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弄在滚绣坊里，狭而短，还稍稍拐个弯，弄底就是苏州杂志社，本是叶圣陶先生的住宅，正屋四间，侧屋三间，一带走廊连着，屋前一个院子，花木扶疏，似乎满眼都是青翠的颜色，几树芭蕉，一株石榴，长得最为茂盛。我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回想起来，这个院落就像是人生道上的一个驿站，让身心疲惫的我，得以休养生息，不但如此，还在那里好好读了点书，想法也改变了不少，少了一点心浮气躁，多了一点平易踏实，对很多事情也看得淡然了。
那是一九九四年暮春，我大病初愈，陆文夫先生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那里去工作，在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离开文联组联部，走进这个院落，在正屋中间的西北角落安放一张桌子，开始了平淡而又充实的职业编辑生涯。
当时院落里很安静，各人做着各人的事，即使说话也轻声细语，听得到的只是键盘声，那急促而连贯的是平燕曦，断断续续而时有停顿的是朱红，老谷很多时候在作沉思状，偶然也曼声长调地打上一通，小林则总在忙碌，那纤纤十指似乎一刻不停。杂志是双月刊，围着它转的总有十人以上，编辑阵容也不算小，因此事情分到各人头上，也就没有多少。我只管两个栏目，还写过一年六期的编后语《青石小憩》。而那时开会、出差之类的事都很少，家昌副社长除主持社务外，还负责一件事，就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回来后，简单扼要地传达一下，以一人之忙省诸君之事，真是一个好办法。只是到计划下一期内容时，文夫先生来与大家扯一扯，确定一个大概，也就各自忙去。到出刊的时候，又轮着到印刷厂去核校胶片，不过一天功夫。如此算来，两个月里最多也就是十天的活，馀下的时间，就可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各有情形，老谷写小说，朱红写掌故，朱衡写回忆，总之都是和书卷笔墨打交道，社长、主编们对此是很鼓励的。我想，文夫先生让这许多人归之麾下，或许就是想为他们创造一个读书写作的环境。
我虽然初来乍到，也不例外，编好稿子后，就做自己的事。先是整理前几年杂写的文字，到深秋的时候，就编成两本书，一本是《谈书小笺》，一本是《煎药小品》。我在《谈书小笺》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一阵风雨一阵寒，天渐渐冷了，坐在打字机前，心里很有点惘然。日子过得真快，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时光就从窗外的树影里流了过去。我来到这个叶圣陶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工作，已经半年了，来的时候正是初夏，小院里一片绿色，听着那雨打着芭蕉的声音，使我忘却了许多，平实淡然，或许正是人生的一种极致。满窗的亮丽，渐渐变得黯淡起来，炎夏也就进入了凉秋。秋色越来越浓重，我仿佛听到远远霜天里那大雁的哀鸣。”这段话正是我当时心情的流露。两本小书印出后，就开始沉浸在故纸堆里，编起《明清书画题跋选钞》和《吴郡闺阁丹青志》来，虽然题目不大，却要翻许多的书，有时做得兴起，休息日也到社里来，院子里静落落的，听得见麻雀飞进檐下的朴簌声。虽然这两本东西至今尚未了事，厚厚几叠稿纸放在那里已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它给我留下安谧静好的记忆。回想起来，这段读书生活真是颇可缅念，不但让我沉淡下来，而且开拓了我的读书视野，也认识到一点作为编辑应有的学术修养和知识构架。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陆平调走了，平燕曦调走了，王宗栻则从三中调来。宗栻是我的大学同学，读书多，文笔也好，我们坐在一个屋子里，他面东壁，我面西壁，因为本来就来往甚密，这样一来，真是天降的缘分，欢喜得弗得了。我们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书，他时常带来我想看的书，还时常兴冲冲地告诉我，书店里又来了什么书，甚至还陪我去一趟。他是一位有素养有能力的编辑，认识不少老人，也善于与老人打交道，给杂志约来不少好文章。也就在这间屋子里，他开始搜集、整理现代文人写苏州的文章，不久就累累可观，那就是后来印出的《我说苏州》。人生无常，想不到宗栻竟匆匆离开这个世界，这让我感到悲伤，一直想写篇文章，但迟迟未曾下笔，怕的是触及心灵深处那颇为不堪的情怀。
一九九七年岁末，我奉调古吴轩出版社，正像沈三白感叹的那样：“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且可不去说它，但青石弄里的那个院落，至今让我魂牵梦绕。自宗栻走后，朱衡、华群两老先后走了，文夫先生也走了，但杂志还在，并且还保持着当年形成的特色，继续在文化苏州的建设上起着作用。今年是杂志创刊二十周年，文瑜约我写篇文章，东拉西扯，不成篇章，只能算是我对那院落里人和事的点滴回忆。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