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即位后，在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位，使动荡的局面尽快地安定下来。从神龙元年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只不过八年的时间里，唐廷就发生了七次政变，换了三四个皇帝，使宫廷内弥漫了险恶的气氛。先后粉碎武韦集团、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使唐玄宗深深地懂得：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是威慑动乱势力、安定政局的重要保障之一。而对皇权的威胁和对朝政的干扰，主要来自两种势力，一是元老功臣，二是皇亲国戚。要想使皇位得以巩固，权力得以行施，政局得以安定，就必须限制和防范这两部分人的权力过力膨胀。为此，他在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首先以整肃军纪为名，行“始欲立威”之实。
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元年十月，即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三个月之后，唐玄宗临幸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三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他“军容不整”为理由，将兵部尚书郭元振问罪，“将斩之”。宰相刘幽求、张说跪在玄宗马前劝谏说：“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于是将郭元振流放到新州，以“制军礼不肃”的罪名将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斩首。其实，唐玄宗并不真想杀郭、唐二人，只是想要借此树立自己的威势。即所谓“上始于立威，亦无杀绍之意”。可是，在场的金吾卫将军李进“逮宣敕斩之”。事后，唐玄宗将李邈罢官，“废弃终身”。事实上，唐绍、郭元振以及李邈等人，都成了唐玄宗“始欲立威”的牺牲品。在问罪郭元振、唐绍的同时，唐玄宗又“叹美”左军节度薛纳、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的军容严整有威，“慰勉之”。在骊山的军事演习中，唐玄宗问罪人，慰勉二人，这在他的臣下中震动很大，表现出了他“始欲立威”、加强皇权的强烈愿望。为唐玄宗总揽国家大权而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可谓是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因此，他不想让这些人继续留在身边担任宰相。唐玄宗自任命姚崇为相之日起，事事访于姚崇，“专委任之”，开始将功臣逐一地贬到外地担任刺史。
被罢官的功臣郭元振，问罪后又起用为饶州司马，途中病卒。献计诛灭太平公主的张说，曾是唐玄宗做太子时的侍读，七月事变后，因功拜中书令，位列宰相，封燕国公。玄宗在讲武新丰之前想要以姚崇出任宰相，张说表示反对，并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听；又指使殿中监姜皎上言唐玄宗，以姚崇为河东总管，玄宗当即指出“此张说之意也”。同年十月，唐玄宗以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以姚崇为中书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11天过后，贬张说为相州刺史。
位列宰相的刘幽求，是六月政变和七月事变的主要谋划者，功勋甚高，于七月事件后被任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唐玄宗罢免张说的当天，以刘幽求为太子少保，免去他的尚书左丞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开元二年闰二月贬为睦州刺史，又迁杭州刺史。开元三年十一月，徙郴州刺史，途中愤恚而死。位列宰相的魏知古，因告发太平公主阴谋叛乱有功，官至黄门监，于开元二年五月被罢知政事，任工部尚书。
钟绍京因参与六月政变有功，升任户部尚书。唐玄宗即位后迁太子詹事。他与太子少保刘幽求“发言怨望”，同刘幽求一起被贬为果州刺史，后又贬为溱州刺史。崔日用在六月政变和七月事件中因献策有功，官至吏部尚书。后来“坐兄累，出为常州刺史。”
王琚于七月事件有功，官至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唐玄宗对王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当时有人向唐玄宗进言：“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唐玄宗闻言省悟，“稍疏之”，于开元二年（714年）闰二月，与刘幽求、钟绍京一起被贬为泽州刺史。
唐玄宗在任命姚崇为相后的半年之中，张说、刘幽求、魏知古、钟绍京、崔日用、王琚等一批重臣，或被罢相，或被解除重要职务，大多被贬为外州刺史或降职任用，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在“天下已定”的形势下，唐玄宗当然对“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的建言更感兴趣。为了巩固皇权和以“经术”治天下，是唐玄宗将功臣贬为外州刺史的动机所在。
从唐玄宗功臣外刺的动机来看，他是为着“始欲立威”，他确曾下令斩杀唐绍，但事后即甚为“追悔”；他将郭元振免职流放，又在同年十一月的大赦制书中称：“郭元振往立大功，保护于朕”，“可饶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幽求被贬官到外地后而死，唐玄宗在开元六年六月的制书中称：“故左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刘幽求配飨睿宗庙廷。”钟绍京被贬为果州刺史后，又被贬为怀恩尉，迁温州别驾。开元十五（727年）年入朝，见帝泣曰：“陛下忘畴日事邪，忍使弃死草莽！且同时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独臣在，陛下不愍乎？”唐玄宗闻言“恻然”，当日授钟绍京太子右谕德，后来升任少詹事，八十余岁时卒于官职。王琚被贬为泽州刺史后，曾历任诸州刺史，“每徙官，车马数里不绝。从宾客女伎驰弋，凡四十年”。唐玄宗的功臣外刺，行于开元初年。当唐玄宗的皇权已日益稳固时，他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更多地表示怀念之情，予以优容宽待，这不仅无害，而且利于政局的安定。
《新唐书》卷二七云：“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之基欤”司马光讲：（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盐、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这些人都是一代名相。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相，他们个人的素质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还是玄宗的作用，是玄宗给了他们一展才华的天地。德才兼备之士历代有之，但有名的宰相却很少见，君臣遇合机会不可多得，只有明君才能成就贤相。总之，玄宗在处理和功臣的关系时，一旦发现他们权势太盛，便立即予以削夺。他采取的方式较为温和，一般不下狱治罪，更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这样既达到抑制功臣的目的，又不至于使臣下感到人人自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在对待宗室方面，特别是对待他的兄弟和堂兄弟，玄宗采取生活上友爱、政治上限制的措施。
据《资治通鉴》载：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及之；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札，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其兄）善笛，范（其弟）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其弟）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燕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对兄弟友爱达到这个程度，也是相当难得的。
开元二年（714年），以宋王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成义兼邢州刺史，郇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唐玄宗与兄弟诸王之间是那样地情深意笃，然而群臣的一句进谏，他立即令诸王兼领外州刺史，而且是”但领大纲“州务由长史、司马主持。这显然是出于加强皇权、防止出现皇室内争的考虑。封建时代，打着某某皇室成员的旗帜号召起兵造反，是常有的事。因而唐玄宗在功臣外刺后又实行了诸王外刺。开元九年（721年），”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