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明[211]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引进西方列强侍强之本的科学技术，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尽管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炮火的渐渐熄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勇于实践与创新，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而科学真正的积极意义，是不在科学本身的范围之内的，“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212]
一、科学观念和理性思想的启蒙运动
中国历史的巨轮航行于1860年的时候被迫改变了航向，洋务运动把专制封闭的中国巨轮强行拖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于是近代企业开始在中国出现，相伴的是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213]。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最终导致了一场渐进的科学运动。近代科学有着它自身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一旦展现出来，必然为专制下的愚昧带来理性的启蒙，如同甘甜的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使崭新的科学精神的种子破土而出，萌芽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洋务运动中，近代自然科学全面传入中国，而且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能，尽可能地向社会实践发生转化。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科学杂志、科学团体、科学技术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洋务运动中新式企业被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被介绍到中国，自然科学开始传播，各学术期刊出现，西方各领域学术著作大量翻译出版，科举制度被突破乃至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洋学堂相继出现，凡此种种几乎都是按指数方式狂飙，例如1860年前20年翻译出版各类学术著作仅100多种，而1900～1911年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就有1599种[214]。统治者办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希望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服务于专制制度，试图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但是科学技术的闸门一旦被打开，统治者就再也没有办法把之限定在既定的牢笼。
洋务派原本希望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把科学技术的功能限定为一种工具，服从于和服务于中国专制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洋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是洋务派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工具的失败，但是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并未失败。科学是社会性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紧密相关，不能无由头的任意嫁接和混种，随着科学译介和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活动的深入开展和推进，科学必将挣脱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紧箍咒而独显其社会功能。学者费正清也指出，洋务运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成果，即“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师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215]洋务派是从专制政治中分化出来的，试图以科学技术为工具去捍卫专制体制。洋务派不会理解科学的内在精神和本质，但形势的逼迫、目的驱使，使一种新的生产力被引进，科学被引进，科学思想开始在社会上传播，这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前所未闻的。随着科学社会功能的逐步展开，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开始出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动力。洋务运动开始了科学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216]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最早的科学家甚至包括一些外国传教士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成自己的工作。当这些科学思想转化为各领域的社会行动时又动员了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因此，由洋务运动而肇始的科学活动逐渐演变为推动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理性的启蒙运动，从而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应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开端实始于此。
二、引领开始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科学主要作为一种改革力量而不是一种保守力量，不过它的社会功能不可能立马显现出来，是一个积聚和突变的过程。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革命，不自觉或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
（1）从纵向看，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科学思想成为日后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巨大动力。
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的打败近代化的侵略者首要的前提是自身的近代化。科学与科学实践孕育了一代人，以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先进国人已经深浅不一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顽固派之所以顽固，就在于他们幻想以没落的封建主义来打败新兴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而以科学思想武装的先进国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现代化经济，首要前提必须要有近代的政治体制，也包括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要冲破传统文化束缚的牢笼，这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的社会运动。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存在仅103天，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突破不是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能剿灭干净的。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而他们中大多数脱胎于洋务运动时期。
无数仁人志士对空前严重的危机有了日益清醒的民族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更是大胆提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这时人们所讲的爱国已不再是“大清”的中兴，而是把民族振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这本身构成辛亥革命的思想前奏。戊戌维新旨在变革，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要救亡图存，赶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就必须学习西方进行变革，逐渐形成一股时代潮流。国人日益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紧迫性，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中国当时不是要不要变的问题，而是怎样变的问题，变易和变革的观念深入人心。戊戌思潮开始倡导了一场渐进的思想革命，戊戌维新思想和辛亥革命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科学思想和精神的承继和超越。
变革启蒙的思潮导演了戊戌维新的政治变革运动，“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变革虽然受到了挫折，但历史并没有留下遗憾，维新运动为后来的许多改革准备了先声，留下了起点，因为戊戌思潮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远，戊戌思潮奠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专制制度容纳不下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科学是人的自由认知的产物。“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精神的张扬必然转变为排山倒海的政治力量。“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高奏出的时代强音。这是对戊戌变法思潮的超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超越，是对专制下改良主义思想的超越。[217]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概括了科学开始受尊重的现实。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18]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