事的恶劣现实也就不愿意去“观”了。了解君主这一弱点的奸邪的重臣，就往往口出蜜言，或者只让君主看到他所喜好的一面。因此，即使听到令人满意的话，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加以确证；即使看到令人满意的情形，也必须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这也是判断情报真假时基本的思维准备。
所谓一听法，是指识破隐蔽在群体之中的“滥竽充数”者。“不一听则智愚不分。”这种方法，是说若不一一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则混杂于众人之中，不能察知每个人的能力。《韩非子·内储说左上》讲述了这一寓言以为例证：齐宣王使人吹竽，而喜爱合奏，于是经常在宫中召三百人合奏。南郭处士自称吹竽名手，也参与合奏，并得到丰厚俸禄。宣王死，滑王继位。新王不喜听合奏，命乐人们独奏。南郭处土迅即逃亡。这种方法，不一定仅仅限于“分别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它也用于诘问想以摇摆不定的暧味态度逃避责任的人，穷追不舍，看穿其真心。
所谓挟智法，就是佯作不知以试验对方。韩昭侯有一天故意把一片剪下的指甲握在手中而假装遗失，严厉命令道：“剪下的指甲如果丢失是不吉利的，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于是近侍们在房间里到处搜寻，然而一无所获。“绝对不可能丢失。好好地给我找！”一名近侍悄悄剪下自己的指甲交了出来：“找到了，在这儿找到了！”韩昭侯就这样知道了谁是说谎者。《韩非子》对这种称为“挟智法”的察奸之术作了这样的说明：“挟智而问，则不智者至；深智一物，众隐皆变。”“挟智”就是虽然知道却佯装不知。就是说：“佯作不知而询问，则得以明白不知之事；熟知一事，则得以明白其他隐晦之事。”如果使人觉察到我们已经知道，对方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以为我们不知道，才会无所戒备地显露出其真实形态。更何况如果摆出洞察一切的面孔，最终却难免受人愚弄。
所谓倒言法是以谎言考验对方。“倒”，就是颠倒，“倒言”就是倒错其言，用与事实相反的话来看透对方心理的方法。燕国曾有一位官至相国的名叫子之的人物。有一次，他正与部下交谈，突然说：“刚才从门口跑出来的是匹白马吗？”显然，这是谎言。“没有，没有什么马跑出去呀！”“没有看见呀！”大家异口同声加以否认。但是，其中一位却走到门外，又来报告说：“确实有一匹白马跑了出来。”子之由此知道左右谁是不诚信之人（《韩非子·内储说》）。这种方式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称做“圈套测验”。
所谓反察法是说从相反的立场寻找动机。《韩非子》中说：“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韩非子·内储说》）如果发生某种事件，起主要作用的是因此受益之人。在有人被害的情况下，也可以据此推测是因此受益者所为。《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的事例：韩喜侯人浴，浴场中发现小石子。韩喜侯唤来近侍询问：“负责浴室的官员一旦免职，其继任者确定了吗？”“是的，确定了。”“召他到这里来。”韩喜侯严厉责问他：“为什么往我的浴盆里投放石子呢？”那人无法隐瞒，招认说：“负责的官员被免职，我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才……”不能仅限于主观的分析，而应当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找寻其动机，这是识破、驾驭对手的一种方法。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和部属之间、统治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的关系，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创造了许多洞察他人心理的谋略方式。在了解这些谋略时，对它们的时代局限性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五、善观风色
《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有“敌情察知法”，凭借对敌方各种征候的观察，达到“知彼”的目的。中国古代哲学有万物都由阴阳二元构成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如同日与月、男与女、天与地、白与黑，同样，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对于表面有内涵，对于内涵则有表面。因此，可以见表而察里，见里而知表。
六、见微知著
见微知著，就是见到一点苗头就能看清其发展的趋向和实质性的问题。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天，曹操从一件事中发现了刘备欲谋反作乱，心中很是气愤，心想：“我平日待你不薄，为何还要暗算于我？”越想越觉得这事不能马马虎虎，草率了结，必须及时将刘备的野心煞住。于是，正月十五刚过，即准备点起兵马，大军东征。许多部下都认为这一行动有悖常理，说：“现在与您争夺地盘的并不是刘备而是袁绍，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而您现在却要攻打刘备，如果大军出动，后方空虚，袁绍乘机从我们背后发动进攻，我们该怎么办呢？”曹操回答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分不清我们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颠倒了主次。那刘备胸怀大志，人又机智聪明，在他的周围又有那么一班勇将为他卖命，将来必定要成大气候，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他的气焰扑灭，日后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那袁绍何许人也，诸位难道不知么？他是地地道道的草包一个。对我们的部署他能够作出反应吗？我可以打赌，他现在正在他的小妾房里做他的艳梦，怎么会想到要从我们的背后向我们发起进攻呢？”大将郭嘉转而支持曹操的看法。曹操又做了一些工作，把大部分将领的观念都转变过来了。于是商定东征的日期，曹操发表了战前动员令，号召三军，英勇杀敌，立功者重赏。刘备根本没有料到曹军会来得这么快，听到探子报曹操人马已至时，还在军营里饮酒作乐，仓促应战，不敌而逃。他的部下夏侯渊被曹军活捉。刘备在奔逃中，连平日与他恩爱至亲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要了，丢下他们，只身逃到了袁绍那里，这样，妻子和儿子成为俘虏。而刘备的大将关羽当时正驻扎在下邳，曹操乘胜追击，关羽势单力薄，只得弃城投降。这一仗下来，把刘备的精英主力全部消灭。而整个战斗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袁绍有什么反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七、慧眼识祸，见机夜遁
聪明人总能见机行事，脱身避祸，所以一般都能活得比较长久。杨尚希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他从十八岁出道，历经北周明帝、武帝二代，前后二十几年，始终官高位隆，实在并非侥幸。北周宣帝末年，杨尚希受命巡抚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时得悉宣帝驾崩，深为悲痛，当即在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布噩耗，望灵祭奠。他观察问题向来目光敏锐，虽在悲痛之际，也感觉到事情有些异常，但他不动声色，祭奠完毕出来才对左右从官说：“蜀公（即尉迟迥）当此国丧却哭不尽哀又神色不安，估计他会采取背叛朝廷的行动，我如不走，肯定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杨尚希心里惴惴不安，当夜就抄近道悄悄地逃走了。等到尉迟迥天亮以后发现他人已不在，派兵从驿道追赶他时，他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他回到京师不久，尉迟迥举兵造反的消息，也跟着传来，他庆幸自己这一先见之明，不由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此时的丞相、隋国公杨坚对他不与尉迟迥同流合污的志节深表赞赏，随后加官晋爵自然不在话下（《隋书·杨尚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