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二回说，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与陈经济通奸，“潘金莲早辰梳妆打扮，走来楼上观音菩萨前烧香。不想陈经济正拿着钥匙上楼，开库房间拿药材香料，撞遇在一处。这妇人且不烧香，见楼上无人，两个搂抱着亲嘴咂舌。一个叫亲亲五娘，一个呼心肝性命，说趁无人，咱就在这里干了罢。一面解退衣裤，就在一张春凳上，双凫飞肩，灵根半入，不胜绸缪”。不料给春梅撞见，也只好“仰在凳上，尽着这小伙儿受用”。
江左淮庵《醉春风》第三回说，“百花三娘子”顾大姐想勾引家中小厮阿龙，对大丫鬟秋花说：“既如此，你如今悄悄开门出去，叫他进来，只说：‘怕娘娘听见，我先走一步，在外间春凳上等你。’你进来了，我在外间春凳躺着，他只道是你，定然大胆弄起来了。若是好，再做商量，若是不中用，只是你认账罢了。”后来果然在春凳上成了好事。
嫏嬛山樵《补红楼梦》第十七回说，贾母和凤姐、贾珠等人去恶狗村游玩，那里有个望乡台，凤姐“忽见贾琏和一个年轻的妇人，在后院春凳上搂抱着，无所不至的玩耍，仔细望去却是多混虫的老婆，又重嫁了鲍二的多姑娘儿。于是，凤姐见了这般光景，心中一气，两眼发黑，‘嗳哟’了一声，栽倒在地”。
崇祯本《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二回的插图，就描绘了潘金莲、春梅和陈经济在春凳上行事的情景，但书上说那“三间楼上，中间供养佛像，两边稍间堆放生药香料”，画上那楼则如戏台一般，三面空敞，与原作不符。当然这种构图是晚明版画的常用典式，不像后来吴友如们善于状写室内情景。另外，还有一幅法国私人收藏的清人春宫画，画得颇为精细，那是在卧室之内，有架子床，有衣架，有盆架，夫妻俩在春凳上效于飞之乐，边上有竹制的坐车，一个孩儿在坐车里，似乎奇怪父母的行径，伸出一只小手来，那母亲却向孩儿紧紧摆手。这幅画很有家庭生活气息，在明清春宫画里是不多见的。
雍正间曹去晶的《姑妄言》是部艳情小说，描写在春凳上行事的情节很多，接二连三，但有意思的是，书里就有周允中先生说的春凳故事了，只不过是驴而不是马，第十二回说，有淫妇卜氏，“在春凳上睡倒，牵驴到跟前”，最后也是一命呜呼。人畜苟合的事，古今中外都有，西人即所谓bestiality或zoophilia，周越然在《爱兽病》里说：“前闻友人言，吾国北方有奸犬之变态者。据医书言，犬固爱兽者所最嗜，但西土心弱之男女，除牛羊犬马外，尚有采取猪、猫者，甚有采取鹅、熊、猩猩、鳄鱼者，真怪而又怪者。”
至于那春凳故事里马十三娘与马的苟合，不仅停留在人畜苟合这一层面，更深刻地揭示了蚕神马头娘神格的底蕴，那就是蚕蛾的“性淫”。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一说：“原蚕蛾乃是晚蚕，第一番出者，其子；再复出者，为二蚕。此二蚕之种，其蛾性最淫，出茧便媾，味咸，气温热，故能强阴益精，令交接不倦也。”白苹洲徵士《吴兴蚕书》也说：“俗云，十八日蛾头转，言蚕蜗化蛾之期也，然此正难预定。自采茧之日算起，大约至半月，当候出蛾。凡蛾之破茧，多在子丑寅三时，其性淫，出茧即交，须时时照了。出一蛾，即提一蛾，分雌雄各贮一器（器内密竖草帚，使蛾群集帚上，不致鼓翅盘旋，游走无定）。不可任其自相配偶。任蛾自偶，则蛾出有先后，即交有迟早，不能齐一矣。”正因为蚕蛾“性淫”，古人就用它来入药，专治阴痿之症，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十一说：“原蚕蛾，雄者有小毒。主益精气，强阴道，交接不倦，亦止精。”《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一还引《千金方》一条：“丈夫阴痿不起，未连蚕蛾二升，去头翅足，炒为末，蜜丸梧子大。每夜服一丸，可御十女，以菖蒲酒止之。”
蚕蛾既“性淫”，好交接，早先蚕神马头娘的神格中，或许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后来慢慢淡化了。在浦东流传的这个故事里，还保留了一点古老的痕迹。凡传说故事的形成演变，都会与当时的日常生活现象相结合，这个春凳故事也不例外，既是人畜苟合，春凳是最适宜的用具，这当然是由想象而来的。
春凳固然是沾上春色的，但它的名字是否就由此而来呢，这还是有点疑问的。因为明清民间家具中，还有一种称为春台的桌子，这在小说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水浒传》第四回说，鲁达来到代州雁门县，遇见被他救过的金老，随他到家，“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箸，铺下菜蔬、果子、下饭等物。娅嬛将银酒壶荡上酒来，子父二人，轮番把盏”。又第六回说，鲁达出家后，来到瓦罐寺，饥肠辘辘，寻到厨房后的小屋，发现一锅粥，“只见灶边破漆春台，只有些灰尘在面上。智深见了，人急智生，便把禅杖倚了，就灶边拾把草，把春台揩抹了灰尘，双手把锅掇起来，把粥望春台只一倾”。第二十一回说宋江为阎婆惜娘儿俩在县西巷租了一处住宅，“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桌凳，后半间铺着卧房”。《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说，西门庆到李桂姐院中，“虔婆让三位上首坐了。一面点茶，一面打抹春台，收拾酒菜”。又第十五回说，也在李桂姐院中，“保儿就来打抹春台，才待收拾摆放案酒”。第七十八回说，在潘金莲房里，春梅“一面摆酒在炕桌上，都是烧鸭、火腿、海味之类，堆满春台”。《儒林外史》第二回说周进和王举人“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可见春台就是吃饭的桌子，那是并无春色可言的，而春台和春凳往往连类并举，沈受先《三元记》第六出《助纳》就有唱词道：“春台春凳摆得能，端正；安排春盛十来层，齐整；东阳美酒七八瓶，忒盛；正好猜拳掷色赌输赢，行令。”由此看来，春凳的得名，最早与春色无关，后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个词儿有它名副其实的另一面。
关于春台、春凳的来历，明人徐咸有一种说法，《西园杂记》卷上说：“四时之景，惟春为可乐。春时风日和畅，花柳争妍，百鸟交鸣，人心悦怿。故人于此时曰寻芳，曰踏青，登山临水，随意所之，皆所以涤荡鼓舞，用宣春机，以助阳回之意。故桌曰春台，凳曰春凳，肴馔之具曰春盘，果菜之品曰春盛，又曰春槅曰春檠，酒曰春酒，饼曰春饼，茶曰春茗，菜曰春蔬，皆春时燕乐之具，他时则无有也。”因“春”字《说文》作“萅”，意谓“推也，从艹，从日，艹，春时生也”。段玉裁注道：“日、艹、屯者，得时艹生也。屯字象艹木之初生。”引申有伸长、有馀之义，故春台、春凳的得名，或许就是从它的吉祥意义来的。
晚明社会洋溢着纵欲的风气，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争，在以前或后来都被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事，当时却认为是正常的风流，张岱在《自为墓志铭》里就说自己，“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僧道之流亦是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记名僧雪浪，“性佻达，不拘细行，友人辈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剧，亦欣然往就”。“有侍者数人，皆韶年丽质，被服纨绮，即衵衣亦必红紫，几同烟粉之饰”。纵欲风气又导致房中术的再度兴起，炼丹采补之说风靡一时，广置姬妾的不在少数，他们渴想在满足声色享受之外，兼获延年益寿之效。房中书、春宫画册、淫词小说纷纷问世，市肆间也公开有卖春药和淫器。还有人还向皇上进房中术和媚药，以求高官厚爵，《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举例说：“嘉靖初年，士大夫尚矜名节，自大礼献媚，而陈洸、丰坊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兴，群小托名方技希宠，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炼药贵显，而隆禧又自进太极衣为上所眷宠，乃房中术也。”上至宫廷，下至闾巷，都浸沉在这样一个淫靡风气里，小小春凳自然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值得一说的是，在当时的民间家具中，还有能供进行房事活动的躺椅，样式各异，那是在一般躺椅的基础上稍作改进而成，但与春凳一样，它们主要还是作为坐躺之具，只是房事活动时兼而用之罢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