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横向看，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科学思想刺激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
近代科学自诞生之日起，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就产生了。一方面，科学必须在争取社会的支持与检验中取得其合法性，另一方面，正如默顿在他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建立在一个社会制度领域，例如宗教或经济的领域的兴趣、动机和行为的社会形式，同其他制度领域，如科学领域的兴趣、动机和行为的社会形式，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出现在一个组织领域的社会的、学术的和价值成果会延伸到其他制度并最终会促使人们事先或事后关注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219]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科学思想主要在五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①在政治领域，由于洋务运动的延伸，使专制集团内部分化出一批有识之士，新知识成就了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论依据，要求调整政治结构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戊戌变法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由洋务运动引发的戊戌变法的最大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如果要使科学技术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完全转型。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革命不断地向生产发生转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要想使科学组织和科学技术成就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政治制度对科学和社会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科学作为一种变革力量主要通过技术和生产，不自觉地、间接和逐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科学是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发展的同盟军，科学所提供的帮助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刚刚开始的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②在经济领域，科学技术的引进，近代工业企业开始在中国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力被引进，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引进中，“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20]。“农民起义可以改朝换代，以‘均田’的形式重新平均土地，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却不改变，生产方式难以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几千年来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系统是十分顽固的。传统的专制制度对外来的新兴势力总是有着一种自发的戒备心理”[221]。可能有的学者会说洋务运动的直接的经济的结果令人失望，但是，洋务运动不知不觉地在封建主义的坚冰下撕开些许裂缝，民族资本主义正是沿着这个裂缝缓慢渗透而逐渐展开、发展和壮大。
③在文化教育领域，虽然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是依附在传统的文教体制的边缘上，但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作为传统科举的对立面，在当时开了风气之先。科学技术的内容开始渗透到科举考试，洋务运动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传统的价值观“重义理”、“轻技艺”，朱熹认为唐朝的孙思邈就是误入“方技”歧途的一个好的文化人，很可惜；乾隆年间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仍然不屑于收录利玛窦的科学书籍，反映当朝统治者对科学的鄙视和排斥的态度。可是，随着洋务运动科学技术的引进，人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妄自托大的心理，重新估量科学的价值。时人说：“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222]不论最初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动机多么浅薄和无知，它最终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当时销售的书籍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学会的译著，“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继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223]1893年广学会图书销售额是800余元（洋银），到1898年就达到了18000余元（洋银），说明时人对科学技术观念的迅速改变。[224]
④在学术思想领域，新型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在创办近代工业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徐寿、李善兰、华衡芳等中国第一代新型科学人才。在洋务派派遣的留学生中也产生了像詹天佑那样工程技术人才，产生了像严复那样伟大的知识分子。严复是近代中国完整介绍西方科学哲学观的第一人，让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严复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发现了实验定性和归纳的方法，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这样的方法论的结果，中国如果不确立这样的方法，近代科学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严复是近代中国将科学提高到哲学高度的第一人。严复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影响，不夸张地说，近半个世纪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容闳在谈到被召回的留美学生时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何种变迁，皆不能忘也。”[225]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这一批具有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日益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深刻变革的中坚推手。
⑤从社会生活领域看，科学技术的大量引进，封建专制封闭的小农社会转化成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结构。[226]洋务运动的大多数具体内容是科学技术在专制的社会内部运行。从科学观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它最大的社会功能是使中国长期形成的一个专制封闭的小农社会转化成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结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地大物博，美丽富饶，自成一体，处在亚洲大陆，小农经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中华民族没有与外界交往的客观动力，历史上已有过的交流都主要是出于施舍和炫耀的心理需要”[227]，郑和下西洋主要是要“布国威于四方”，甚至有充分的条件构筑自己的“万里长城”，所以洋务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专制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不是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欧洲由于封建领农奴主制与城市封建制的城邦经济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可溶性的社会。毫无疑问，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但其毕竟启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打开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的第一个窗口。小农经济恰是传统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小农经济和专制制度形成一个自给的结构，2000多年的发展日益稳固。洋务运动不自觉地把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推向可溶性社会结构转变的边缘，在传统社会稳定的内部提供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机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的各种产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从这里起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与洋务运动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洋务运动社会功能的延伸却给传统的社会以致命的打击，虽然这样的打击和转变充满着艰难与痛苦。恩格斯指出，古老的中华帝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228]“稍后，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229]不同的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容量是不同的，“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必须和社会结构相适应”[230]，在小农经济社会里，科学与小农之间是不可能产生甜蜜而持久的“恋情”的。近代科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科学反过来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在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就像资本主义这个新鲜事物生长的养料，必然会促进这个从外输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认为，洋务运动作为一种科学活动超越了过往的历史，可以说，比任何一次农民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要大。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于无声处听惊雷，科学的观念借助于具体的洋务事物和实体深刻地改变着人们世代延续的世俗价值观念。这是强调“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