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华东、华中广大地域上先后组织了忻口、凇沪、徐州、武汉四次大的会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从卢沟桥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的16个月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广大爱国官兵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民族抗敌御辱的爱国激情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在内的数十万官兵，血染疆场。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彻底粉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战虽然比较努力，但由于它采取了片面抗战路线和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加之国民党军队内派系林立、配合不周，一些将领腐败无能，消极避战。结果，16个月时间日军由东向西推进900公里，从北向南推进1800公里，占领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一亿多人口的地区，祖国的半壁河山陷于敌手。
随着战争的推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内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虽未投敌，但也削弱了对日积极作战的决心，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对付共产党上。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采取了纯粹防御的姿态。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急剧衰落：无心抗战的统治阶层，素质低下的军官们，缺少训练的士兵们，糟糕透顶的装备以及伙食，极差的卫生状况，医疗手段的极端缺乏等等，不断地腐蚀着军队的士气，降低着军队的战斗力。
国民党的征兵，可以说是军队战斗力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根据国民政府的征兵法，年龄在18至45周岁之间的所有男子——独子、学生以及有残疾者除外——都在应征之列。实际上，有权者往往躲开征募，有钱者则用钱购买顶替者。于是，农村中产生了这样一个群体——代服兵役者，这些贫寒交迫者通过代替有钱者服兵役而得到一定钱财养家糊口，一有机会，他们便从部队逃走，然后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出售，以求生存。到了1941年，适龄应征的男性资源渐趋枯竭，于是，拉兵行为出现。川剧《拉壮丁》便深刻揭示了这一状况。
试想，这样被拉来的士兵，这样缺乏任何训练的士兵，这样忍受着饥饿的士兵，怎么可能有强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虽然疲倦而残破，但它看上去，仍比共产党军队强大得多。他们在美国的帮助下，积极向全国扩展，占领了全国大部分主要城市。1947年3月19日，更是出兵占领了共产党的红都延安。在一片欢呼声中，国民党高层扬言将在6个月取得对“共匪”的胜利。但是，从1947年下半年起，战略的有利趋势转移到了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内部对于这场内战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如何理解呢？有的总结相对中肯：（1）错误的战术和战略。（2）缺少合作。（3）倒戈和部队补充的困难。（4）间谍和特务工作的无力。（5）共产党的优势：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军队内部的团结坚定，老百姓的支持。1950年，国民党政治厅表示：“我们在大陆上的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拉起手来。”
四、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
国民党大陆统治22年，在经济上，它始终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在这一统治下的财政方案与政策措施，不问其在发展中的演变，都必须与这一特征相适应，这就从某一方面决定了国民党经济政策的片面性。就总体而言，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是失败的。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发了“五笔洋财”：即敌伪物质、救济物资、租借物资、剩余物质和赔偿物资，因此其“财政状况的前途是颇为乐观的”。据美国人估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存有的外汇远超任何时期”，其所拥有的黄金和美汇存储，“总数超过9亿美元”，民间拥有的金、银及其他外汇“至少有数亿美元”。接收的敌伪物资起码有20亿美元。[204]如果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些财资开始经济建设，那么国民政府的经济也许会从此走上复苏之路。但是，在1946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把社会财富大量消耗于战火之中，军费支出激增，使其财政状况日趋窘迫，形成巨额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赤字达4.7万亿元，比上一年的1.1万亿元增加了3.25倍。1947年赤字29.3万亿元，比1946年又增加5.25倍。1948年1月至7月，财政赤字更比1947年全年增加13.8倍。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应付战争急需，国民政府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只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像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法币发行“以几何级数增加”。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为1.03万亿元，1946年增加为3.72万亿元，比上年底增加2.61倍。1947年底为33.18万亿元，比上一年底增加了7.91倍。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夕，仅7月法币发行额即达604.64万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17倍以上。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8月，3年时间，法币发行量增加1085倍，若与抗战前夕相比，则增加303880倍。[205]一元法币缩到战前法币几千分之一，买菜都得使用成捆钞票，法币再也无法维持了。
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开始废除法币，发行金元券。在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实行了“限价政策”，把物价和工资冻结于1948年8月19日水平上。蒋经国亲自到上海去“打虎”，也确实惩办了几个富商大贾。但一切已是无力回天，10月2日，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人们见货即买，争先把手里的货币换成实物。蒋经国在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之余，化名为“一市民”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告众市民书》：“我们大家近一月来，疯狂的压迫金元，什么都要，就是不要金元。什么都藏，就是不藏金元。连《水浒》也比金元好，就是棺材也比金元好。我们大家都不要金元，金元怎能不垮台？”[206]上海的抢购风潮很快蔓延到国统区各城乡。市场混乱，物价飞涨。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取消“限价”，物价则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粮食，竟涨到了每担1000余万元的旷古奇闻。”[207]到1949年5月下旬，1金元券只相当于发行初期的五百万分之一，至此，500万元的金元券才和1948年9月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等量。[208]金元券已形同废纸，“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加剧了国统区经济的破产。1948年上半年，上海1000余家机器厂开工不足100家。北平、天津两地的民营工厂倒闭了70%～80%。四川参加产联的1200余家工厂亦关闭了38%。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整个国统区百业萧条、城市经济凋敝不堪。[209]而国统区的农村经济此时也全面破产。国民党的征兵拉丁，使得大量青年逃亡，劳动力锐减，农村耕地大量荒芜。1948年，仅湖南省就减少稻谷5000万市担。连同其他各省减产数额，全部约合9000万担。而国民党政府的征借征实则高达8000万担，还另收购军粮1000万担。[210]试想，农民怎样维护生活？仅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即达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共达1亿人以上。1948年秋的抢米风潮，仅城市就有17万人卷入斗争。
伴随着国统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也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带向了崩溃的绝径！即使蒋介石后来也认为：“国民党之所以遭到失败，战后财政经济崩溃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