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粉粹了太平公主的势力之后，终于将国家大权揽于己手。为了使得政局稳定，玄宗李隆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同时量才授官，改革吏治和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寻求治国之法；完善立法和司法，并且严格执法，使得朝政渐入清明。
高宗、武后在位期间，困扰唐王朝的主要问题，在于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武后临朝后扶植武氏势力、诛杀朝廷大臣和宗室贵族以及关陇贵族集团势力的严重削弱和寒门庶族势力的兴起，政局颇不稳定。特别是武则天退位后的八九年间，先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同武、韦集团的较量和武韦集团的覆灭；后是太平公主与皇太子李隆基之间的较量和太平公主集团的覆灭。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别之间斗争的白热化所造成的政局不稳，加之贞观末年“渐不克终”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连年边疆用兵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吏治上的败坏、法制上的废弛、土地兼并的加重，如此等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都呈现出尖锐化的苗头。政局不稳和社会矛盾尖锐的苗头，使得唐玄宗在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总揽国家大权后所面临的形势是颇为严峻的。
面对严峻的形势，唐玄宗深知，为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需要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忠诚可靠的宰相，来辅佐他成就大业。他身边的宰相刘幽求、张说、魏知古，都是“六月政变”（粉碎武韦集团）、“七月事件”（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立有大功。然而，唐玄宗似乎并不希望功勋显赫的人继续留在他的身边，担任宰相；他想寻求一位智谋与才能与刘、张、魏相同、尚未建立勋业而又能忠诚于自己的贤才，来辅佐他治理天下。或者说，发动政变与夺取权力的时候，唐玄宗急需刘、张一类的功臣；而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更渴望“有忠臣之操”的贤相。按此原则，唐玄宗决定起用姚崇重新出任宰相。
姚崇（650年—721年），陕西居中人，他才智过人，气节高尚，历任武后、睿宗李且及玄宗李隆基三朝宰相。他本名元崇，武后时改名为元之。睿宗时，因奏请将太平公主迁居在东都被贬职。唐睿宗复位后，召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唐玄宗做太子时，太平公主干政，姚崇与宋璟为维护皇权，站在太子李隆基一边，出谋划策。太平公主得知这种情况，十分恼怒，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
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后，唐玄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想起了姚崇这位维护皇权的忠诚卫士。玄宗讲武于新丰时，密召姚崇前来行在。七月十三日，讲武于骊山，罢免郭元振的兵部尚书职务。七月十四日，唐玄宗猎于渭川，姚崇到达行在，立即受到召见。玄宗与姚崇很高兴地一道狩猎，“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唐玄宗向姚崇说：“卿宜遂相朕”，姚崇因而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接着，姚崇便提出《十事要疏》。于是，唐玄宗于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不久，迁紫微令（即中书令）。七月十三日，免去郭元振兵部尚书职务，两天后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可见，唐玄宗以姚崇为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意安排的。
李隆基在军机大事等方面多询问于姚崇。姚崇独当重任，办事果断得体，体恤百姓，当时没有人能够相比，深得百姓和皇帝赏识，有“救时宰相”的美称。
姚崇为政特点是“尚通”，他处理军国大政时明察秋毫，机敏过人，善于分析和掌握时机，善于应变，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大事。玄宗对他非常器重与信任。玄宗向他征询军国要政，单独于便殿接见他时，每次都起身迎接，商议完便走到平台相送。有一回，玄宗召姚崇入官议事，正遇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就命人抬轿接他入宫。玄宗对姚崇放手使用。一次，姚崇向玄宗奏陈有关低级官吏的任命问题，问询玄宗意见，但问了好多次，玄宗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姚崇惶恐而退。事后，受宠的宦官高力士上谏道：“陛下总理万机，宰相向您奏报政事，应该当面就给予批复，陛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玄宗说：“朕任命姚崇治理政务，是要与他共商大事的，这些小事我还用管吗？”高力上将玄宗之言转告姚崇，姚崇大喜，放手管理政事，尽心辅佐。
姚崇刚拜相时，左拾遗张九龄看到他众望所归，皇上又很器重他，就劝他远离佞臣小人，任命纯厚忠实君子，还说：“选才用人，是为政要务，治理国家就应该这样。以前用人并非不懂得知人善任，失误在于用人时凭借私情。自从君居相位，有用人之权以来。一些奸佞小人已经在下活动，阿谀奉承，极尽其所能，这些人中也有有才之人，但是却少德无耻。君用人一定要非常慎重。”姚崇很欣赏张九龄的才干，采纳了他的建议。
唐中宗以来，崇尚佛教，贵戚王公争营怫寺，让很多人为僧，僧侣享有免役特权，富户强丁有很多通过当僧侣来避徭役。开元二年（714年）姚祟上疏请淘汰僧尼，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君主信佛却不能使国家长久的事实，说：“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国家的福祉，何用妄度奸人，坏了正法。”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谓淘汰天下僧尼，计有一万两千多人还俗。又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和营造佛寺。这场由姚崇发起的抑佛运动增加了劳动力，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花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玄宗之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盘剥百姓，遭御史掸劾，李业为他求情，玄宗让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奏：“王仙童罪名累累，御史判案有充分证据，并没有冤枉他，可赦免。”玄宗依法治王仙童之罪，从此很多国戚都收敛锋芒，不敢再倚仗权势破坏法纪了。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玄宗提升其亲王府录事阎楚硅为参军。录事为从九品，是流外官，参军为正七品，为流内官。玄宗应允。姚崇卢怀慎却上言：“先前圣旨规定，王公、驸马有奏请时，没有陛下亲自批示不能生效，而我们认为任用官吏应该根据他的能力，自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若是因为亲戚故旧之恩就任意封赏爵位和官职，这和前朝的弊政一样，会重蹈覆辙，败坏纲纪。”玄宗再次采纳建议，没有提拔阎楚硅，从此贵戚们也很少再张口要官了。
姚崇的儿子去世，他告假十天处理丧事，所以政事堆积，宰相卢怀慎不能处理，很是惶恐，向玄宗谢罪。玄宗说：“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以卿来坐镇雅俗。”卢怀慎节俭廉洁，两袖清风，虽贵为宰相，却不营资产，常常把俸赐送给亲戚朋友，使得妻子也免不了贫苦，所居院宅也非常简陋，甚至不蔽风雨。姚崇回来后，很快处理完政务，颇为得意。便问中书舍人齐擀：“我为相，可与谁相提并论？”齐擀还未答话，姚崇又问：“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吗？”齐擀答：“管、晏虽不能对后世施行他们的办法，但却在当时很实用，您所施政，刚随时可变，从这一点比，您不如他们。”姚崇问：“那我到底如何呢？”“公可称是救利之相。”齐擀答道。姚崇大悦，挥笔书下：“救时之相，岂易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