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唐王朝的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使得庸代音乐舞蹈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成就，从而使唐朝音乐舞蹈成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发展的高峰。
从音乐体式上看，唐朝最为重要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歌舞大曲。大曲一般由散序、中序和曲破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可分成若干段落。散序为乐器演奏部分，节奏自由。中序以歌唱为主，用器乐伴奏，节奏较慢，中序亦称“歌头”。曲破亦称“舞遍”，以舞为主，用器乐伴奏，节奏渐快。歌唱部分大多为抒情段落，人破后舞蹈渐趋高潮，结尾或炽烈激扬，或悠雅飘逸。有一部分大曲又称“法曲”，曲调大多典雅清悠，接受了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的一些影响。唐玄宗死后不久，崔令钦撰写成《教坊记》，记载大曲曲名46个，其中有些曲名是以地名命名的。例如《凉州》、《伊州》、《甘州》、《龟兹乐》等。《霓裳》是唐朝最负盛名的歌舞大曲。全称为《霓裳羽衣舞》，又从曲作的角度称《霓裳羽衣曲》。这部法曲淡丽典雅，有清乐风格，乐舞宛转飘逸，表现了羽化而登仙的道教思想。天宝四年，唐玄宗册立杨太真为贵妃，曾表演《霓裳》。刘禹锔的诗作曾写道：“开元天子万事足，睢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据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及自注，可知《霓裳》的散序6段，器乐演奏，不歌不舞；中序18段，亦名拍序，且歇且舞；曲破12段，节奏急促，有舞而可能无歌。白居易《早发赴洞庭舟中》有“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可见，这一清雅的大型法曲是很长的。
唐朝文人的诗（特别是精致绝句）词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在当时是人乐歌唱的。因而唐朝诗乐、词乐的音乐基础是民间曲子。唐朝流传最广、绵延最久的诗乐是《渭城曲》。该曲的诗作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汜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由于诗句有三次叠唱，又称《阳关三叠》。白居易《南园试小乐》有“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诗句，可知《渭城曲》的节奏是相当缓慢的。在人乐的唐人诗歌中，绝句因其短小精炼，更多地被当时人人乐歌唱，故后世有人称唐人绝句为“唐朝乐府”。
唐朝僧人说唱佛经故事以及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底本称“变文”，变文大多是散文与韵文相间。散文部分由说唱人讲说，韵文部分由说唱人歌唱。这种散韵说唱的结构与形式，实际上开创了后世说唱艺术典型结构的先河，后代戏曲中的“道白”与演唱，可上溯到变文说唱。由于变文说唱艺术的对象是广大下层民众，因而变文的音乐不仅借助于民间曲调，而且受外来音乐影响较大。《宋高僧传》卷二五记载唐朝僧人少康说：“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饧密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此即《广弘明集·滞惑解》所说的“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说唱音乐的题材内容为宗教性（宗教故事）和世俗性（历史故事与民间故事）两大类，这种情况，从北宋至明清一直如此。
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音乐志》、《礼乐志》记载，隋唐时期的乐器种类很多，有笙、排箫、笛、篪、筚篥、埙、贝、琴、瑟、筑、筝、卧箜篌、竖箜篌、秦琵琶、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编钟、编磬、铜钹、腰鼓、节鼓、檐鼓以及其他五种鼓。上述乐器中，有中原传统乐器，也有许多外来乐器。
同唐朝音乐纷繁绚丽的盛况相联系的，是唐朝著名乐器演奏家辈出，有如璀璨群星。宋人朱长文《琴史》卷四记载隋唐琴师，有29人之多。盛唐开元年间的著名琴师，有陇西人董庭兰。他琴艺超群，擅长琴坛盛行的“沈家声”和“祝家声”，颇受与他交往的诗人称赞：“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玩昧李颀诗句，宛如亲见当年董庭兰俯首低眉、潜心抚琴，聆听他那悠扬婉转、令百兽起舞、天地动容、山谷回应的美妙琴声。除琴师外，唐朝的各种乐器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笙、笛、筚集、方响、羯鼓等，都分别有诸多著名演奏家留名于后世。有些演奏家又是作曲家，如擅长曲项琵琶的段善本、擅长箜篌的张徽、擅长羯鼓的唐玄宗李隆基等。
来自西域的音乐和乐器（特别是曲项琵琶和筚篥）与中原音乐和乐器的融台，对后世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演奏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朝乐队独奏、重奏、合奏的体制，也是同这一实际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演奏时所用乐器来看，中原传统音乐清商乐中所使用的中原传统乐器篪、埙、琴、瑟、筑、秦琵琶等，在西凉乐中未被采用。作为西域音乐的典型代表龟兹乐，所使用的重要乐器有筚篥类、竖箜篌、五弦琵琶以及贝、铜钹、腰鼓、齐鼓、檐鼓等9种鼓类。作为兼有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特点的西凉乐，既采用了中原传统乐器卧箜篌、编钟、编磬等，也采用了西域乐器中的曲项与五弦琵琶、腰鼓、齐鼓、檐鼓等。从清商乐、龟兹乐和西凉乐所使用的不同种类乐器来看，这种不同的乐器构成，大体上代表了唐朝中原传统乐队、西域乐队和中原与西域混合型乐队等三种不同的乐队体制。清商乐、龟兹乐和西凉乐所共同使用的乐器，除来自西域的曲项琵琶外，还有中原传统乐器笙、排箫、笛类、筝类。这种情况表明，唐朝中原汉族音乐和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的交流和融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
唐朝开元年间舞蹈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高超，是中国古代舞蹈艺术发展的高峰。就舞蹈的形式而言，既有单双人的小型演舞蹈，又有大型的表演舞蹈；既有宫廷舞与四方乐舞，而宫廷乐舞又有《坐部伎》与《立部伎》之分；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舞蹈之中，既有节日歌舞与风俗歌舞，又有民间艺人的歌舞献艺与皇室贵族的自舞之风，还有民间祭祀与寺院舞蹈。唐朝舞蹈在服饰、化妆、演出场地等方面都颇为讲究，文艺界人才辈出，舞蹈技巧精湛，舞蹈编导造诣高深，同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舞谱记录和大量壁画等。在唐朝的单双人小型表演性舞蹈中，可按照风格特点区分为“健舞”与“软舞”两部品类。这两部品类的小型表演性舞蹈，曾广泛流传在唐朝的宫廷、贵族士大夫家中和民间。“健舞”以其动作雄豪刚健、节奏明快而间有舒缓段落而得名，“软舞”的动作优美柔婉、节奏舒缓而含有节奏明快的舞段。崔令钦作于天宝年间记述开元年间教坊制度的《教坊记》和成书于晚唐时期的《乐府杂录》曾分别列举当时的“健舞”与“软舞”节目，除《柘枝》哮相同外，其余则全不相同。从所列舞名来看，中外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占有很大的比例。
“健舞”类舞蹈来自西域的“胡风”舞蹈，舞风矫健、活泼、俊俏，体现了游牧民族的豪爽性格，与当时兴旺向上、豁达开放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因而与当时人审美观点和欣赏情趣相吻合，深受各阶层人们的普遍喜爱和欢迎。以快速、轻盈、急速连续旋转为主要特征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皆属于此类。其中，尤其是风靡一时的《胡旋舞》，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更是令唐朝人们喜爱、惊叹不已，以至于达到了“臣妾人人学圈转”，“五十年来制不禁”的程度。《乐府杂录》记载：“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毽（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魅子上。其妙如此也。”敦煌二二0窟“东方药师净土变”乐舞图中，两个伎乐天，展臂旋转，佩带飘绕，表演动作类似《胡旋舞》的急速连续旋转动作，二人都是立于一个小圆毯子上起舞。《胡腾舞》是以腾踏跳跃为主要特征的“健舞”类著名舞蹈，从中亚塔什十一带传入。唐朝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李端《胡腾儿》诗，对胡腾舞扮演者的民族、服饰、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演员的惊喜、幽默、诙谐的表情，均有细腻的描绘，表演结束时，观众无不“四座无言皆瞪目”。陕西西安市东郊苏思局墓壁画，有一胡人舞者高跃后刚刚落地的舞姿，与唐诗中描绘的《胡腾舞》形象极为相似。《柘枝舞》有的归入“健舞”，有的归入“软舞”，原是中亚一带的舞蹈。《全唐诗》中有很多描绘《柘枝舞》的诗篇和诗句，从这些诗句中可知，表演者多为年轻女子、身着轻薄贴身的绣花窄袖罗衫；纤细的腰间。系垂着花带与珠翠饰品；头戴珍珠绣帽，垂挂金铃；足登红色软锦靴；面容雪白姣好，步履轻灵。在鼓类乐器的伴奏下，窈窕纤细的妙龄舞女，以其轻盈多变的舞步，边舞边歌，以其“体轻似无骨”的风姿和神韵。征服了在座的所有看客，收到了“观者皆耸神”的效果。在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中，有“乍折旋以赴节，复婉约而含情”、“飘渺兮翔风，婉转兮游龙”和“突如其来，翼尔而进”、“将腾跃之激电，赴迅速之惊雷”、“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等诗句，把《柘枝舞》所具有的飞燕之轻盈和惊鸿之迅捷这一“软舞”和“健舞”的双重特征，描绘得跃然纸上。
《双柘枝》作为《柘枝舞》在中原地区长期流传中的发展与变形，在唐人诗赋中多有描述。这种由两位年轻女子表演的舞蹈，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地与西域民族风格的单人舞相区别，演变成《屈柘枝》，从而被归入“软舞”类。据《乐府诗集·柘枝词》题解引《乐苑》所载：《屈柘枝》“羽调有《柘枝曲》，高调有《屈柘枝》。此舞困曲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扦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可见《屈柘枝》是由《柘枝》演化而来，增加了汉族传统舞蹈的情调。除“胡腾”、“胡旋”、“柘枝”三舞外，健舞类的《剑器》、《黄獐》、《达摩支》等都同武术或武舞有关。
唐朝“软舞”类的舞蹈，影响较大的有《绿腰》（又名《六幺》、《录要》、《乐世》）、《春莺啭》。在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绘有舞伎舞《六幺》的场面。元稹《法曲》诗、张祜《春莺啭》诗，都提到《春莺啭》舞蹈。此外，唐朝的“软舞类”舞蹈还有《回波乐》、《乌夜啼》和《兰陵王》。
唐朝歌舞大曲是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大型套曲，它是在汉代相和大曲的基础上，吸收西域的歌舞形式融合而成。大曲的第三部分即“破”，是全曲的高潮和结尾部分。也是舞蹈表演的主要段落。大曲中有一部分称“法曲”，情调比大曲更优雅些。在唐朝的大曲、法曲中，就其中的舞蹈部分来看，最为精彩且最具代表性的是《霓裳羽衣舞》。曾目睹过该舞的白居易，在诗中用“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诗句，描绘了舞女轻盈旋转的动作，回眸微笑的媚态，飘起的舞裙，犹如一抹浮云。而“上元点鬟招萼绿”与“王母挥袂别飞琼”诗句，分别描绘了舞女的相向聚拢和扬袖相背分开。而“繁音急转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诗句，描绘“人破”后乐曲节奏加快，舞蹈旋转动作急促，舞蹈的结束动作犹如飞舞的鸯风收翅落地，“长引声”是乐舞结束时，乐声渐弱而悠长，令人回味，遐想无穷。陈嘏《霓裳羽衣曲赋》，称该乐舞“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规”，盛赞“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舞》有独舞、双人舞及数百人大型舞等多种形式，从音乐、服饰和舞蹈动作，都是为着嘉4画天仙神女形象、气氛，艺术水平很高，是唐朝舞蹈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颗耀服的明珠。唐朝的大曲舞蹈名目很多，从内容上可分为表现仙女的舞蹈，有《凌渡曲》、《菩萨蛮舞》；表现哀怨情绪的舞蹈，如《何满子》、《叹百年队舞》（又称《叹百年》）；表现飞鸟美姿的《火凤舞》。此外，还有“花舞”、“字舞”等等。
唐朝的宫廷乐舞，将礼仪性、艺术性与娱乐性融合为一，规模大，乐部多，兼具中原与地方特色，有继承更有创新，是汉朝传统乐舞吸收少数民族乐舞、某些外国乐舞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唐王朝的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和睦邻友好的民族政策与对外政策。从“十部乐”来看，除燕乐、清商乐外，其余八部均为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共22曲。而清商乐在武则天时尚存60余曲。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在名称、译音、服装和乐器方面，均保有原来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燕乐作为宫廷传统乐舞，其内容主要是对唐王朝及其统治者歌功颂德，祝福昌盛，有景云乐等四曲，以《破阵乐》、《庆善乐》为大型演出形式；《景云乐》是歌颂贞观十四年“景云现，河水清”的祥瑞。清商乐曲目最多，不用于祭祀，主要用于宴享，其舞蹈的总体风格是“舞容闲婉”，“从容雅缓，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他乐则萸与为比”。西凉乐是兼有汉族乐舞与西域乐特色的乐舞，西凉地方风格明显，如《凉州舞》、《狮子舞》等，天竺乐是古印度乐舞，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舞者的形象、服饰和舞姿，均含有浓厚的印度乐舞风韵。高丽乐是鸭绿江地区高句丽族的民族乐舞。该乐舞服饰华丽，“极其长袖”，“双双并立而舞”，多是一种对舞的形式。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皆为西域乐舞。其中，龟兹乐舞艺术成就晟高，民族与地方特色最浓，已发展成为歌、乐、舞一体的多段体大型乐舞。康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旧唐书·音乐志》），属于“健舞”类舞蹈。高昌乐风格近似龟兹乐，对中原乐舞有所吸收。
唐朝宫廷宴享乐舞按演出形式与场合又分为坐部伎、立部伎两类。坐部伎于“宫中宴用坐奏”，在室内厅堂演出，表演人数在3人至12人之间。这一特点使得坐部伎的舞蹈精致，艺人技艺水平较高。所谓“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表明坐部伎演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平。立部伎于“殿庭宴用立奏”，在室内庭院或广场演出，故规模较大。这一特点使得立部伎艺人所表演的舞蹈雄伟壮丽，表演者技艺水平略低于坐部伎艺人。唐朝坐、立部伎中的乐舞，是宫廷长期积累的保留节目。节目在中原乐舞基础上，吸取并融台少数民族和国外乐舞，因而风格多样，表现手法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欣赏价值，在中国音乐舞蹈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