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献编纂（含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是史官和史家。史官和史家的学术水平和工作态度，与编纂工作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第一次明确提，史家应具有才、学、识“三长”。在修史制度上，刘知几主张个人修史，“一家独断”，反对设局修史。刘知几和《史通》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其成就含确多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盛唐史学成就的主要内容；而有关历史文献编纂理论的内容，又是《史通》的主要贡献。
在开元时期，思想与文化也很有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当数玄宗在统治思想上对道家和道教的提倡以及对图书典籍的整理。
在文化事业方面，唐玄宗是十分热心、重视而且紧抓不放的。开元初期，玄宗在政务纷乱之际，还念念不忘图书典籍的搜集整理，于开元五年（717年）专门派员在洛阳乾元殿整理刊校群书，“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后又改乾兀殿校书院为丽正书院，加强了整理编纂的力量。到开元九年（721年），完成了《群书四录》，收书48169卷。再后来，丽正书院改为集贤院，张说、徐坚主持其事，使图书典籍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宰相裴耀卿人书库观书时，赞叹道：“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章，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今之日，则岂得扶轮捧毂者哉！”。这一赞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宗对盛唐文化事业的贡献。除对古籍图书的整理外，开元年间，在玄宗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诗赋、书法、绘画、雕塑、歌舞、杂技等，竞相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唐朝的文化事业中，图书事业和语言文字均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首先是类书的编纂。类书是将图书所含各种内容按分门别类原则进行编纂而成的、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我国最早的一部类书是成书于三国时代的《皇览》。唐朝自建国以来，由朝廷组织力量和私人编纂的类书很多，见于公私书目著录的有5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艺文类聚》100卷。该书开创“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保存汉至隋代的1年多词章名篇，对后世类书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唐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命魏征等人编纂《群书治要》50卷。贞观十年，唐太宗不满意《群书治要》，命高士廉、魏征、房玄龄等人编纂《文思博要》，成书于贞观十五年十月，全书1200卷又目录12卷。该书卷帙浩大，资料丰富，北宋官修《太平御览》时曾多所资取。北宋南渡后，该书失传。武则天时期所编纂的《三教珠英》1300卷又目录13卷，至南宋时仅存3器，今已不存。《初学记》是唐玄宗命徐坚所撰，原为供皇子学习所用。该书以知识为重点，兼词藻典故，每一事目下均分“叙事”、“时对”和“诗文”三部分。其中，“叙事”部分对类事进行精心编纂，组成前后连贯的文章，有近似于现代百科全书的做法之处，深受后世文人学者所喜爱，流传至今。唐朝类书的大量编纂，一是所创立的类书体例对后世类书编纂有很大影响，二是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后代学者的校勘和辑佚工作提供了条件，为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图书管理方面，唐朝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监。皆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如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令狐德菜等人担任。除秘书省外，与图书事业有关的机构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又名崇文馆）以及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其中，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书”，兼备顾问、贵族子弟学校等职责。崇贤馆隶属东宫，“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史馆中的藏书以史部书籍为重点。翰林院亦有大量藏书。集贤院是唐玄宗专为校书而设。唐朝由国家上述部门所典藏的图书，是按经、史、子、集四类分库典藏的。唐朝的图书主要是手写本，这种手写本的图书主要是采用“卷轴装”的形式。由于类书的出现，卷帙浩大，又出现了折叠装的书籍形式，称“经折装”。在经折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旋风装”的形式。唐朝后期雕版印刷的出现，开始逐渐出现了以散叶装订成册的印本图书形式。唐朝图书形式上的变化与改进，是唐朝文化事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加剧了南北方音分歧，致使韵书“各有七风，递相非笑”。隋统一中国后，陆法言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写出了统一中国音韵的韵书定性之作——《切韵》。《切韵》作为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部划时代著作，体例完备，为后代韵书所效法。它上推古音，下考当代方言，颇受后代音韵学界重视。《切韵》也有它的不足，即收字较少，训释有不完备之处，还存有些错误。唐朝订补《切韵》的著述有王仁晌的《刊谬补缺切韵》。他解释书名说：“刊谬者，谓刊正谬误；补缺者，谓加字及圳。”可见，该书的宗旨和基本内容，在于纠正《切韵》的错误，增收文字，增加训释。孙上圃的《唐韵》是唐朝订补《切韵》的又一部重要著作。除了刊正谬误、增加文字和注释外，《唐韵》的贡献在于在《切韵》193韵的基础上又增加11个韵部。加十《刊谬补缺切韵》增加的广、严二韵，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广韵》206韵的规模。
汉魏以来反切注音法的产生，表明人们已把汉语音节分成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玉篇》卷首所载《切字要法》表明，它所归纳30类声类，已包括了30个字母在内。唐人在前代反切上字的基础上，创造出30个字母。敦煌发现的《归三十字母例》与守温的30字母相一致。守温根据声母发音部位不同，把声母分为唇、舌、牙、齿、喉等五音，并且把喉音分为清音和浊音两类。这种分类，标志着汉语音韵学已朝着科学的语音分析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唐朝少数民族文字主要有古藏文、于闻文、突厥文、回鹘文、龟兹文等。上述几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体制，在唐朝均有较大的发展，日趋完备。藏文是我国仍在使用的民族文字中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字之一，通行于西藏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藏文创制后，曾进行过三次修订，以公元9世纪的第二次修订影响最大，在规范化上取得明显成效。藏文的书写方式为由左向右横写，自创制以来用藏文书写和记录的文献浩如烟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藏族文化传播和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做出巨大的贡献。
十阗文是我国古代塞种使用的语文，因发现于新疆和阒（古称平闻）而得名，又称于阈塞克文。《汉书，西域传》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追逐，遂往葱岭。”由于古代于阒为佛教东来的经由之路，至今所发现的于阗文大多为佛教经典。于阒文的词形变化具有印欧语的特征，如名词分阴、阳二性和六格，有单数、复数之分；动词有人称、时、式、态等四种变位，这显然同操印欧语的人群曾定居这里有关。
突厥文是古代突厥、回纥、黠戛斯等操突厥语各族所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的碑文发现于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有“鄂尔浑一叶尼塞文”之称；因其与古代北欧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外形相似，有人称它为“突厥卢尼文”。此外，还有“蓝突厥文”、“西伯利亚文”等名称。突厥文的写本是于本世纪初在敦煌大批古代文物出土先后发现的。这些文献主要是可汗与文武大臣们的墓志铭、记功碑以及宗教性文献和官府文书等。突厥文有40个字母，有的字母有五六种变体，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台型文字，通常是从右到左横写。
回鹘文足以粟特（或称率利字母）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为回鹘族人所使用。使用这种文字的地区包括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的甘肃、新疆和中砸地区。回鹘文是唐朝西域各国广泛流行的文字，不仅代表着东突厥各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而且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很大影响，契丹文、蒙文、满文都是在回鹘文的影响下产生的。焉耆一龟兹文是新疆上言代印欧语系居民使用的文字，因发现于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而得名。至今所发现的焉耆一龟兹文的文献多为佛经、戒律、密咒、本生故事等。也有寺院账目、书信、诗文、剧本、字书和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