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从邯郸淳的《曹娥碑》说起，《曹娥碑》全文收录于《嘉泰会稽志》、《会稽掇英总集》、《古文苑》、《文章辨体汇选》等，说曹娥父亲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三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而根据《曹娥碑》记载编写的曹娥事迹，如《后汉书》、《通志》、《会稽典录》、《异苑》、《古今事文类聚》等，则记为“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碑》明确说是“迎伍君”，也就是子胥，《后汉书》等则说是“迎婆娑神”。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就说：“《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其实，这并没有大误，婆娑神即后人说的婆官、鄱官，它的神职主司或潮或涛，简言之就是水神。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风信说：“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后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诗曰：“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陆游将婆官称为“鄱官”，《致仕后即事》诗有曰：“食指忽摇方窃喜，小儿来请赛鄱官。”这两种版本的说法，正好说明伍子胥就是婆娑神，而迎神仪式就在五月五日。
这种迎神仪式的过程，今已无可稽考，但巫祝在船上且歌且舞，则是无疑的，并且行船逆流而上，迎迓神灵。《曹娥碑》记曹盱迎神时，没有说仅是一只船，如果几只船同时迎神，显然就有竞渡的前后争驶了。故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就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掩。’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但至少在东汉时，伍子胥作为潮神而举行的祭祀仪式，不仅在东吴一地，他的祠庙如此众多，祭祀之盛，不难想见，而行船以迎神，正是当时的仪式。
前文说到五月午日午时铸镜，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东汉夹层青铜镜，世称伍子胥画像镜，据说出土于浙江绍兴，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式布置历史故事，一组是两人对坐而谈，榜题“越王”、“范池”（即范蠡）一组为着长裙而立的两女子，无榜题；一组为一人独坐帐幔之中，榜题“吴王”；一组为一人横眉竖目，度须飘起，头颈歪斜，右手持长剑置于颈下，榜题“忠臣伍子胥”。镜之外区有铭文曰：“驺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还有两件题材纹饰几乎相同，仅那两女子，一榜题“越王二女”，一榜题“玉女二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也记有一件：“近得一夹镜，大鼻，叩之中虚。有冠剑四人，一题忠臣伍子胥，一吴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妇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隶字，制作奇古。沈存中云，夹镜最难得。”
东汉铜镜图案，人物故事的并不多，而伍子胥故事镜则是一个流行题材。这个原因是复杂的，前文已经说过，五月午日午时炼剑，与龙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伍子胥乃水中之神，持剑斩蛟自然是他的职司，而铸镜本身与龙有关系，并且又和炼剑的时日相同，可以联系起来考察；另外，这一铜镜的故事情节，普及了伍子胥事迹。而子胥自刎的日子，后人推测也是五月五日，这又与铸镜的最佳时间相一致。
可以这样认为，在端午节俗活动中，伍子胥是较早有代表性的祭祀偶像，但在偶像的“任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屈原。屈原是楚人，赛龙舟、投角黍的俗信也以楚地为最盛，因此这一替代，或许与伍子胥是楚国的“叛徒”有关。伍子胥本是楚国贵族，奔吴以后，为报父兄被杀之仇，视楚国为最大敌人，阖闾三年（前512）起就开始伐楚，阖闾九年（前506）一举攻破楚国郢都。赵晔《吴越春秋》卷二记道：“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总算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但当时“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锺，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淮南鸿烈解》卷二十）历史的记忆是深刻的。因此，楚地的五月请龙迎神仪式，也就不会将伍子胥作为祭祀的偶像，“任择”的结果，自然就是屈原了。
3、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离骚》自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盖由平、原引申而来。战国楚人，故里屈邑，一般认为即今湖北秭归。屈原是楚的同姓贵族，起初深得楚怀王信用，二十馀岁即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参与议论国事，应对宾客，起草宪令，推行变法。外交上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曾出使齐国；政治上则主张圣君贤相的“美政”。因遭宠臣上官大夫等人谗毁，被楚怀王疏远，流放汉北。楚顷襄王时，又遭子兰、上官大夫诽谤，再次流放江南，辗转于汉、湘一带。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南行，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因“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王逸《楚辞章句》卷一）遂自沉于汨罗江，时年约六十馀。作为一位辞赋家，他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脍炙人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赞他的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能并”。自他以后，诗、骚遂同为我国古诗渊源，并又开辟骚体又兼为赋体的先河。
关于屈原的故迹，《湖广通志》卷十一记道：“《水经注》：汨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西径罗山，北谓之罗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甞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汨水又西，径汨罗戍南，西流注于湘，世谓汨罗口。《异苑》：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净，异于常处，民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盘石马迹犹在。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又卷八十一记道：“周屈原墓，在湘阴县汨罗江上。《通典》：罗江有屈原塜。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馀字灭矣。”
迟至东汉，屈原并未成为主宰江湖波涛的水神，前引王充《论衡·书虚篇》就说：“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但正因为屈原“伏清白以死直兮”，社会同情逐渐开始转而为偶像崇拜，王嘉《拾遗记》卷十就说：“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屈原成为水仙的说法，乃是民间神明的人格化。自汉宣帝将“五岳四渎”定入国家祀典以后，“五岳四渎”的神位，向无历史人物实之，但在民间则不同，就以主管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中的江神来说，一是奇相，张揖《广雅》卷九记道：“江神谓之奇相。”郭璞《江赋》也有“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之咏。二就是湘君、湘夫人，《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道：“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三就是屈原，并且他在明代正式被封为江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记道：“江渎，楚屈原大夫也。”虽然“任命”较晚，但民间以他为水神的观念，则由来已久。
五月五日节俗与屈原相联系，文献记载均在两晋以后，如前引吴均《续齐谐记》所述故事；再如杜公瞻按《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自此以后，屈原就被推上了五月五日祭祀仪式的祭坛。
关于屈原与竞渡的关系，以武陵为最盛，那里是以屈原为号召的。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说：“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王之遗焉，宜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又说：“刘禹锡《竞渡曲》注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还说：“抵暮散船，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其来甚远。按《隋书·地理志》，屈原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斯则‘有也回，无也回’之义，乃数千年之语也。武陵东门外，旧有招屈亭，刘禹锡诗‘昔日居邻招屈亭’，《竞渡曲》云：‘曲终人散终愁暮，招屈亭水前东注。’斯《隋志》‘竞会亭上’之验。其地本名屈原巷，近有小港，名三闾河，盖屈原平生所游集也。”尽管那里明确祭祀对象是屈原，但仍将竞渡作为禳灾的仪式。同书又说：“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后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至高岸，搘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了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此本韩愈送穷具，车与船之意，亦非苟作。”以竞渡的形式招屈，实际还是禳疠送灾，这一点《武陵竞渡略》说得很清楚。直至清末，沅湘一带仍流传“禳灾散祸天真”、“天符大帝”等内容的纸马，那是竞渡时祭祀用的，纸马上并没有屈原形象或有关文字，可见民间五月五日竞渡风俗的内核，与屈原无关。
屈原作为五月五日节俗的祭祀偶像，有他自身的条件。首先他是楚人，死后为水神，符合祭祀偶像的基本素质；其次，他尝作《九歌》，具有正俗的意义，朱熹《楚辞集注》卷二就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虽然《九歌》未必能在当时的迎神活动中流行，但在知识精英阶层的倡导下，他就由一位事神者转而为神了。
4、曹娥
曹娥，乃是旧时家喻户晓的孝女。《嘉泰会稽志》卷六记道：“娥，上虞人。父旴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波神，溺死，尸不得。娥年十四，缘江号泣，昼夜不绝，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而邯郸淳《曹娥碑》记有“抱父尸出”的故事，说曹盱死后，“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一说并不是五天后父女俩的尸身一起浮出，而是曹娥“抱父尸出”之后再死，《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说：“按夏侯曾《先地志》云，馀姚县有孝女曹娥，父泝涛溺死，娥年十四，号痛入水，因抱父尸出而死。”这自然是附会神奇故事而已。
曹娥死是东汉汉安二年（143）至元嘉元年（151）度尚为之改葬立碑，仅时隔八年。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初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开仓营救疾者。延熹间擢荆州刺史，以镇压桂阳卜阳、潘鸿等起事有功，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延嘉九年（166）卒于辽东太守任上，年五十二。写《曹娥碑》的邯郸淳，系度尚外甥，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博学有才，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中客荆州，曹操召见，礼敬之，遣其诣曹植。曹植与之友善，屡称其才。魏文帝立，以为博士、给事中，作《投壶赋》奏之。工书法，诸体皆能，善作小字。
上虞百官镇曹娥江畔有曹娥庙，北宋元佑八年（1093）由东岸移建西岸。《嘉泰会稽志》卷六说：“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墓今在庙之左。碑有晋右将军王逸少所书小字，新定吴茂先尝刻于庙中。今为好事者持去。国朝熙宁十年十月诏曹娥孝女坟庙载祀典。”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卷上说：“大观四年，封灵孝夫人、政和、淳佑中，屡加封号，又封其父和应侯，母庆善夫人。宋端平中，以朱娥配享；明万历中，以诸娥配享，皆孝女也。”曹娥庙至今尚存，为民国年间所重建。
曹娥庙建成后，香火甚盛，每当端午，由官府祭祀。光绪某年《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虔祀曹娥》，报道说：“会稽有曹娥江焉，相传汉时曹娥父为巫者，于五月五日溯江迎神，中流灭顶，不得尸骸，娥年十四，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遂投江死，数日抱父尸出，人追思其孝，因以曹娥名江。距江数十里有一庙，中塑女像，即曹娥神。绍俗以端午日官为致祭，恭备牲牢酒醴，舁至庙中，恪恭将事。”
曹娥庙中，以《曹娥碑》最为有名。《世说新语·捷悟》记了一个故事，说蔡邕曾过《曹娥碑》下，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见者都莫名其妙。后来，曹操和杨修过碑下，曹不能解，杨则能解，曹对杨说：“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过三十里而悟，令杨先说，杨解道：“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曹不由感叹：“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八字乃后汉廋辞佳则，然而曹操、杨修都未尝过江，如何会看到曹娥碑，想来也只是传说故事罢了。邯郸淳写的《曹娥碑》，久已不存，后世重刻者甚多，今传世者有晋人墨迹摹刻的拓本，宋拓《临江戏鱼堂帖》本题作王羲之书；又有元佑八年（1093）蔡卞重书《后汉会稽上虞孝女曹娥婢》，都属古典法书瑰宝。另外，李成曾作《读碑窠石图》，前人认为画的就是曹操、杨修故事，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录题画诗多首，黄斌一首曰：“孝娥祠下曹瞒过，立读碑阴八字中。较智何须三十里，披图千古笑奸雄。”戴益一首曰：“何事碑阴较滑稽，射机迟速孰能齐。后来人不前人鉴，犹咏空梁落燕泥。”
曹旴五月五日迎伍神溺亡，曹娥则尽孝道，投江寻尸而死，虽然曹娥与五月五日节俗并无直接关系，但有的地方也将她引入竞渡，如湖北云梦的旱龙游街，主角除屈原外，还有曹娥，称她为“游江女娘”。
古人还将曹娥与大禹、伍子胥、屈原相提并论，虽然颇为偶然，但可以说明他们相近的神格，那就是与水的关系。《晋书·夏统传》记会稽人夏统，某年三月上巳在洛阳船中曝药，遇太尉贾充，两人有一番对话，贾问他能否歌曲，夏答道：“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于是就唱，众人听了，相顾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其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涙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从这段记载，也可知曹娥在当时已受到普遍的尊崇。
曹娥作为孝女的典范，后世颇多赞颂，绘画形象的也很多。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里说：“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卅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一八九二）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鲁迅在书中还附印了这两幅图，吴友如的那幅，正可透视点石斋时代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