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河东儒者，每至庠舍都讲，诸生服其经学，而其门人多贵显于朝者。先是数年间，昆山令缺，栗侯永禄、任侯环、李侯敏德、王侯如瓒，皆以别驾来署县。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党同县。昆山之人，并称其贤。侯今继之，又贤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阳曲人，而参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时之盛，非偶然者。盖平阳、蒲坂，先王遗教，其君子有深思焉，岂非吾吴民之福哉！而继侯署县者，别驾周侯，又绛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昆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晋之君子，其施于吾民者远矣。（昆山本篇首删去九十余字，今从常熟本。又按“兵琐”字出《汉书·丙吉传》“使东曹按边长吏，琐科条其人”。张晏曰：“琐，录也。”谓考按兵吏籍也。苏子由文，亦有“考案边琐”之语。兵琐，谓兵籍也，常熟本不得其解，遂改作“兵戎”，非是。）
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
陕西省治故长安，周、秦、汉、隋、唐之所都。昔人称其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而自沠、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虽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胜，无逾关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尝幸汴、幸洛，将幸关、陕。时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之乱，戎马蹂践，所过皆空城，千里无行迹，而金陵庙祏已定，遂为帝都，亦其时与势不得不然也。
永乐北迁，而万世之业定矣。然以长安为大省，建布政司，则前代行省之官，盖周之师保万民，寄任不轻也。司有使，其贰为参政，即前代之参知政事，宰相之亚也。拊循教化数千里之地，非独汉京兆、冯翊、扶风之任也。今天子哀悯元元，作兴吏治，未及三载考绩之期，特行黜陟之典。于是阳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晋是官。予素受教于公，辄附于古赠言之义，以赞公之行。
盖王者以六合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当轸念也。长安浩穰，称为陆海，河山土地，无改于昔。今之蹙耗甚矣，岂非任岳牧者之责乎？昔郑国渠、白渠两渠之饶，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至唐杜佑，以为大历初所溉田，比于汉减三万八千顷。是时长安尚为京师，而佑言已如此，诚如杜氏计复此两渠，劝农置官，严修障塞，积谷缮兵，以收漠南之地，汉唐之盛，岂不庶几哉？昔宋庆历初，是时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请城东京，议者以为迂，其后乃思其言。先朝丘文庄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虏，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后之守，寻前元海运之法。今以关中百二之险，诚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汉、唐河渭之漕故在于此，以为国家之陪京，此万世之虑也。
公蚤贵而好学，方有志于经世，而其治吴，宽靖文雅，清廉慈爱，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颂述。独以迂愚之说，赞公仰答天子之宠遇云。
送童子鸣序
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异时童子鸣从其先人游昆山，尚少也。数年前，舣舟娄江，余过之。子鸣示余以其诗，已能出人。今年复来，吾友周维岳见余，为念其先人相与之旧，谓子鸣旅泊萧然，恨无以恤之者。已而子鸣以诗来，益清俊可诵。然子鸣依依于余，有问学之意，余尤念之。
尝见元人题其所刻之书云：自科举废而古书稍出。余盖深叹其言。夫今世进士之业滋盛，士不复知有书矣。以不读书而为学，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恶。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纷纷然日竞于荣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余以是益奇子鸣。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与之居，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如卿云轮囷，覆护其上，被其润者不枯矣。
庄渠先生尝为余言：广东陈元诚，少未尝识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书》终日拜之，忽能识字。以此知书之神也。非书之能为神也，古人虽亡，而其神者未尝不存。今人虽去古之远，而其神者未尝不与之遇。此书之所以可贵也。虽然，今之学者，直以为土梗已耳。
子鸣鬻古之书，然且几于不自振，今欲求古书之义，吾惧其愈穷也。岁暮，将往锡山寓舍，还归太末，书以赠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
予与承式同举于乡，试于礼部，皆不第，而承式独以禄养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门外，谓当得官浙中，因约余游钱塘西湖，远则在天台、雁荡之间，欲为东道主人。然又数不果。今年，始得处之青田。青田在万山中，足以读书谈道，优游自蒨。而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朴敛约，不喜论说，而中有自得者。今为人师，不容默默，亦将出其所有，以考论其同不同何如也。
浙东道学之盛，盖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斋之传，其后有王会之、金吉父、许益之，世称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为黄晋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晋卿之门。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刘文成公，实与景濂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首先应聘而至。当是时，居礼贤馆，日与密议，浙东儒者皆在。盖国家兴礼乐，定制度，建学养士科举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渊源之所自如此。
近岁以来，处之科第，至阖郡不见一人。或者遂目为深山荒绝之区，而不知假令县岁贡数十辈，岂尽谓之才贤得人耶？以瓯粤区区二百年，有文成公为帝者师，不可谓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边圉有警，束手无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如此则古所谓合射献馘于学宫者，何事耶？文成以书生，当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剿灭之策，佐石抹元师擒殄山寇，卒以保障乡里，挈全城以归兴王之运。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乡一国之士概之矣。
承式入公之里，而与其子弟游，能无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气，积二百年，当有发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语训迪之，将见括苍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为国家之用者矣。（昆山本与抄本同，今从之。常熟刻小异，当是初本。）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仓兵备，擢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州学生张端复，其先大夫思南守，与公雅善，公尝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怀公也，属余为赠行之序。
夫官与民，利害相系久矣。其官制简者，其民必静；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扰，而法尝自简而趋于繁。人情非好为自用以訾毁前古，而必以己之所为为是，特出于因循变易，不觉日与古异趋。至其闻古之道，末尝不慨慕而欲追复之也。汉置郡太守，其属有都尉典兵，禁备盗贼，亦时省罢，并职太守。其后颇设刺史监之，或临遣光禄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国寇盗，所遣大将亦绝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职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监临无虑数人，皆不过代郡行事而已。江南为畿辅，近年以来，复以省司来制内郡，非祖宗之旧，益权时之宜云。
公初以进士守太仓，适有倭夷之寇，廷议以公宽仁直谅，远迩畏爱，可当东南之寄，稍迁郡丞，遂以按察司临制诸郡。议者以为官制虽变古，而公以一人历数官，皆民事兵马之职，而终始不离太仓之境，如汉加魏尚为云中太守，龚舍为泰山，祝良为九真，而张乔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职，岛夷不再侵，濒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于是公在吴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吴民咨嗟，以不能复留为恨。余意庙堂以公资望既高，姑藉此以为召入内台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吴民望公再驾，如往时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与吾吴民争公也。
今天子二三大臣维新庶政，必因民所宜。虽官制不必尽合于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谓得古之遗意矣。滇南虽去京万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无隔滇道者。今其地风土清淑，四时景候如春，而花草妍丽，中州无有，百姓安乐，叶榆、西洱之间，无犬吠之警，直卧以治之而已矣。《诗》曰：“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乐只君子，福禄膍之。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于公焉。（旧刻删篇首七十四字，今从抄本补之。）
送计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术教天下，自周之盛时，《诗》《书》《礼》《乐》以造士，盖其来已久。而后孔子修而明之，所谓“博学于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约之以礼”，所谓“一以贯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讲学者，非能舍乎是而别求所谓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谓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没，各以其所能教诸侯之国，世主亦知崇尚之。盖于是时始有博士之官。
遭秦灭学，其官犹不废，汉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其后世加增广，迄于东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总领之。当其盛时，石渠、白虎之会，天子亲制临决焉。盖秦、汉之际，六学殆几于绝，然犹仅存而复著。天之于斯文，若有阴翊于其间，而国家运祚，亦赖之以维持，其所关系岂小哉？
汉以后数百年间，朝廷之官，世有变更，而唯博士独常置。贾、马、王、郑之学，大行于魏、晋之后，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陈之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之何妥、二刘，皆以博士名当世。至贞观《正义》之行，则前代诸家不复兼存，而其说始归于一。学者徒诵习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
宋之大儒，始著书明孔、孟之绝学，以辅翼遗经，至于今颁之学官，定为取士之格，可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矣。然自太学以至郡县学，学者徒攻为应试之文，而无讲诵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专为一科者也。苟徒以应试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国家之于士，其用之者甚重，而养之、教之者犹未具也。夫苟习为应试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贵，士之所以自为者亦轻矣。知其所以讲诵而求自得之，则虽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
柳州计君之来教昆山，以宽仁化导学者。未一年，用高第入为国子博士。余叹计君之贤，庶乎有志于举博士之职者，为序以赠之。
送蒋助教序
全州蒋先生教昆山六年，入为国子助教。昆山之学者四百余人，从两先生祖道郭门外，而请予为文序之。
国家文治熙洽，宇内万里，士无遐迩，皆通明六学，彬彬然出为王国之用。故先生来自岭表，司教圻甸，今又进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于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秀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曰造士，而后爵命焉。今州县之贡举，近古递升之法矣。而太学之官属，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岂亦因其意而为之欤？三代教养之制不可复详，而遗书之存者，犹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记》所载《大学篇》，为古大学教人之法。其说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天下平。其为格致之论，条理甚析。而近世之说，乃又有不然者。夫学于太学而不知其所以为教，则所以为治国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欢然以争矣，至以前之所为说者以应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为说者为私门传授之奥旨，而有司者无与焉，岂不悖于建学立官之意哉？今世贡举之格，要以为一定之说，徒习其辞而已。苟求其意，则《六经》圣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说所能定者矣。汉之儒者，号为专门，至于都授大会，异同纷纷，务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论，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也。
天子宪天稽古，数十年来，郊丘、宗庙、明堂之礼，多所裁定，而车驾亲御太学者再矣。而予独疑今之六馆之条格，犹牵于选懦之议，而月书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体天子所以崇化厉贤之意，而徒得猥琐流俗之徒习其辞者以应有司之格焉。非所以兴四方太平之原，制礼作乐，镇抚四夷之具也。予太学弟子也，故于先生之行，而私以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