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古以来，五月五日的节俗活动经不断整合，祭祀上主要保留着赛龙舟和投角黍两大仪式。
这两大仪式，本是同一仪式中的两个过程，角黍是在龙舟上投的，但具体如何进行，已不可稽考。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说：“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兵罐中所贮者，米及杂豆之属。按《续齐谐记》，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教曲以楝叶塞筒，五彩丝缚，免为蛟龙所窃，自是世有楝叶粽并带五色丝。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讹，未有角黍以前之遗制也。”这是赛前投角黍的证明。清代扬州赛龙舟时投掷“土瓶”，苏州赛龙舟时投掷“土罐”，虽然属于嬉水活动，以求热闹快乐的气氛，但还尚存“兵罐”的遗意，这又是赛时投角黍的例子。《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记安徽怀宁的情形：“习水者制龙舟，竞渡于江，轻疾如飞，岸上观者如堵，临水楼阁，少长咸集，置酒纵观，亦有坐轻舠画船，结彩为饰，中流箫鼓，与龙舟上下者，皆极欢而罢，暮以色线缚角黍投之江中，以祠三闾大夫。”则又是赛后投角黍的故实。
赛龙舟和投角黍在仪式上的逐渐分离，当与农耕文明的进步有关，不再浪费粮食，作无益之事，而将角黍作为端午的节令食品，虽然也作祭祀供品，但与赛龙舟无关了。当然这是指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有的地方至清代还有赛龙舟时投角黍的现象。
1、龙舟
追溯中国造船史，早在六七千年前，古越先民已将船作为普遍使用生产生活工具，馀姚河姆渡、湖州钱三漾、杭州水田畈等文化遗址，都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木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结合众多新石器时代舟形陶器的出土，可证明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早在八千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使用独木舟。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舟”字，象形为纵横构件的木板船，由此可知，迟在商代前期，木板船已经出现。早期木板船的形制结构，文献没有具体记载。至春秋战国时的战船，则可以从留存下来的青铜器纹饰上略窥一斑，浙江鄞县甲村出土的春秋铜钺，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攻战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金铜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宴乐渔猎耕战纹铜壶，都有战船的形象，那是两头高翘，类乎于龙，并且舱内多人合力划桨，类乎于后来的龙舟竞渡。当时战船是否都作龙样的形制，已不得其详，但至少这是常见的一种。《抱朴子外编·博喻》说：“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艅艎是吴王的座船，也充用大将的指挥船。《淮南子·本经训》也说：“龙舟鹢首，浮吹以娱。”凡龙舟者是否都“鹢首”，即在船头彩绘图案，也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这些文物和文献的记录，透露了战船和竞渡风俗形成的某些联系。
龙舟竞渡的来历有一说，那就是吴人操练水战，托于嬉戏。杜公瞻按《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又说：“《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句践，不可详矣。”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引《艺苑雌黄》曰：“南方竞渡，治其舟使轻利，谓之飞凫，又曰水车，又曰水马。相传以为始于越王句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古有其风。”
对龙图腾的崇拜，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水的恐惧。例如袁康等辑《越绝书·计倪内经》就记句践将伐吴，但心存忧虑，他对计倪说：“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将战船等饰成龙的形状，或点缀龙的图案，使蛟龙不敢为害，亦在情理之中。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岁华纪丽》说：“因句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就是说竞渡这件事，句践时已成风气，至拯屈原的传说流行后，遂成为节俗。
直至清末，水师过端午，还有特殊的仪式。《点石斋画报》刊载一则《水军吊古》，报道说：“端午竞渡之举，到处通行，是人之怀屈大夫与，抑屈大夫之灵爽实有不可磨灭者在与。江阴八圩港大通营水师勇丁，将炮船遍插彩旗，装成龙船式样，鸣金击鼓，宕桨中流，仿佛汨罗江上凭吊欷歔也。赫赫楚怀，何无一人垂念耶？诚不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端午那天，驻江阴长江边的大清水师，将炮船“装成龙船式样，遍插彩旗，鸣金击鼓”，或是水军的传统仪式。我国最早的水军，就是由春秋吴越两国缔造，逐渐发展起来的，故至此日还将炮船装饰成龙船的样子。
战船而外，相传春秋时还有专供水嬉的龙舟，任昉《述异记》卷上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锺。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槛，皆珠玉饰之。”这自然是夸饰的描写，但由此也可知道，制作龙舟，并不一定为了竞渡，甚至有可能是当时高级木板船的一般形式。
沈从文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过节和观灯》里说：“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车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虽历来当作晋代大一画家顾恺之手笔，产生时代又可能较晚些。还有长丈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只是这些龙舟有的近于在水云中游行的无轮车子，有的又和端阳少直接关系。”
两晋以后，龙船竞渡成为风俗，但各地各时的情形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与祭祀屈原或伍子胥有关，有的与祈佑、禳灾有关；在时间上，有的在端午前后，有的在其他各月；在活动内容上，有的名副其实，真作水上竞赛，有的则藉以名义，更多是作水上娱乐。就其大势来说，随着祭祀观念的逐渐淡化，虽然还在敷衍故事，但少有悲哀、感慨、欷歔，更多的是欢欣，甚至狂欢，杨嗣昌《武陵竞渡略》就说：“划船不独禳灾，且以卜岁。俗相传歌‘花船赢了得时年’，只此一句，无上下文，不知所自始，而频有其验。储光羲《竞渡诗》曰：‘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然则其来已久，盖未有好事划船非乐岁也。”
《隋书·地理志下》说：“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这段记载，特地拈出荆州的两个风俗，一是竞渡，一是牵钩，牵钩即拔河，王谠《唐语林》卷五说：“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两者应该是有联系的，按“牵钩”两字的意思，可能本就指船与船之间的牵拽和钩挽，也是操练水战的方法，后来移于陆地进行，故名为“拔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荆州的水上节俗，既有祭吊屈原的内涵，也有操练水战而托于嬉戏的内涵，这在竞渡风俗史上是大可研究的。
关于唐代的情形，刘餗《隋唐嘉话》卷下记道：“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可见在唐代，竞渡风俗起先还是在襄州以南地区流行，并且是“所向相传”凭吊屈原。《新唐书·杜亚传》记杜亚任淮西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髤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则竞渡在初春进行，并且不是划桨，而是撑篙，也是不同与其他地方的。约在武则天以后，竞渡风气由长江流域传至长安。《月令辑要》卷九引《唐诗纪事》说：“景龙四年四月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之戏。其日过窦希玠宅，学士赋诗。”《旧唐书·穆宗本纪》记元和十五年（820）九月辛丑，穆宗“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旧唐书·敬宗本纪》记宝历三年（827）三月戊寅，敬宗“幸鱼藻宫，观竞渡”。可见长安宫廷的竞渡，都不在五月五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宝历元年（825）夏四月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胡三省注道：“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虽然竞渡已成风气，但规则尚未完善，因而时有意外事故。另外，沈佺期《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有“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两句，颇可斟酌，上巳招魂，自然也与屈原无关，并且还有“御魅”的事。但在武陵一带的竞渡，则在五月，并以祭祀屈原，刘禹锡《竞渡曲》咏道：“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陵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并于题下注道：“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可见在唐代，竞渡不受时令所限，虽已有五月祭吊屈原的旨意，但并未成为全民共有的意识。
关于五代的情形，马令《南唐书》卷五记南唐时“许郡县村社竞渡，每岁端午，官给彩段，俾两两较其迟速，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舟子皆籍其名，至是尽搜为卒，谓之凌波军”。《蜀梼杌》卷下记后蜀孟昶十六年（953）“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竞渡”。花蕊夫人《宫词》有“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之咏，太虚阁和凌波殿都在摩诘河上，孟昶侍母竞渡，大概就坐着龙船在池上游曳，聊应故事而已。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则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萧结，庐陵人，五代时为祁阳县令，不畏强御。方暮春时，有州符下取竞渡船，刺史将临观，结怒批其符云：‘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讵任渡船。’守乃罢竞。”这位县令是讲求实际的，认为农时的重要远过于竞渡。
至宋代，《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记荆州风俗：“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徳之后，流佣争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因为竞渡之事，不但影响农时，并且有的地方不以屈原为号召，有的地方就是赛神活动，因此宋初就厉行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记乾德五年（967）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但不是五月间的竞渡，仍在进行，《宋史·礼志》记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说：“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毎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据同书卷一记载，太平兴国中凿金明池，“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后来“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这也是宫中竞渡风俗的变化，但时间仍在上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有详细的记载：“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朩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朩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巳，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戏呈毕，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馀人，各设旗鼓铜锣。船头有一军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挥兵级也。又有虎头船十只，上有一锦衣人，执小旗立船头上，馀皆着青短衣、长顶头巾，齐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飞鱼船二只，彩画间金，最为精巧，上有杂彩戏衫五十馀人，间列杂色小旗绯伞，左右招舞，鸣小锣鼓铙铎之类。又有鳅鱼船二只，止容一人撑划，乃独朩为之也。皆进花石朱勔所进。诸小船竞诣奥屋，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其虎头船以绳牵引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鬛，皆雕镂金饰，楻板皆退光，两边列十阁子，充阁合分歇泊。中设御座、龙水屏风。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卓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识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