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京朋友不少，往来最久，见面最多，要算是薛冰。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他第一次见面，已记不清了，大概总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平淡会晤，并未有“倾盖如故”之感。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薛冰在中国作协江苏分会创联部，我在苏州市文联组联部，他联系全省作家，我联系本市作家，可以说我们的交往是从工作开始的。但真是有缘，虽然彼此的性情、脾气、爱好都很有不同，后来各自的工作也都有变化，他却留在我的生活里了。古人说得好，或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或是“多谢雨来留得住，看看却恐晴催去”，我是都有感受的。
当年的薛冰，真是“马瘦毛长”，因为不修边幅，头发像锅盖，胡子拉碴。我留着一张在乌镇茅盾故居的合影，照片上四个人，另外两位是叶至诚、姜滇，他就是这副模样。岁月如流，这二十年过得真快，经常见面不会觉得各自的变化，翻出旧影，方有非复张绪当年的慨叹。如今他不但微微胖了，头发也黑白参半，还装了一口假牙，那就可以边刷牙，边唱歌了，听觉也越来越差，一只耳朵完全失聪，另一只也不大灵光，非得凑近着说不可。但也有奇怪的事，凡女子的轻声细语，他都听得清楚。当有人调侃时，他就认真地解释，说男女说话的频率不同，他那只耳朵正好接受女子频率，故女作家，女编辑，女主持，还有女领导，都感到薛冰思维清晰、反应灵敏，不知道他已经半聋了。
薛冰是写小说起家，以“工人作家”着名，正因为写得有成绩，得以从南京钢铁厂调入作协机关。他的小说，有长篇《群芳劫》、《天长地久》、《青铜梦》，中短篇集《爱情故事》等。说句实话，除《青铜梦》外，我都没有看过。某年到南京，他送了一本刚印出的《青铜梦》，在回苏州的车上，就将它翻了一遍，真饶有兴味。小说是现代城市题材，围绕安徽寿县楚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展开，涉及收藏界的形形色色。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也就在铺陈故事时“炫学”了。有人说薛冰，“除了女人，什么都爱好”。这句话固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爱好真是广泛，钱币、邮票、信札、陶瓷而外，破铜烂铁，残砖断瓦，什么都有一点。我对那些玩艺儿，没有什么兴趣，故陪他去淘旧货，真是苦事，站在边上抽烟，直至两腿发酸，他却一个个摊看过来，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当他淘好后给我絮絮叨叨说的时候，我只好微笑并且点头，不忍让他扫兴。尽管他有点“癖”了，收藏却渺乎小也，藏品不多，也不名贵，即使在一般收藏者眼里，也不起眼。但他毕竟不是一般收藏者，不但有“玩”的眼光和趣味，还撰文着书，不但记录和描述，还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就不是所有大藏家都能做到的。可以举个例子，他写了一本《钱神意蕴》，恕我不谙此道，说不出名堂来，据懂行的说，关于钱币的书何其之多，这是近年最好的一本。我注意到他在跋文里的一段话：“读钱，要读出一双慧眼。不仅在于辨真伪，分优劣，判版别，知贵贱，而且要读出此钱与彼钱的联系，读出钱币自身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读出钱币背后所蕴含的时代信息。”这说出了他对收藏的想法，那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找“文化信息”和“时代信息”，当然不仅是钱币，他的其他收藏也是。
至于薛冰收藏的大宗，自然是书，且主要是旧书。他早年淘书都利用出差，频频奔波于苏州、扬州、上海的古旧书店，至而与各家的掌柜、伙计都熟了。苏州的江澄波有时就问我“：薛冰怎么好久不来了。”“这本薛冰要的，怎么还不拿去。”有一次，他在苏州古旧书店的架上检出一本《松坡军中遗墨》，发现书中有梁启超的墨笔题记一页、铅笔批语十六则，一时喜不自胜，急忙让店中人一看，这样一来，这本书自然不能卖给他了。买书时的“冒进”，对他来说也是教训。薛冰淘书的“根据地”，当然是南京，开小店的，摆地摊的，他都熟门熟路。不但如此，他还是那些店主摊主们的“顾问”，凡吃不准的，就要问问薛老师，故而对薛老师也就特别照顾，有书就给他留下。这就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有时他抑止不住兴奋，就给我来电话、发伊妹儿，让我分享他的快乐。这样隔三差五，三本两本，不知不觉就书满为患了。他住肚带营的时候，书房只有七平米，从地上积累起来，足有一米多高，让人想起“深挖洞”时的濠沟，曲折而进，方到他的小书桌。迁居水西门后，大大宽敞，书房而外，客厅东面沿墙，做了四五排书架，当中的几排，两面开架，就像图书馆的书库。但书越积越多，地上又开始堆起来了，想来无需多久，恐又要筑濠沟了。值得一说的是，他家客厅的西窗下，就是桨声灯影的秦淮河，虽然笙歌已远，美人不再，但总有点六朝烟水气，对薛冰的性情来说，真是很相宜的。在我想来，他并非长辫小帽漳绒马褂的，倒像是一袭长衫的民国时人，既旧亦新，笔下时有新词，至而域外人事掌故也娓娓道来，尽管二十六个字母他也并不全部读得清楚。
他既名为冰，便自题斋名为止水轩，这是烂熟的了，但今人似乎还没有，就姑且用着。我也算是止水轩的常客，凡去南京，往往下了车就直奔他家，吃杯茶，歇歇脚，然后再做其他的事去。我每次去，都要在他的架上巡视一番，地上翻寻一番，看看又有什么“新货”。因此他的藏书，我是比较熟悉的，除常备书外，他特别多的是关于南京、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笔记杂着。另外，民国书也有一些，大都是别人不经意而特别有趣味的东西。今年他印了一本《纸上的行旅》，就谈了不少当年的旅游读物。
薛冰由写小说转而写文化随笔，也是文坛损失，少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如今小说家这样多，少他一个也无所谓。犹记八十年代末，我参与编一本《江南文丛》，就约他写随笔，他慨然应允，寄来一组《止水轩书屑》，谈《沧桑艳》，谈《明事杂咏》、谈《明季遗闻》，并不是就书论书的“程文”，也不是小说家笔墨，倒像一个博杂的学者，至于文笔的流利，想法的新颖，更让我叹服。大概就从那时开始，他的随笔越写越多，小说越写越少了。九十年代中期，他参与创办《东方文化周刊》，并出任副总编辑。在他主持编政期间，这份周刊兼顾大众与小众，文化气息浓厚，好评如潮，这当然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受读者的喜爱，却是事实。如果不是由一个对文化有兴味、有眼光、有想法的人来主持，那就不可能会有这份报纸的。
如果要评说薛冰的最大成绩，在我看来，至少有二。成绩之一，他的谈书文章写得好、写得多，结集的就有《旧书笔谭》、《止水轩书影》、《淘书随录》、《金陵书话》、《纸上的行旅》等。他谈书大都是旧书，涉及面比较广泛，且大都是自己的收藏，他是认为“书非买不能读”的，买了然后读，读了然后写，并没有什么功利的诱惑，也就更像是消遣了。如此下笔的谈书文章，观照自然更宽广，兴致自然更浓郁，行文自然也就更舒展了。他谈的书，我有一些没有看过，经他这么一说，也就略略有所知道，有的还想找来读一读。然而有的书或许太“冷僻”，不少读者也就不熟悉，不熟悉就很难以产生“共鸣”，这大概也是实情。由此想来，新文学书话之所以铺天盖地，也有其道理，取“熟”与“不熟”之间者，正不失是一条“捷径”。至于秀才人情之作，薛冰固然也有，但并不瞎三话四地一味“鼓吹”，他是有人格底线的。成绩之二，乃是关于南京文化的描述和研究，徐雁称他是“薛城南”，不知何所取义，其实薛冰对南京的了解绝不止于一隅，他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实、人物、风俗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作者总有他的地方文化土壤，或者说是故乡情结，如周氏兄弟之于绍兴，张爱玲之于上海，李劼人之于成都，都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乡音”来。南京对薛冰来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自然免不了，他的文化随笔更是作直接关注，谈书文章就有很多关于南京的文献，他之所以注意晚明史事，也是这个原因。这方面的书，他印出了《家住六朝烟水间》、《金陵旧事》、《金陵女儿》、《南京旧闻》、《消逝的南京风景》等，还点校了《板桥杂记三种》，最近他又完成了《南京城市史》，那是前所未曾有过的专着，不久也将印出，真想一睹为快。
薛冰比我年长十岁，与他在一起，不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颇为默契，由默契而得愉快。今年烟花三月，扬州有个活动，邀约薛冰和我一起去凑趣，晚上两人就住在何园里。夜来雨声淅沥，天蒙蒙亮，就起来，捧着茶杯，提了水壶，到园子里吃茶，鸟声吱喳，廊外水雾弥漫。不知怎么一来，我记起明人袁凯的诗来，“与子相逢俱少年，东吴城郭酒如川。如今白发知多少，风雨扬州共被眠”。说得真是太贴切了。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