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领导者必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甘愿做小学生。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善于总结这些经验，并把它们推广。这是毛泽东的智慧的一大源泉，是他领导人民取得不断胜利的奥秘所在。1933年，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政府面临着怎样动员群众去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艰巨任务。
在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的口号下，中央政府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发布了许多的任务和计划。但许多人，许多地方的苏维埃工作机关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是用实际有效的方法，去动员群众，是采取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态度，结果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把与群众的关系弄得很僵，大大妨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这种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方式方法，令毛泽东深恶痛绝。
为此，毛泽东谆谆告诫：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他认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于是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做社会调查，为官僚主义者拿出“活的榜样”来。
长冈乡、才溪乡是中央苏维埃区的两个典型。当时苏区最重要而又最难办的工作是从地方输送人员去部队扩大红军队伍。在这方面，长冈乡、才溪乡的成绩非常出色，令我们惊叹不已。毛泽东在他的调查中是这样记录的：“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53人，占了70%。”在缺乏如此多的青壮年劳力的条件下，他们的经济生活仍然得到了发展提高。他们的成功在苏区很有名，令毛泽东心动，于是毛泽东便“慕名”而去了。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亲自来到了长冈乡。
他首先召集了有党支部委员、乡苏政府干部、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和检查人员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这次到长冈乡来，是了解工作情况的。我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我提问题，大家可以随便谈，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做了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拘束。说完，毛泽东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题目，逐一发问。他调查的内容全而又细致，不仅包括政权建设、选举、扩红、优抚、慰劳、担架、侦察、卫生、文教、妇女、儿童等方面的一般情况，而且还有苏维埃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各级层的状况，从政治到经济，从推销公债到群众生活；从风俗习惯到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
这样的会，连开了几个晚上。白天，毛泽东就带领检查团人员，分赴长冈、塘背、新圩、洄网四个村，深入群众中访问调查。
在调查中，他总结肯定了长冈乡的许多有益经验，长冈乡在乡代表会议的召开、地方部队的建设、群众生活的改良，公债的发行、社会救济工作、妇女力量的发挥等方面提供有许多好的制度、做法，也指出了长冈乡在一些方面的缺点和不足。
为了使得来的经验更全面，长冈乡调查回来以后，同月间，毛泽东又来到福建上杭县上下才溪调查。在这里，毛泽东重点考察了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成功经验，比如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
1933年12月，毛泽东把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笔记整理写成《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文。这里面记载了长冈乡、才溪乡的许许多多的具体做法，有毛泽东对这些做法的分析肯定和完善，他把群众的经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经验的。他在《长冈乡调查》的前言部分写道：“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样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并发出有力的号召：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
总结群众的经验，推广群众的经验，是毛泽东坚持一生的工作方法，这是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总结群众经验，就必须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具体生活，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群众的经验的可贵和由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嫁接群众经验的可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