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在开元之初，比较注重谏官的意见，基本上能够做到从谏如流。姚祟出任宰相前夕所提出的《十事要疏》，其中之一便是“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唐玄宗以“朕能行之”国相答。所谓“批逆鳞”，是出于《韩非子·说难》的一条典故，意指臣下直言进谏时触犯皇帝“龙颜”。唐玄宗在同武韦集团、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中，深知听取不同意见的必要，他采纳姚崇建议，把“求直谏”作为治国指导方针之一，下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颁布《求言诏》：朕以薄德，祗膺睿图。曾不能虚己淳源，励精至道。将致俗于仁寿，思纳人于轨训。犹恐八有未安，政有不惬。夸外司执匦，侧门进状。封章论事，靡所不达。自今以后，诏敕有不便于时，及除授有不称于职。或内怀奸忒，外损公私，并听进状，具陈得失。五品以上官，乃许其廷争。于是，开元前期百官乃至于平民百姓上书言事形成风气，唐玄宗虚心纳谏的事例亦不胜枚举。
开元年间，玄宗对于批评性的“逆言”，能够采纳的尽量采纳，即使不能采纳的，也都持宽容态度。例如，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下令，为自己的生母窦氏在其陵墓建碑。汝州刺史韦凑提出谏议，“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早俭，不可兴功，飞表极谏，工役乃止”。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听因小事与御史太夫李杰不合，与妹夫杨仙玉在里巷殴打李杰，李杰上表自述说：“发夫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唐玄宗见表大怒，“命于朝堂杖杀”长孙昕、杨仙玉，以敕书慰问李杰，勉励他“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二月，玄宗令宦官到江南捕捉各种水鸟，供宫廷园林赏玩。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切谏，称：“方今九夏时忙，三农作苦，田夫拥末，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水备舟船，陆倦担负，饭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粱。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玄宗听了，不以为逆，不但采纳了倪若水的谏议，下令放掉禽鸟，而且赐给倪若水帛四十段，以褒扬其“骨鲠忠烈，遇事无隐”。不久，就在当年五月，胡人称海南及师（狮）子国有珍宝灵药以及能治病的医媪，玄宗遣人求之。监察御史杨范臣上谏道：“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意见婉转了一点，把责任推给了胡人，但玄宗听出了弦外之音，“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开元七年（719年）四月，王皇后的父亲、开府仪同三司王仁皎逝世，他的儿子请求依窦孝堪的先例，“筑坟高五丈二尺”，唐玄宗“许之”。宰相宋璟、苏颋为此“固争”，在进谏中以坟高五丈二尺不合于礼制，用韦皇后“崇其父坟”，“自速其祸”相警戒，指出“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唐玄宗闻谏后高兴地说：“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开元十年（722年），玄宗的女儿永穆公主出嫁，他敕令有司“依太平公主故事”置办嫁妆。僧一行谏道：“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玄宗亦当即接受，“速追敕不行，但依常礼”。以上事实表明，唐玄宗在开元前期大体上做到虚心纳谏。与此同时，唐玄宗还采纳宋璟的建议，恢复了贞观年间的谏议制度。
众所周知，玄宗喜好音乐歌舞，乐此不疲。开元二年（714年），正当百废待兴之时，玄宗就在宫中设置左右教坊，选择乐工伎女，教习俗乐歌舞。礼部侍郎张廷硅认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蝣猎为戒”。对于这一意见，玄宗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好在他当时还比较宽容大度，对于这种听不进去的意见，照样能够“嘉赏之”。
在对待谏议的问题上，玄宗除了听谏纳谏外，还较为重视谏议体制与制度的建设。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人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凄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这一制度，在武则天时期遭到破坏。“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开元六年（718年）七月，玄宗重申：“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
关于唐朝的谏官建置，唐玄宗时期，“开元定制，左右补阙、拾遣各二员。复有内供奉各一员，凡十二人。左属门下，右属中书。”可见，唐玄宗时期的谏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谏议大夫（正五品上，掌侍从赞相、规谏讽喻）四人，左补阙（从七品上）二人，左拾遗（从八品上）二人；属于中书省的有右补阙（从七品上）二人，右拾遗（从八品上）二人。“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此外，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有内供奉一人，共计四人。
谏官参与“廷议”的制度，对于皇帝的纳谏和监督百官，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唐玄宗还效法唐太宗，鼓励百官书面陈述政事得失，即所谓“上封事”。开元十二年（724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后，谏官所上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宽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诏六品上，亦宜准此。”
唐玄宗效法唐太宗，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恢复谏议制度，为贯彻治国方针、推行开元新政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玄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特别是他的个人性格中，具有爱好玩乐、好大喜功、热衷奢侈豪华的一面。因此，他的纳竦不是无条件的，在纳谏的同时，他也有选择地拒谏。早在潞州藩邸时，他就表现出了追求玩乐的倾向。不过，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加上政治斗争的压力，这一问题还不明显。到他当上皇帝后，一方面在励精图治的思想指导下禁止奢华，另一方面也开始有了追求玩乐的举动。这种现象，到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则更为明显。
开元中晚期，大臣进谏已经由直言不讳变得较为婉转。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史官吴兢在谏议上的前后变化。开元之初，吴兢上书，以太宗为例，赞颂太宗时谏臣云集、倍受重视之况，说：“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以劝导玄宗听取逆言。到泰山封禅之时，身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又进谏批评玄宗在封禅途中驰射。封禅后回到洛阳，吴兢谏责玄宗“分吏部为十铨”的举措，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尚书省吏部的不信任，称：“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次年，吴兢给玄宗进谏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但是，这种批评性的直谏，玄宗接受起来已经不是那么痛快了。
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嫌吴兢在身边聒噪，使出为荆州（今湖北荆门）司马。于是，吴兢转换了谏议的方式，以史为鉴，将唐初太宗的贞观之治作为样板，撰成《贞观政要》一书，献给玄宗。在序言中，他称自己“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各矣，军目之政存焉”，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在进献《贞观政要》时，吴兢说得更明确“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敦者，成云若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业。”。但是，此时的玄宗，已对吴兢的一片苦心没有反应。后来，随着直言不讳的宰相张九龄被贬，李林甫以“立仗马”给谏臣作比喻，不许谏臣“鸣之”，大臣就连婉转的谏议批评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