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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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论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及演变(4)

一、战时盟国对四川医药援助问题研究的意义

战时盟国对四川医药援助问题似乎是一个以省为单位的个案研究,但以四川为例的个案研究,在透视国民政府接受盟国医药援助这一面相上具备相当的代表性。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四川在全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重庆、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区域一跃而成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川成为名符其实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793]1939年10月7日,蒋介石正式出任四川省政府兼理主席,被时人视为“四川政治的一个新纪元”。[794]单从兵员供给这一项来看,从1941年开始,四川壮丁供应量即超过河南省,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位。[795]国民政府的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卫生署也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由南京迁往汉口”,再于1938年“随内政部西迁重庆”。[796]卫生署1946年10月发布的《复员期间施政概况》,对抗战时期各省最高卫生行政机关设置情况有以下说明:

“抗战结束之日已成立卫生处之省份,计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八省。其中浙赣湘鄂豫皖闽粤桂等九省于战时因省垣沦陷迁置外县,胜利后均先后随省府还治。年来新成立卫生处者,计有江苏、河北、山东、山西、绥远、热河等六省,台湾则于民政处下设卫生局掌理全省卫生行政。各省之尚未设置专管卫生机构者,计尚有察哈尔及东北九省。”[797]

从引文来看,抗战时期全国成立有卫生处的省份共计18个,而只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等九省的卫生处能在本省范围内正常开展工作,也即是说抗战时期卫生署能够有效管理的省份只有这九个。而这九省之中,四川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卫生署在分配盟国医药援助时给予了四川省更多的照顾。战时四川在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战时盟国对四川医药援助问题这一个案研究,具有较其他省份更大的代表性。

二、战时盟国对四川医药援助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四川医药国际援助主要来源于美、英两国,分为资金、器械、药品援助三种形式。

(一)美国的援助

抗战时期美国是四川最重要的国际医药援助来源国。美国援助主要来源于美国罗氏基金会、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等三大机构。

1.美国罗氏基金会

1947年,四川省卫生处长董秉奇和省参议会曾致函美国罗氏基金会,询问该会在战时对四川卫生工作的补助款项及用途情况。为此,美国罗氏基金会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清单。清单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照抄罗氏基金社历年补助费收支报销核准书(译文)

民国三十年(物价高涨倍数:平均16倍)

收到法币21425088元。

共支:17718674元。

缴还:3706414元。

民国三十一年(物价高涨倍数:平均44倍)

收到法币29126869元。

共支:27795980元。

缴还:1330889元。

民国三十二年(物价高涨倍数:平均131倍)

收到法币:40500534元。

共支:40500534元。

民国三十三年(物价高涨倍数:平均430倍)

收到法币194285680元。

共支:194285680元。

民国三十四年(物价高涨倍数:平均1500倍)

罗氏基金社购卫生工程用具与显微镜及书籍美金:254396元。

旅费生活津贴:法币66000000元,合美金145439元。

杂支:美金499835元。

民国三十年以前仅有美金3000元交香港协和药品公司为传染病院购仪器设备,因香港沦陷该公司全部损失,至今未结账。

(原件系由余会计长成源送处照抄后退还)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记[798]

从提供的清单来看,罗氏基金会对四川省卫生处补助款项开支涉及器材、设备、书籍的印制与购买、卫生工作试验、工作人员生活津贴、旅费及杂支等方方面面。笔者根据清单的内容,将罗氏基金会历年补助数额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罗氏基金会战时对四川医药援助问题。

2.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

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对四川省卫生工作援助主要体现在妇婴卫生工作方面。其拨款有1942年、1943年两次。

1942年,卫生署“商请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拨助美金五万一千元,专为办理妇婴卫生工作”。当年底,卫生署收到“该会汇来美金二万五千五百元,折合国币五十万三千七百零三元七角”。考虑到“为数不多自以集中一处办理较易收效”,卫生署与助华委员会代表商定,“此款应补助四川省卫生处充实成都妇婴卫生事业之用”。[799]1943年度,卫生署“再次商请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拨助美金拾伍万元”,“专为办理妇婴卫生,并决定以此款补助本处(指四川省卫生处——引者注)办理成都市妇婴卫生事业”。[800]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前次赴渝经与金署长(指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引者注)商定,在蓉组设四川省立妇婴保健院,从事医疗,研究,训练各项有关妇婴卫生工作。该院本年所需经、临各费,除本年度职员病人食米由钧座(指四川省政府主席——引者注)允拨双市斗贰百石外,即以上项捐款开支,明年由该助华会陆续接济,兹已着手筹备,并拟具组织规程”。四川省卫生处“计先后领得卫生署拨由中央卫生实验院转汇美国医药援华捐款壹百肆拾万零柒千肆百零柒元肆角壹分(单位为国币——引者注)”,其中省卫生处“支用于建筑院舍暨购置器俱约壹百肆拾万元正”。[801]

除妇婴保健事业外,四川省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工作也得到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的资助。四川省公共人员训练所从“三十一年六月起”,得到“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之助”。[802]省卫生处“乃变更计划,与省立医事职业学校合作办理”。[803]1942年秋季“招收助产护士检验员各一班,共约学生八十人”,“延长训练时间为三年”。[804]但该委员会资助该项工作款项的具体数额不清楚。

3.美国红十字会

美国红十字会援助的主要是“医药材料”。其援助的附带条件为“限用于免费诊疗,一律不得收费或转卖”,其诊疗对象规定为“难民,难童,空袭受伤民众,军士家属遗族,及战争遭受灾害之军民”。[805]四川省卫生处成立了专门分配委员会负责美红会捐赠药品的分配,以“每收到一批马上拿来分配,并且要作到很快处理”为原则。[806]虽然战时美国红十字会对四川援助的“医药材料”具体数额不清楚,但几乎全省所有公立卫生机构均有配发该会“医药材料”的记录。[807]

(二)英国的援助

英国医药援华是1943年8月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访英的重要成果之一。[808]卫生署在其向英国募得的捐款中,向四川省“拨发国币伍万元”,指定用途“为促进病人恢复健康”,“作为补助病人营养费”。[809]在经费预算的分配上,卫生署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指定75%的经费应用于“促进病人营养,补助免费病人”,另外25%的经费“可作为其他用途,但亦应限于购置病房所需之用”。[810]四川省卫生处根据四川省的具体情况,确定受援各接受单位,并拟定分配预算。四川省立传染病院、成都市立医院、成都第一保婴事务所、成都市卫生事务所、资中县卫生院均成为此次英国医药援华的受援机构。

三、国民政府对医药援助的管理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顾及国际影响,卫生署制定和发布了相关训令和管理办法,来加强对医药援助受援机构的管理,保证援助目标和意义的实现。抗战期间卫生署先后颁布了《国外赠献卫生器材暂行管理办法》[812]、《卫生医疗机关分配应用国外捐赠医药器材应行注意事项》[813]、《美赠药材不得收费或转售须严密管理一案》[814]、《战时国际捐赠财物接收处理办法》[815]等四个加强对盟国医药援助管理的法规、法令。但由于受政府卫生政策限制、受援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援助机构既定的援助目标仍然受到了干扰。

以美国医药助华委员会的援助为例。该会两次拨款均指定用于成都市妇婴卫生事业。卫生署与四川省卫生处原商定用此款成立四川省妇婴保健院。双方拟定《中央卫生实验院协助四川省卫生处办理四川省妇婴保健院办法》。办法第三条规定,“保健院经常费由实验院于美国助华会捐款项下拨付,计三十一年度美金五万一千元、三十二年度美金十万元”。[816]

尽管《办法》经四川省政府“提付省务会议通过在案”,“实验院于美国助华会捐款项下拨付”的款项也到了位,且妇婴保健院院舍“建造业已完竣”,但四川省政府拟成立省妇婴保健院呈文,“两呈行政院均未蒙核准”,致使无法履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义务,即“省府拨给四十万元”。[817]省卫生处“行见实惠在民之保健事业,功亏一篑”,“为遵从命令,兼顾事实,并答报盟邦捐助盛意”,只得提出折中办法,最后四川省妇婴保健院“奉令不准设置乃由张主席同意,改为由地方举办”。[818]

美红会医药援助的时间长,受援机构多,药品数额较大,因而其受援存在的问题也较其他援助多。为履行“对外信用”,卫生署曾将美红会援助的附带条件、受益对象等内容,采取发布通告或训令至“各省市及本署所属各卫生医疗机构与其他请拨机关”、“分发中央日报大公报通告周知”等措施,以“通饬遵行”,并监督执行。[819]但各市县举报卫生机构售卖红会援助医药材料的案件仍层出不穷。如1943年1月,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查获八宝街健宁医社出售美红会捐赠之红阿斯匹林”,要求成都市政府“勒传该周子厚(健宁医社负责人——引者注)到案究办,以维法纪,而儆后效”。[820]省参议院也曾质询省卫生处,“闻美国捐赠奎宁丸有卫生院竟无一粒者,宁非怪事”,要求省卫生处“随时派员督查,革除积弊,以宏医疗之实效”。[821]

为保证1943年英国医药援助的效果,卫生署制定了《卫生署拨发各医院及卫生院站病人营养补助费办法》[822],分发各受援机构。四川省卫生处在分配援助经费时仍出现与经费指定用途不相符合的情况。经费预算呈文显示,省卫生处将拨款给成都市卫生事务所10000元,专作办理本市生命统计及调查死亡原因。这笔开支与英国经费援助的指定用途“殊有未合”。同时省立传染病院以9000元作为补助病房添置之用,其所占的比例

(9000/21000=43%)也与原规定仅限于25%的比例不符。卫生署接到四川省卫生处预算呈文后,认为省卫生处所呈报的经费预算分配不妥,要求省卫生处“均应更正,仰即遵照规定办法另拟分配预算,并补具领款收据及详细情形,呈署备查为要”。[823]更改后的各单位受援款项分配预算分为营养食品费、营养药物费、医药住院费等三大项,从而保证援助款项真正用到病人身上,给病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医药福利。[824]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打败日本法西斯是盟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而得到盟国的援助和支持。抗战时期盟国对中国的医药援助是盟国对中国援助的内容之一。从史料来看,盟国对战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援助涉及到医疗卫生事业的硬件建设、药品补给、人才培养、病人福利等多个方面。盟国医药援助对战争急需而又极度贫弱的战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积极的建设作用,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