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燕都》
公元1973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不远处打井时，发现了日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北京人开始在西南郊的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挖掘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范围包括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诸村，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分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区三部。琉璃河（古圣水）自北南流，折向西南，继而又东流，形成的河湾地带，有一高平台（即今董家林村），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面上尚残存着一米多高的古墙体，后因农业建设而被平整。经考察，此乃古城的北城墙，全长829米。以此为线索继续钻探，又在地下发掘出东西两面城墙的大部分墙基，乃至两米多深的护城壕沟。古城的轮廓悄然浮出地面，城墙内侧的“护坡”，又与其东侧商末周初的墓葬区及西周时期的灰坑、窖穴、房基相交错。尤其是在墓葬区（今黄土坡村），共挖掘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及车马坑数十座，出土的蚌器、骨角器、玉石器、玛瑙器、陶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青铜器及货贝等实物总数超过万件。
通过细致的考证，终于得出惊人的结论：琉璃河商周遗址正是古燕国的始封地及燕都之所在。这无疑把北京的建城史大大地推前了，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远古时北京地区即有一个以“晏（燕）”为图腾、为族徽、为族名的大部落，估计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或1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之余脉。在殷商之时，琉璃河一带作为原始的聚居地就已基本成形。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破殷入商宫，杀纣后遍封功臣，“封召公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可见大约在武王灭纣那一年（公元前1045年），燕国作为诸侯国之一正式成立，位于琉璃河的燕都恐怕也是在那一时段建造或定名的。受封了燕地的召公保，系被周武王倚仗为左膀右臂的三公之一（另二人为周公旦，太公望），他让大儿子就任燕侯，在燕都当管家，自己仍留在朝廷里参政，辅佐君主。
和燕国同时受封的，还有个蓟国，都城大抵在今北京西南部广安门一带。“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乐书》）蓟国的居民看来是黄帝的后裔，血统高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史记·周本纪》）蓟、燕本是近邻，然而随着日后的发展，此弱彼强，经常为边境问题打架，直至公元前7世纪（东周的春秋时期），蓟国被燕国吞并，蓟都也就“声明作废”。燕国后来迁都蓟城。到了战国时期，跻身于七雄的行列，燕将秦开大破东胡，辟疆拓土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了将来成为秦万里长城之一部分的燕长城。燕国长胖长高了许多，“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战国策·燕策》）秦灭燕后，将广阳郡的“政府部门”设在原燕都蓟城。西汉的卢绾父子，先后被高祖刘邦封为燕王，皆以蓟城为都。由东汉至隋唐五代，蓟城长期作为幽州府所在地。辽南京及金中都，基本上都在蓟城遗址上改建的。
今广安门一侧，古蓟都所坐落的位置，竖立一根巨大的石柱，纪念北京3000年的历史。这同样说得过去。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还是广安门的蓟都，从时间概念上皆意味着北京的建城之始。况且自公元前7世纪，两者在“名份”上即相互交叉并重合了。它们是今日之北京在3000年前的两大雏形。或者说，是3000年前的老北京。
我多次去踏访董家林村的古燕都废墟，凭吊那湮没的辉煌。这儿的风水真好：既有房山，又有琉璃河。爱山的仁者与爱水的智者都不会感到失望。而今，京广线铁路恰恰从遗址中部穿过，北侧又有车水马龙的京石高速公路。我本人，不经意之间也迷失于风驰电掣的时光隧道，回到了群雄逐鹿、马踏飞燕的年代。
城址东侧，今黄土坡村西北，系燕侯及贵族陵墓较集中的区域，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殉葬品中，我最看重的还是青铜铸造的礼器、兵器、工具与车马器，上面大多铸有铭文或人名，为我辈了解其出处提供了一定的背景资料。尤其那百余件青铜礼器，某些甚至铸“侯”（即燕侯）铭文及族徽于内壁。当然，有的青铜兵器如盾饰，亦铸有阳文的“侯”及“侯舞易”之铭。
青铜器锈迹斑驳，精雕细刻的文字、图案却凸凹有致、清晰可辨，象征着一个遥远的王朝的回光返照。我仿佛亲眼目睹了自己民族的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的北京。
青铜时代的北京，曾经被掩埋在厚重的黄土之下，默默地生锈，悄悄地流泪或叹息。直至一柄考古的铁铲将其从幽暗的地狱里解救，重新出现在阳光的世界。在我眼中，波光闪烁的琉璃河，流的是液态的玻璃，抑或熔化了的铜汁。
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的古墓群，目前已用数字加以编排。52号墓的复尊、复鼎（复为墓主的名字），内壁所铸铭文，讲述墓主复接受过燕侯赏赐的货币、礼服及男女奴隶。53号墓的攸毁，讲述燕侯给墓主攸发过奖金（货贝）。251号墓的伯矩鬲，通身浮雕牛头形花纹，盖内与口沿内铸有相同内容的铭文：“在戊辰，匣侯赐伯矩贝，用作父乙宝尊彝。”253号墓的堇鼎，体积为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之最（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铭文4行26字，翻译为白话，大意为：堇奉燕侯命令，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奉献土特产食品，太保给了赏钱；堇受宠若惊，因而制造此鼎以铭记。在同一墓中，尚有圉献、圉方鼎，讲述圉作为燕侯特使，出席周王室的喜庆典礼，受到周王赏赐，返回后又被燕侯奖励……这些作为殉葬品的青铜礼器，几乎每一件都收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表达了墓主生前在工作方面的成绩，以及对“领导”（或周王或召公或燕侯）的感激之情——简直生死不忘。嘿，那时候的人，真挺懂礼貌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193号墓（1986年发掘），形制独特，规模超群，墓室四角有四条墓道，二层台四壁立有山字形漆盾牌。商周时期凡有墓道者，必为贵族墓；看来这拥有四条墓道的墓主，绝非等闲之辈。此墓曾被盗，但盗墓贼慌乱中仍遗漏青铜礼器3件，青铜兵器、车马器、工具、骨角器、蚌器、玉器、漆器、货贝等200多件。仅此就足以推测墓主之富贵。二礼器，前者双兽首耳，衔环，下腹部有兽头形鼻，全身各部位分别装饰圆形涡纹、凸弦纹及凹弦纹；后者鼓腹分裆，四柱足，鸟纹与蝉纹参差分布。二器盖内及口沿处，皆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俗称“对铭”）43字，在当时算是“长篇大论”了。铭文以“王曰太保”开头，很明显是周王对太保（召公）的直接评价，而且以表扬为主。“这和过去发现的铭文为‘侯……’为首的语句相比，显然在等级上又高了一层，因此，它的研究价值与解决史实的份量，也就举足轻重了。难怪一些行家里手，见到此二器的铭文后，都为之一惊。”（雷少雨语）铭文中尚有“命克侯于”句，足以判断墓主是一位名叫“克”的燕侯。有人认为克正是召公的大儿子，受封为第一代燕侯。这周初燕国的“首席执行官”，在地下长眠3000年之后，终于“挺身而出”，以证明琉璃河确为燕都的所在地；同时也把青铜时代的北京，像特写镜头一般，一下子拉近并放大在我辈的视野里。
燕国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长期折磨着考古学家的一系列问号，终于解开了。依靠的是青铜器的帮助。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殷商之人可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由国家监督，铸造出的青铜器皿非兵器即祭器，因而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还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使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只好臣服。这我相信。一贯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商纣王，不是还发明了炮烙之刑吗？那残酷的刑具（用炭火烧红铜柱以炙烤囚犯），该算是特殊的青铜器吧？武王伐纣，属于“逼上梁山”之举，若反抗得稍迟点，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无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国的都邑）之诞生……根据发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结论，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纣那一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说商周改朝换代之日，北京的建城史拉开了序幕。首先登场（“抢镜头”）的，是西周的权臣召公，和他的大儿子（第一代燕侯）。他们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黄仁宇还认为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周王朝铸青铜器稍显粗糙与生疏，却出色地创造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封建制度，尤其擅长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时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引自《中国大历史》一书）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着那初始缔造的封建制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废墟之中，寻找着当时的宫殿、宗庙、兵营、广场或手工业作坊的痕迹。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公元前771年被北方游牧民族（戎人）摧毁，随后出现的是混乱不堪的东周。看一遍《东周列国志》就全明白了。经过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战国时期（军阀混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他只保留了嫡系部队的军事装备，而将其余六国的青铜兵器全部收缴，熔铸成12尊金人（青铜的巨人），搁置在皇宫周围“站岗放哨”。这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青铜时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封建时代，结束了！秦始皇领导着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难怪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太子丹与刺客荆轲，会把秦王政视为大独裁者呢。
青铜时代确实也该结束了。其实在战国末期，铁器业就开始出现。作为新时代的骄子，初露锋芒的铁器，逐渐取代了老态龙钟的青铜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摧枯拉朽、披荆斩棘的秦始皇，带有生铁的品质，势不可挡，而被其所灭的六国，早已铜锈斑驳、摇摇欲坠。
纵然如此，我依然很怀念那个青铜时代的北京。很怀念那个活了800多岁的燕国（公元前1045年-前222年）。
在战国七雄里，燕国不是好欺负的。公元前316年，齐国的侵略军攻破蓟城，杀燕王哙，“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占领燕国整整3年。在这期间，受奴役的燕人闹起了复国运动，将在韩国为人质的燕太子迎接回国，同仇敌忾地进行抵抗。齐国只好“以土地换和平”，撤走了部队。燕太子继位为昭王，发誓报仇雪恨，四处招兵买马。经过28年的养精蓄锐，国富民强，“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赵、魏、韩、楚五国之师为帮手，共同伐齐。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统率“多国部队”与齐军战于济西。齐军溃败，另五国即班师还朝，只剩下燕国一支孤军，不愿见好就收，而是长驱直入痛打落水狗。一口气攻下齐城72座（包括齐都临淄），将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帜），植于汶篁。”好不威风！看来燕昭王的报复心，不比那位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吴的勾践逊色。燕军以牙还牙侵占的72城，直到燕昭王死后，才被齐国收复。
燕国之所以反败为胜，因为出了个燕昭王，燕昭王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在于他求贤若渴广泛吸纳各界人才。梁人邹衍入燕，昭王特意为其盖了座花园别墅（碣石馆），以师礼相待。他还采纳了“参谋长”郭隗的建议，于易水旁修筑黄金台，置百金于台上，悬赏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能耐人。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在七国间传为佳话，连乐毅、剧辛等中原豪士，也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地来拜见这位知人善用的“伯乐”。直到千百年之后，仍有众多的怀才不遇者，无限神往燕昭王的风采，譬如唐朝的陈子昂，在黄金台遗址长叹：“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李白尤其如此，既恨不能跟燕昭王生于同一时代，更恨自己所处环境的污浊及世人“有眼无珠”：“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共徘徊。”李白对当官的（包括唐玄宗）一向瞧不起。但可以肯定：燕昭王是他最崇拜的政治家。燕昭王，燕昭王，不仅在军事上，更在政治上，给燕国挣足了面子。
再往下数，燕国的英雄，只剩下一个荆轲了。
正是在燕昭王隆重推出黄金台的易水之滨，数十年后，燕太子丹，又搭起了较简陋的“临时舞台”：众人皆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丧服），哭送从举国之民中选拔出的一位烈士前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惟有独行客自己不曾流泪，反而笑眯眯地安慰大家：我唱支山歌给你们助助兴、提提精神吧，免得气氛太压抑了。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夫，居然还真的随口吟出一首只有两行的好诗（比后来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还少一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他不曾流泪，却准备流血。或者说，他注定了要在秦宫的台阶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荆轲图穷匕首现，刺向秦王，虽未命中，毕竟为挽救即将沦落在铁蹄之下的祖国尽了最大的努力。况且，匹夫手中的一柄青铜短剑，居然比六国的军队更具威慑力，令杀人不眨眼的秦王心惊胆战，差点没吓死。可以说这位千秋霸主一生中，只遇见过一位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荆轲。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使其感到过害怕呢。他头一回明白了害怕是什么滋味。荆轲给秦王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荆轲的匕首，是青铜时代里最孤独、最微小但也最响亮的一道寒光。
最后的英雄一死，燕国，也就完了。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伐燕，攻占蓟城，燕王喜逃到辽东苟延残喘。4年后，秦军把无处藏身的燕王喜捉回，燕国彻底灭亡。
最后的英雄一死，难兄难弟的六国，也就完了。全部改姓秦了。
荆轲为包括燕国在内的六国唱出了一曲悲怆的挽歌。
直至今天，古老的易水，仍在为两千余年前的那位旅客流泪。燕国的历史（青铜时代的北京），是以琉璃河发源，而又由易水画上句号的。不，易水画上的并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惊叹号（怎么看都是匕首的形状）。
燕国灭亡了，燕国又因为荆轲而不朽。没有谁会否认荆轲是天字第一号的刺客——以一柄青铜短剑，抵抗万乘之国的车辚辚，马萧萧。这分明是一次自杀性的行动。好在后人中为之鼓掌、喝彩者占多数。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迁，都由衷地赞叹：“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他既是在夸荆轲，又是在夸荆轲的祖国。
《黑铁时代的辽南京》
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于长城外坐山观虎斗的契丹族，扮演了渔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辽王朝，对一墙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倾巢出动，亲率三十万兵马跨越燕山强攻，而未得手。他并没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旧庙，因供奉大悲观音菩萨像，称作大悲阁。传说辽太祖遥指白衣观音像说：“我梦神人叫送石郎为中国帝。”所谓的石郎，即后晋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也。
石敬瑭谋反称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对契丹主暗送秋波。开出一张“空头支票”：许诺割让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以这份厚礼，获取“友邦”的护佑。不仅如此，他还厚颜尤耻地自称儿皇帝，摇尾乞怜。清泰三年（936年），中原朝廷调集平叛大军围剿晋阳，命幽州刺史赵德钧西进，断其退路——辽太宗耶律德光见有利可图，当然不会坐视自己的“干儿子”覆灭，火速增援。
赵德钧属墙头观望派，亦想从乱世中谋私利，派人跟辽太宗谈翔，表示自己同样愿做儿皇帝——可惜他列具的酬劳比石敬塘小气多了。契丹骑兵不甘作如此廉价“雇佣军”，依旧器重石敬塘的傀儡政权，大刀阔斧解太原之围。
赵德钧既违背君命，坐失截击契丹援军阻挡其与石敬瑭会合之良机，又未能跟耶律德光谈成“买卖”——里外不是人。投机者小算盘彻底打错了。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契丹人马兵不血刃地占领幽州，并且席卷燕云十六州。“穷大方”的石敬瑭，为争王冠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让的州府图籍，以象征成交。
赵德钧作为降将，远赴辽上京临潢府拜见太后，摆出一副讨好的嘴脸：“尽以一行财宝及幽州田宅，藉而献之。”太后冷冷地问：“田宅何在？”老赵未听出弦外之音，态度仍很踊跃：“俱在幽州。”太后大笑：“属我矣，又何献也？”接着痛快淋漓地把眼前这只让人瞧不起的“落水狗”嘲讽了一把：“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有何面目复求生乎？”老赵面红耳赤地告退。不久即一命呜呼于草原。
契丹虽厌恶墙头摇摆、立场不坚定的赵德钧，后来还是不曾亏待其子赵延寿。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首任地方官即赵延寿：“领南京留守封燕王，总领山南（燕山以南）事。”辽王朝很善于运用“蕃汉并行、自成体系”的“民族政策”：以契丹制治契丹人，以汉制治汉人。首当其冲的赵延寿，甘心为虎作伥，把南京管理得井井有条。契丹主对自己亲手扶持的“大管家”很满意，南巡时大驾光临赵宅，以资鼓励。小赵卖身求荣，热烈吁请辽兵南侵中原，表示愿赞助粮草刀甲，愿作急先锋。有人说：小赵是在与后晋石重贵（石敬瑭之子）争当“孙皇帝”——真正继承了乃父遗风。这种走狗作风后来一直遗传到日军侵华战争中“鬼子翻译官”及汪精卫之流身上。
小赵，是辽南京“伪军”之头领。不仅负责警卫、保安，还主管财政、运输、户籍。权倾一时。当然，首都的中央机关发来“红头文件”，必须严格执行上传下达。另外，皇室人员每年来南京避寒或巡察，也要曲意奉承、隆重接待……
据方彪著《北京简史》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京郊南苑有“考古新发现”：赵德钧与妻种氏的合葬墓。“墓室为‘三进六耳’规模庞大，陪葬品豪华惊人，墓室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赵德钧死于草原，此墓系赵延寿重返幽州后所建。赵氏家族被北迁草原时，幽州财产尽失。重返幽州后不久即能在战争环境中建造如此豪华的墓穴，足见其根基之深厚。赵氏家族短期内重振，说明赵德钧在幽州十几年的经营，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势力。否则契丹也不会对赵氏前倨而后恭，利用赵延寿稳定幽州动乱的政局。”因未能亲眼目睹挖掘出的实物，只好原文照抄，供读者诸君与我一同想象：小赵是如何将老赵的遗骸迁葬故土的，如何在燕京郊外为乃父择选风水宝地、大兴土木的。
老赵藏匿于九泉之下的阴魂，重见天日，是否仍然感到挺没面子的，挺不好意思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真快呀——眨眼之间，就是一千年！
被石敬瑭这个大倒爷转手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实在让人舍不得。尤其自古即为边防要塞的幽州，沦落敌手，无异于门户洞开。长城顿时显得虚设了。游牧民族尽可以此为桥头堡，挥鞭南下，捣内陆之心窝。
正因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后周世宗于公元959年亲率北伐军运河而上，收复关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桥后渡拒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病了，只好到此为止。
第二年，一位叫赵匡胤的将军，奉新上台的七岁小皇帝之命，再次征辽。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开封不远，便在陈桥驿发动了兵变：赵将军黄袍加身，摇身变作宋太祖。
宋太祖同样很挂念并人契丹版图的燕云十六州。他幻想跟契丹再做一回买卖，以金元为炮弹，回收失地。于是拼命攒钱，疯狂制币，恨不得让全民皆商，扩充国库。为鼓励老百姓大干快上、提高工农业生产总值，他提出一条爱国主义的口号：“俟满五百万，当向契丹赎燕蓟。”有了宏伟目标，财政收人扶摇直上。在这位拜金主义者眼中，没有什么不可用金钱收买——关键是要早日搞到更多的钱。
臣下提出疑义：假如契丹不愿意，把燕云十六州当作“金不换”的无价之宝加以捍卫，可怎么办？宋太祖瞧了瞧胜利在望的财务报表，豪爽地一挥手：那就打呗！“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存钱似乎比练兵更重要。所以他直到老死，还在忙着储蓄，积累财富。真是钻进钱眼去了。也许他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却缺乏汉唐军事家之霸气。他一厢情愿地规划：若干年之后，使燕云十六州回归祖国的怀抱——要把防线推进到长城古北口一带，驻扎重兵，永保平安……事情绝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继承其遗产与遗志的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9年围剿幽州，攻多日而未克。两军选择高梁河畔（今西直门外）进行大决战，宋太宗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悬赏百万，此举刚刚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将耶律休哥率生力军自草原赶来，给苦苦撑持的辽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宋朝将士也不贪图那点奖金了，保命要紧；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一口气溃退数十里都未打住。耶律休哥血染战袍，却“轻伤不下火线”，身先士卒，策动剩勇追杀穷寇，砍下了无数人头。高粱河一役，是宋军的滑铁卢。“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估计还脱下龙袍，化装成农夫一类。更尴尬的，是他屁股上中了一箭，血流不止（据传十八年后，宋太宗因旧创发作而驾崩）。即使可以忽略士兵阵亡数目，这一箭对他本人的教训，够深刻了：有再多的金银，也保全不了血肉之躯。
为报一箭之仇，宋军第二年复攻辽，又重蹈覆辙。这回宋太宗学乖了，远远地躲在后方遥控。他再也不敢置身于敌人的射程之内了。
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还不死心，发动第三次围剿一史称“雍熙北伐”。其时辽景宗驾崩，圣宗年幼无知，由萧太后说了算（辽王朝“垂帘听政”的故事）。出于投机心理，宋军三十万人马趁火打劫，突袭这“孤儿寡母”之邦。兵分五路：“第一路自保州（今保定）进攻涿州，第二路自雄州沿拒马河北上，这两路是攻打燕京的主力军。第三路自唐河谷进攻蔚州，第四路出雁门，进攻云、朔。目的在于插入敌后，切断辽军由大同（辽西京）对幽州（辽南京）的增援。这两路的主将是潘仁美，副将是号称杨无敌的杨继业。第五部是水军，抢占辽西走廊，防止契丹自腹地调集援军由榆关南下，沿海滨驰援燕京。五路大军的总目标是会师蓟城之下，夺回幽州故地。”（引自《北京简史》）构想得堪称尽善尽美，可惜计划不如变化。
辽南京的现任留守正是那位谋勇双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游击战，不仅坚壁清野，而且专门偷袭宋军运输粮草的车队——弄得大宋远征者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饥肠辘辘，又如何有破城攻坚之力气？而萧太后亦非头发长见识短的平庸女流，临危不惧，自草原深处驱动所有能战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她本人甚至怀抱幼子（圣宗），亲临前线，像母狮一样怒吼，以示鱼死网破之决心。是的，对于她与她的子民来说，南京简直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严之城。
果然，连败三局之后，宋太宗终于心灰意冷，闭口不提“解放”燕云十六州之事，转为全线防御：高筑墙，深挖沟，广积粮。一场古老的冷战。
说起旷日持久的宋辽战争，今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杨家将、穆桂英——已成戏剧中的经典人物。如果公平地看待历史，则必须承认：契丹也有它自己的民族英雄，萧太后、耶律休哥等人，亦非鼠辈。在连续三次的“辽南京保卫战”中，他们属于守擂的一方，却临变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稳地压住了阵脚。真是军事上的天才。敢赌，敢拼，敢死，敢于迎接任何突如其来的挑战。
1004年，睿智的萧太后以牙还牙，也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冒险攻入宋境七百里，占领距汴京（开封）仅一箭之地的澶渊州（今河南濮阳）。逼得宋真宗都准备移辇迁都了。还是靠强硬派代表寇准，拥护着真宗亲赴辽营，订立了城下之盟。约定双方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创筑城隍开拔河道”，“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沟壕完葺，一切如常”——恢复到战前状态。以兄弟之国礼尚往来。唯宋需“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在燕京交付。自宋太祖即开始囤积的银绢，终于派上了用场——只可惜是无偿的。
澶渊之盟，总体上来说还是积极大于消极。化干戈为玉帛，对连年苦战的双方都求之不得。从此形成“百年和局”：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燕京不仅是辽接受宋“岁币”之口岸，而且边境贸易日渐繁荣，南北货物在此交换，互通有无。辽朝甚至在燕京设立太学，引进了汉族的科举制度。
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朝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南京一开始仅为皇家避寒的“冬宫”。澶渊议和后，因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独具的优势，地位逐渐提高，直至成为辽的政治中心。尤其兴宗、道宗等帝，极偏爱驻跸南京：天气好，水土好，景色好，饮食好，风俗好。
宋使逢年过节去上京或中京拜见辽帝，送信献礼，必经南京。通常会在城南永平馆（原碣石馆）住几宿，参加地方官员的宴请，并且游览名胜古迹。然后一路经望京馆（今朝阳区望京村）、密云馆、金沟馆，直至出长城古北口。
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辽王朝开阔的胸襟：在古北口的交通要道，修筑了金碧辉煌的杨令公庙。当然你可以很概念化地理解：这主要是做给重任在肩的宋朝使节看的，是粉饰太平——是故作大度的姿态，给往事画句号，兼而安抚沦陷区的民心。但作秀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够可以了：丝毫不忌讳给昔日之死敌立传树碑。多多少少地说明：契丹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自身之利害论英雄，对战败了的对手仍然心存敬意——正如他们对赵德钧那样屈膝软骨的降将怎么也掩饰不住鄙夷的情绪。与胸怀坦荡如大漠雄风的北方游牧民族相竞争，小农经济、尔虞我诈的一系列中原王朝，似乎注定了将蒙受耻辱。不仅在军事上甘拜下风，在精神上也稍逊一筹。
契丹的可敬之处，在于保持着一颗爱憎分明的赤子之心。无论对敌对我，永远尊重死去的高尚者，而不同情偷生的卑鄙者。譬如它对待杨令公与赵德钧，对待烈士与懦夫，就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也是围绕一座城市的攻守展开的。其伟大在于，作者并非一味地偏袒己方的阵营，还不遗余力地赞赏着敌人的光荣。既塑造了希腊联军中阿喀琉斯等豪杰，又称颂了特洛伊城的英雄：赫克托耳。
契丹对劲敌杨令公的敬意，很有一股古希腊人的潇洒与浪漫。这是诗人般的无邪的情怀。
发生在辽南京城下的“三大战役”，以七年为始终。在我眼中，这是一部中国版的《伊利亚特》。特洛伊之战持续了十年才分出输赢。特洛伊失守了。辽南京却坚不可摧。
一代名将杨继业，如同阵亡的阿喀琉斯之化身。
耶律休哥呢，则是辽南京的赫克托耳。
当然，宋辽战争并不存在海伦，并非为了争抢美女而大打出手的。但假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我就可以帮助你发现：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海伦，隐现于刀光剑影之中。这个引起了数百年纠纷的海伦，即丰腴秀美的燕云十六州。抑或，是辽南京城本身。
直到公元1367年，一位叫朱元璋的新时代英雄，圆了无数先驱者的梦：把古老的海伦夺了回来。燕云十六州失而复得，回归汉人的版图。
燕云十六州与海伦一样，都带有战利品的性质。
辽代的萧太后，是北京最古老的女强人。扶持幼帝，统领目官，一手料理内政外交。深入敌后、逼迫宋主求和结盟，正是她的主意：“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黄仁宇语）。”孤注一掷，居然赌赢了。其勇气与谍略令双方的须眉男儿赞叹。更难得的，她策划的澶渊之盟绝对属于“双赢”：公平合理，才带来持久的和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萧太后堪称清代的慈禧太后的榜样。够她学一辈子的。有一件事可评判出两者的高下：萧太后挖运河，是利人；慈禧太后造颐和园，是利己。
萧太后把隋炀帝的精神发扬光大了，以抵达通州的大运河为基础，增筑了分别与燕京、顺义相连的两条漕道：“由东京地区运往南京地区的粮食在今锦州一带扬帆出海，到平州滦河口登岸（辽代滦河出海口在今河北乐亭县），辽廷在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的‘辽西新河’的基础上，开通了‘萧太后运粮河’。海运而来的‘东京粮’，沿运河经宁河、香河到潞县（今通州），然后船分两路，一路沿潮白河北上到顺州，一路西行至燕京。”（引自《北山简史》）北京的三里河，即“萧太后运粮河”抵近城区的一段。民间传说在今顺义（古顺州）牛栏山，有萧太后望粮台：她曾经登高远眺、手搭凉篷，期盼着自老家驶来的粮船——称得上是望眼欲穿。
我一直以为萧太后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读《辽史》，发现在不同时期，都晃动着萧太后的影子。莫非她像王母娘娘一样长生不雹？彼此的生卒年月相差太远，很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都叫做萧太后罢了。但在刚烈的性格与执政的魄力方面，又仿佛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只能说，契丹是一个产生过众多的女英雄的民族。就像西方传说里的诗神缪斯是由九位司掌各门艺术的女神组成的，萧太后的名称，已成诸多女强人的共同体。
其实这个谜团很容易解开：契丹皇族皆以耶律为姓，后族皆以萧为姓。难怪有那么多的萧太后呢。所有的皇后都姓萧。其中又不乏力挽狂澜的巾帼英豪。
怀抱年幼的圣宗参加“辽南京保卫战”的是萧太后，指挥南征而有澶渊之盟的是萧太后，挖运河的是萧太后——而百余年后困守辽南京、抵抗宋金两军合围的，还是萧太后。简直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呀？谁才真正是传说中的那个萧太后呢？
公元1122年产生的，恐怕是最后一个萧太后了。
为避穷追猛打的金兵之锋芒，天祚帝收拾了金银细软，在保镖、后妃拥护下，一溜烟儿地逃出居庸关，去漠北草原流浪。他抛弃了燕京的臣民。留守的文武百官感到寒心了，于是推选南京军政长官耶律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
恐怕所有的萧太后，都是在成为寡妇后变得无比坚强。有什么办法呢，既要哺育尚无生存能力的孤儿，又要接替新丧的丈夫收拾河山。她们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膂力，并不见得就比宋朝的穆桂英等杨门女将逊色。在杨家将纷纷战死沙场之后，穆桂英挂帅，而有“十二寡妇征西”之悲怆故事。其实，敌国的萧太后所承担的责任，则要重得多。
最后一个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
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她手下的士兵纷纷流泪了。一群流泪的士兵居然比一群怒吼的士兵更有威力。他们不仅流泪，而且流血。他们要以泪与血来保卫一座城市，和一个女人。他们挺身而出，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女人而牺牲。
就这样，一个绝望的女人，和一群绝望的士兵，把破门而入的敌人又赶了出去。每一寸夺回的土地都浸透了泪与血，爱与恨。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宋军，被一直赶回了白沟（宋辽界河）。杀红了眼的契丹勇士，才停止追击。
同样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土地，宋朝的将士为何在整整143年里，都不曾有过这种决死肉搏的勇气？惜命者最终将丧失一切。
童贯被疯狂的抵抗者吓坏了，再也不敢轻易地越过界河一步。他想了一个歪点子：乞请金军帮忙攻城。此举不仅体现了宋军之怯懦无能，而且留下严重的后患：燕云十六州又要改姓了，既不姓宋，又不姓辽，而是姓金了。
萧太后手下的兵力伤亡很大，击退宋军之后，已不可能再扛得住金军的重击。当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不忍再让士卒白白地送死，只好放弃燕京，出古北口而西去。我估计，她在建有杨令公庙的古北口，肯定回了一下头，最后看了一眼长城脚下楼影幢幢的燕京城。那是她本人以及她的民族与一座城市的永别。
北京城啊北京城，它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战争（包括阴谋与交易），远比特洛伊之役要漫长得多、惨烈得多、复杂得多。它改过许多名字：蓟城、燕都、幽州、辽南京（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北京、北平……它换过许多主人。为争夺北京而发生的大小战役——在我眼中，都带有史诗的性质。
《白银时代的金中都》
某考古学家在电视上畅谈北京的宣南文化，提及了金中都。他说金中都遗存至今的只有一个湖泊和一座塔。再没有别的了。
我知道，湖泊是指莲花池，塔是指天宁寺的宝塔。
据传说金皇宫玉华门边的同乐园，内有瑶池、蓬瀛等美景。其中既可荡舟、又可赏鱼的瑶池，即今日之莲花池。遒贤诗注：西华潭为“金之太液池”。莫非莲花池又曾叫西华潭？此太液池是中都城内的，当属莲花池——而非东北郊外避暑度夏的大宁宫太液池（今北海）。几代金主，在宫苑里散步，一低头就能看见水面漂浮的睡莲，肯定感到心旷神怡。如今，莲花池还有莲花开放吗？是否还是800年前的品种？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根本回忆不起昔日帝王的容颜了。人有时比花还要多情。花有时比人还要无情。
今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其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的光林寺，隋仁寿时称宏业寺，唐开元时称天王寺。辽代改称大万安禅寺，并在寺后建起13层高八角密檐式舍利塔，塔檐上悬挂着3400颗风铃，如鸣佩环——当然，大多数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殒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颗。天宁寺几度重修，又几度毁于兵火。惟独这亭亭玉立的宝塔却奇迹般保存下来，成为辽金元明清数朝元老及最忠实的证人。在历史长河中它已带有航标的性质——是辨认辽南京和金中都旧址的重要依据。
成吉思汗曾率领蒙古铁骑三次包围金中都。第一次因缺乏攻城之利器，只好隔着护城河大骂一通，扫兴地撤回草原。第二次，困守危城的金宣宗学得乖了，拱手献出绝色的岐国公主及金童玉女各500人，还有大量金银财宝——弄得成吉思汗都心慈手软了。然而，金贞三年（1215年），他终于成功了：丝毫不留情面地攻陷中都，大肆抢掠——仿佛冲进了天堂似的，雕栏玉砌、绣帷彩缎令人目眩。我估计成吉思汗这回肯定是出于嫉妒心理，而实行“焦土”政策：一把大火整整烧了一个多月。下手可真够狠的。意犹未尽，索性将中都的地名都改了，称作燕京。
就这样，一代名城被送进“火葬场”了：宫殿、民舍、商铺、歌台，全化为灰烬。只剩下憔悴不堪的莲花池，和经烟熏火燎而未倒的天宁寺宝塔。
还好！如果连这两件可以作证的旧物都不曾幸存，金中都将彻底地形同海市蜃楼、一闪而逝。恐怕连其确切的遗址都会失传，使后人很难考证。
成吉思汗的火炬，烧掉的不仅是金中都，还有辽南京、唐幽州城以及古蓟城。它们处于大致相同的方位——即当代的宣武区。所谓的宣南文化，有比元明清北京城更为古老的积淀。
我把莲花池视为一面锈迹斑驳的铜镜。当然，这已是一面空镜子了。可我还是希望其中能倒映出金中都的回光返照。
至于摇摇欲坠的天宁寺宝塔，早就不允许人爬上去了。我还真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偷偷摸摸地登上塔顶，举目四望，充斥于视野中的居然不再是星级饭店、巨幅广告牌、红绿灯、立交桥呀什么的，而是暮色四合的堡垒、独霸一方的皇宫、香烟袅袅的庙宇，甚至还有穿着翻毛皮袄操练的骑兵（那是岳飞的敌人吧）……难道曾经令半个中国呻吟不已的金兵又卷土重来了？
我吃惊地揉一揉眼睛。醒了。
真挺让人感慨的。不可一世的王朝，砖木结构的城郭，眨眼间就破碎了——相反，岳将军写在纸上的一阕《满江红》，却风雨无阻地流传至今。
请原谅我自幼年起所受的教育。一提及金中都，就联想起更为久远的纠葛：挥师南侵的完颜阿骨打与金兀术呀什么的，还有岳飞、辛弃疾等一系列抗金的民族英雄。正如一提及辽南京，就联想起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浴血奋战的杨家将，以及穆桂英挂帅的十二寡妇。
宋宣和四年（1122年），依照宋徽宗与金太祖阿骨打订立的“海上之盟”（共同灭辽后，金据辽故地，宋收复燕云十六州），金兵攻克辽南京，劫掠一空后交还北宋。但仅仅三年后，实在舍不得这块肥肉，又杀了个回马枪，再克燕京，据为己有。以此作为跳板，就可以南下中原——直至攻破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此即岳飞词里所说的“靖康耻”。金兵凯旋而归，搜刮了无数宫廷器具、古玩珠宝，还将众多的工匠、技师、织女、司天官、乐队、舞姬等各行业人才“尽皆驱虏北行”，安置在燕京——后来在金中都的建设与发展中派上了用场。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翻修改建的，但工程浩大，“汉化”的倾向也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整个就是根据汴梁“克隆”的——城市规划与宫廷体制，均刻意模仿北宋的汴京。况且，不仅设计人员的思路同出一辙，最能够炫耀财富与标榜地位的诸多“硬件”——从玉樽金鼎到龙床香案，凡此种种，皆是直接从沦陷的汴都搬运过来的。说个笑话：连大宋的皇帝与太上皇都成了人质，还有什么不敢拿的呢？堪称最早运用的“拿来主义”：连人带物，尽入囊中。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一向在草原游牧的女真族，对大宋的物质文明无比艳羡，才有照葫芦画瓢之举。
若干年后，金人的后裔，从白山黑水间卷土重来的清（初称后金），又把这种祖传的“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连照搬与抄袭都嫌费事，一屁股坐进明王朝余温尚存的紫禁城里。北京由明转清，成了“二手货”——除城头悬挂的旗帜变了，几乎原封不动。说鸠占鹊巢或许不太好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来形容，也说得通吧。
“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二十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黄仁宇语）
汴京作为北宋黄金时代之原创，据我所知至少产生两件伟大的赝品：一是张择端的写生画卷《清明上河图》，二是女真族依其宫殿规则、市井格局仿造的中都。汴京（开封）的繁华梦，被南下的女真铁蹄踩碎。取而代也、辉煌一时的金中都，同样未有好结果：成吉思汗将其焚之一炬。一场帝国之间的“超级模仿秀”结束了。我们只能借助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来想像神话般的汴京，兼而想像消失了的金中都。
汴京只留下了一幅画。就像金中都只留下了一个池塘和一座塔。
说起古燕都，必提燕昭王与太子丹；说起辽南京，必提萧太后；说起元大都，必提忽必烈；说起明北京城，必提永乐皇帝朱棣；说起清北京城，必提康熙、雍正、乾隆。
而说起金中都，必提海陵王。海陵王之浮沉，皆与宫廷暗杀有关。皇统九年（1149年），完颜亮以庶长身份谋弑熙宗，戴上了沾满鲜血的皇冠。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善终——被手下大臣所弑。金世宗上台后，废黜其帝号，降为海陵郡王。
完颜亮活着时毕竟做了一件大事：贞元三年（1153年），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号称中都——带有“居天下之中而号令四方”的意思。可见其野心勃勃。他甚至不以迁都、移民为满足，还把祖坟都移置过来了。在中都西郊大房山修建绵延百里的皇家陵园，从老家迁来始祖光陵、太祖睿陵、世祖永陵、太宗恭陵等十二帝陵，使祖宗八代的灵魂皆来新都安家落户，以保佑后人征服中原之伟业宏图。真称得上举族南侵：不仅迁徙生者，而且迁葬死者——是女真族精神的一次大规模移栽，连根拔出，植入异域，以示永久占领之决心。海陵王本人，最终也埋骨于房山。他之后的世宗、章宗、睿宗、显宗，皆葬于此。死也不回头啊！
金中都虽毁于蒙古马队，郊外的金陵却逃过此劫。直至明天启年间，怀疑长城外复兴的后金势力，与留守北京的金陵风水有关，乃下令捣毁。祖坟被挖，王气似乎并未遭到致命的破坏——清兵还是继承先辈遗志顺利入关。迷信的明朝君臣终究失算了。清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后，即修复金陵——重新圆了先驱者残缺数百年的梦。
海陵王，一个弑君者，一个被弑者，肯定预料不到，在自己身后，还会发生这么多离奇的事情。
死于非命的海陵王的形象，与夭亡的中都城的轮廓一样模糊。幸好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时，亲眼目睹了这位传奇君主的威仪，并以文字描绘：“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槛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极侈奢。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在他眼中，流光溢彩的金中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而大兴土木、争奇夸富的海陵王，在榨取民脂民膏方面，与挖运河的隋炀帝不相上下。
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转述了另一位目击者的由衷赞叹。《海陵纪》的片断，被翻译成白话文：“燕城内大部分面积被紫禁城占去，那儿几乎没有平民百姓的居所。金碧辉煌的宫阙，蜿蜒曲折的城墙广布四方，高入云端与秦朝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相比，毫不逊色。我因公务去燕山那天，曾被皇帝召见，看到了他的禁卫军的威武庄严。他的皇冠上嵌着七种珠宝。西厢有两个十英尺高的狮子。金主完颜亮，面色黧黑，长长的胡须，眼睛向下俯视。我在崇元殿亲眼见到了他。”将海陵王的皇城攀比秦始皇的阿房宫——假如并非夸张的笔法，真令无此眼福的后人感慨。其实《海陵纪》的作者，不可能见识阿房宫的——早被项羽给点火烧了；他顶多读过杜牧的那篇《阿房宫赋》。他恐怕想不到，自己一时冲动的比喻，简直带有预言的性质，终将被证明为无比准确：金中都同样发生了一次致命的火灾，沿袭着阿房宫的厄运。而后生我辈，只能通过《海陵纪》里的描述，来感觉那变成了传说的金中都。
海陵王的时代，金宋以淮河、大散关为界，苟延残喘的南宋要俯首称臣的，每年进贡岁币银绢各25万。凡金主寿诞及其他佳节盛典，南宋使臣都会及时赶到中都祝贺献礼，即使像范成大这样的文化名流，也不敢有辱使命，只好屈膝向异族的君主顶礼膜拜，说不定还要违心地大唱赞美诗什么的呢。有什么办法呀，宋之君臣，算是遇见了劲敌与克星，自尊心受伤在所难免。蜷缩在临安的南宋小朝廷，偶尔也会错把杭州当汴州，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观望远方的金中都的动静，瞧金主的脸色行事。硬着头皮北上的使者，要么是求和的，要么是纳贡的——总之，想方设法地搞好关系。每逢走近傲气逼人的金中都城下，恐怕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山外青山楼外楼，什么叫天外有天，什么叫一物降一物，什么叫弱肉强食。
在一系列风尘仆仆的使臣中，还有个叫许亢宗的，大致描绘了这座北方重镇的规模：“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城开八门。”这还是海陵王扩建之前的。在《大金国志》里，城市的周长已变成75里（可能把外郭也包括进去了）。至于城门，也增至12个。南部的中门叫丰宜门。据说后来的丰台，就是由此得名的。林语堂说他在丰台附近见到一段二英里多长的古城垣——系金中都的南城墙。不知别来是否无恙？哪一天，我应该替远离北京达半个多世纪的林先生，再去丰台找一找。至少，应该打听一番其下落。
多么希望金中都的南城墙与丰宜门，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呐。多么希望早朝的崇元殿、求仙的望月台，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多么希望海陵王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当然，我会告诉他：我不是来进贡纳税的，我是来寻诗的——寻找废墟里的诗意。
我知道今宣武门西南笔管胡同，是竹林寺遗址：“金熙宗驸马宫也。寺僧云一塔无影。”这神奇的无影之塔，如今既无影又无踪了。
我知道老墙根南罐儿胡同，原有玉虚观。《析津志》说观内有金梁忠烈王（金兀术，岳飞的死对头）祠堂。
我知道今下斜街和广安门内大街交汇处，原有大悲阁，系金中都最繁华的商业区（相当于当代之王府井）。成吉思汗破城而入，从这闹市开始烧起的。《金史》记载：“卫绍王大安二年，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
我知道今枣林前街北，系寿安宫遗址。金世宗临死前，遗嘱将自己的梓宫（棺材）停放在寿安宫——寿终即大安。元代在其残存的殿基上盖起一座叫寿安楼的大饭店。《日下旧闻考》：“寿安楼在燕京金皇城内东华门之西街。”
我知道今南横西街，遗留有圣安寺的山门、前殿。大定三年重建的圣安寺，“轮奂之美，为都城冠。”（见《析津志》）又因悬挂有“领袖像”而远近闻名。遒贤诗注：“寺有金世宗、章宗二朝像。”
我甚至还知道，金中都最漂亮的女人是李宸妃（堪称“市花”或“国花”）——章宗完颜，集三千宠爱于其一身，就像唐明皇迷恋杨玉环那样。这李宸妃可比杨贵妃要有头脑，在向好奇的宾客展览价值连城的宫廷珍宝时，态度很超脱，轻描淡写地道出一句至理名言：拥有者不见得是其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简直可以给所有的君主作警示的座右铭。古往今来，那么多抛头颅洒热血逐鹿问鼎的英雄，居然不如一位袖手旁观的弱女子看得清楚、想得明白！李宸妃的闺房，叫昭明殿。遒贤诗注：“李妃所筑。今在昭明观后。”邱处机的道徒在昭明殿遗址修建昭明观，算是沾了一代名妃的光。元大都的市民普遍都很仰慕这位前朝的淑女，称昭明殿废墟为妆台——仿佛仍能看见李妃在镜前梳妆打扮。太美了！简直让人不愿接受玉碎宫倾的事实。
泱泱帝都，巍巍皇冠，拥有者不见得是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不管是拥有者还是守护者，终究要沦为粪土（“粪土当年万户侯”）。甚至他们乐此不疲、智取肉搏所争抢的东西本身，也已化作子虚乌有的烟云。
一切的一切（包括我的咏叹），不过是在浪费感情。
夺取海陵王之帝位的金世宗，也是一号人物。
他依靠海陵王打下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平地起高楼，营造了数十年的太平盛世：“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宇内小康。”在历史上，大定（世宗年号）年间是金朝的黄金时代（相当于清乾隆之治），有“小尧舜时期”之美誉——评价得可真够高的。
金世宗确实名不虚传。别的不说，曾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在近代又成“七七事变”发生地的卢沟桥，就是大定二十九年（1192年）修造的。世宗取“广利天下众生”之善意，亲自给它取了个名字：广利桥。卢沟河那时叫黑水河，混浊湍急，很是阻碍南北交通。此桥出现，顿时方便了往返的商贾、旅客乃至军队。卢沟桥是华北古桥中规模最大的联拱石桥。清乾隆帝，为之留下“卢沟晓月”的墨宝。方彪著《北京简史》：“历时八百余年，可桥的形制、桥基和桥身的部分构件与石雕，仍为金代原物，基本完好。桥身沉陷度极小，而且至今保持着巨大的承载能力。1975年通过了四百二十九吨的超重型运输平板车，桥身无损。这在世界造桥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能造成广利桥，可称是个奇迹。”卢沟桥是金中都的一块无字丰碑。时光证明了：它绝非“豆腐渣工程”。
世宗的另一大手笔就是开凿了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入中都，弥补了莲花池、高粱河两水系水源不足的缺憾，使漕运畅通。《元史·河渠志》引用重开金口河的郭守敬的话：“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河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今若按视故迹，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新都（元大都）与旧都（金中都）只隔着一条河流——有考古者说此乃莲花池附近的金口河。忽必烈筹建“汗八里”，选址时颇费踌躇：本想以金亡后的中都为基础，可占星术士预测此城有不祥之兆，于是决定在河的对岸另建一座新城。土著居民大多被强迫迁往新都，金中都旧城区逐渐荒废。而在其东北郊外，以金夏季行宫太液池（北海）琼华岛为中心修筑的“大汗之城”，却日渐繁荣。
明清北京的内城，与元大都方位大致相同。在内城与宣南（金中都故址）接壤的地带，至今尚存许多由西南向东北的斜街，最初可能是金之遗民搬家时打通的。在旧城与新都间往返穿梭，为节省力气，必须选择直接距离最近的途径。金中都的街道，元大都的胡同，原本都是横平竖直的——要么东西向，要么南北向。这一特殊地带密集的斜街便尤显突兀。看来只能作此解释：在旧城与新城间开辟的通道（缩短路程的捷径）。元大都的文人雅士，也经常穿越这一段段斜街，去瞻仰金皇城旧宫遗迹。此乃元代一条“旅游热线”：“岁时游览尤以故城为盛。”金之遗老遗少，在断垣残柱间凭吊往事，更容易滋生物是人非、沧桑演变之浩叹。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亦曾有伤心之旅：“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题写的诗句近似于呜咽。亡国之恨并未平复，但也只能托付给衰草残阳了。
林语堂先生说：“在城市西南角外，在邻近赛马场的白云观附近，是建于十至十一世纪的连绵的土堡垒。更远处，距现在外城西南角八华里之遥处，是金中都的包括西南角一部分在内的延展堡垒。它的建成可上溯至十二世纪。这些乃是北京故址的最早的遗迹，它们比内城墙外北城的蒙古堡垒还要古老。”文中提及的三处残存的城垣，分别属于辽、金、元。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拓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敖甲伏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见朱彝尊《日下旧闻》）元大都则彻底推翻了金中都之体制，另起炉灶，平地而起。但首尾相衔的这三个王朝，不约而同地都留下了一小段残破的土垒。看来还是泥土最结实，比金银铜铁、青砖玉石更原始，也更接近永恒。不管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还是蒙古的元，皆从泥土中来，又归于泥土。都属于泥做的王国，泥做的江山。当然，再伟大的皇帝，也是泥做的。稍一失手，就会打破，就会还原于虚无与朴素之中。从来就不曾有永远华丽的家族，和不死的人。都是瞬间的闪耀。都是匆匆的过客。
《黄金时代的元大都》
元大都是一座消失了的城市。它经历了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消失：自从洪武元年（1368年）明北伐军将元顺帝驱逐出祖传的都城，元朝就灭亡了，元大都自然也无法抗拒被废黜的命运。而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建的、取而代之的，为明、清两朝作为首都所沿用……
元大都更像是业已终结了的时间概念。因为其物质形式几乎全部被摧毁或修改：皇宫、御苑、圣殿、寺庙、钟鼓楼、观象台……惟一不曾移作他用而保存下来的，是北郊约三公里处一溜长长的土城——这千疮百孔的元大都北城墙，固执地证明着一个华丽王朝的存在。
除此之外，元大都已变成了幻影，变成了传说，变成了令人将信将疑的神话。毕竟，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由草原游牧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氛围较薄弱的一个朝代。加上其后的明清，皆以大兴土木、拆迁改建为能事，努力抹杀前朝的业绩与痕迹，于是，以元大都为前身的北京城，仿佛患了失忆症，变得很健忘了——由这个角度来说，元大都首先是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消失的。
卡尔维诺《隐形的城市》一书，叙述了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与忽必烈汗精彩交谈的细节：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以手势、体态乃至神情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很艰难地成为彼此的听众。这种生涩的场面出现在元大都则很自然，因为元大都是开放性的城市（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与工程师云集在这里。“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通过马可·波罗的讲解可以发现，所谓的会馆、洋行、星级饭店、使馆区、外贸市场等等，早在元大都时期就存在了。各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仿佛合力建造一座通天的巴比塔。当然，不可一世的元大都最终还是像巴比塔一样垮了。
世界范围的几大古老文明，曾经像河流一样在元大都交汇、碰撞。元大都注定是一座混血的城市。而洒满驼铃与花雨的丝绸之路，则是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营养的脐带。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仅扩大了版图，而且扫清沿途各国边境线的障碍，疏导了东、西方的交通。马可·波罗选择的也正是这条路线。而忽必烈汗正坐在这条路的尽头——元大都的广寒殿里，无意识地等待着他，等待着成为《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人物。“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要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们使用的金丝织物和其他各种丝织物也在这里大量的生产。在都城的附近有许多城墙围绕的市镇。这里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为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
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分别是元大都的创造者与描绘者。忽必烈汗修建大都城，出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种种考虑。但有一重意义是其永远想不到的：他投入巨资完成的工程，也是为了提供给马可·波罗的，供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参观、访问——然后用文字记录下来。在这方面，马可·波罗要比他所崇敬的大汗强大得多，只有他才可能使元大都逃避毁灭而趋于不朽的境界。他使元大都成为纸上的城市。而纸上的城市比现实中的城市更接近永恒。文字与纸，其牢固程度居然超过了砖木、泥瓦、青铜、琉璃、花岗岩、汉白玉与大理石等一切建筑材料。甚至连元大都的主人，也能够借助马可·波罗的神力而在纸上呼吸、走动：“号称大汗或众王之王的忽必烈是一个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谐调的人。他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色如玫瑰，这更使他的仪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既然马可·波罗亲眼见过忽必烈并与其交谈过，他的印象总还是比较权威与可靠的。至少，我们可以据此而想象这拥有世界最大版图的帝王长的是什么模样。
元大都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作“汗八里”（蒙语名，意为大汗之城）。它与旧城（金中都遗址）隔河相望。这条河流就是金世宗大定年间开掘的金口河（在今莲花池附近）。随着元大都的兴起，曾经各领风骚的辽南京、金中都消失了——但元大都最终也将重蹈其覆辙。看来北京先天性地是一座容易消失的城市。契丹的辽南京、女真的金中都之所以比蒙古人的元大都更模糊，在于缺少一位马可·波罗式的人物——在消失的过程中未能顺利地在纸上着陆。而元大都的“泡沫经济”（进出口贸易）即使破灭了，也不乏证人与证据——既有流散在中亚、阿拉伯、欧洲的大量商品，又有马可·波罗这样的“书记官”提供的文本，供后人领略其繁华的风采。
通过马可·波罗的描述，“汗八里”简直带有乌托邦的性质：“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则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这样一块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他的赞美并不显得夸张。另一位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考察者鲁布鲁乞（罗马教皇的使者），也大大地夸奖了元帝国的民风淳朴：“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可见并不仅仅是马可·波罗一个人情有独钟，元大都还给众多的外国人留下了好印象。
东方的大都“汗八里”（北京的前身），就这样跻身于巴比伦城、开罗、耶路撒冷、雅典、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等一系列著名城邦的行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星座。而在那时代，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呀什么的，要么尚未诞生，要么尚且是无名小辈。
马可·波罗描写了皇宫：周围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外侧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都装饰有雕刻和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大殿非常宽敞，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皇宫内还有许多独立的房屋，构造精美，布局合理，并装饰着红、绿、蓝等各种颜色。窗户上安装的玻璃如同水晶一样透明——瞧，那时候就用上玻璃了！
马可·波罗描写了广场（当然不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共有三座：第一座每边长八英里，是用宫墙和深沟环绕着的，四边各有一扇大门，供各地来的人出入；第二座每边长六英里，广场中央有一排华丽宏大的建筑物，储藏马鞍、缰绳、弓箭、盔甲、刀枪等皇家军需品；在这座广场内还有一座小广场，每边长一英里，同样盖了一系列的房屋，收藏皇帝的衣物等日用品。细加推敲，觉得这所谓的三座广场是指三重城墙内的空地：各城墙之内都种满花木，辟有草场，饲养诸多珍禽异兽；而内城与外城之间则是禁卫军的屯驻之地。
马可·波罗描写了景山（当时叫青山）：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长青树，因为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大象运来栽种。这里树木四季常青，给小山增色不少。
马可·波罗描写了太液池（即今北海与中南海）：在皇宫北面有一形状精巧的人造池塘，像养鱼池，实际上却只供家畜饮水之用。流经该塘的溪水穿过青山山麓的沟渠，注入位于皇帝皇宫和太子宫之间的另一个人工湖。湖中养着品种繁多的鱼类。皇帝所吃之鱼，皆由此湖供给。溪水从人工湖另一端流出，为防止鱼顺流逃走，在水流的入口处和出口处都安装铁制或铜制的栅栏。湖中还养有天鹅及各种鸟类。有一桥横跨水面，作为皇宫和太子宫的通道。
马可·波罗描写了城门：整个城墙共开设十二座城门，每边三座。每座城门上和两门之间，都建有威武的箭楼，每边共有五座。箭楼内的大房间可储存武器，也供守城士兵休息——每座城门约有千人驻防。
马可·波罗描写了钟鼓楼：新都的中央有一座很高的建筑物，上面悬挂着一口大钟，每夜都要敲响。在第三声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不过遇上紧急情况，如孕妇分娩、有人生病等非外出请人不可的事情，可以例外，但必须提灯而行——莫非元大都也实行宵禁？
马可·波罗描写了“红灯区”（比八大胡同更早的）：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两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位特设的官吏监督。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
马可·波罗描写了造币厂：大汗用特殊的程序（用桑树皮造纸，在纸上加盖御印）生产货币，真可以说具有炼金术士的神秘手段。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无人敢拒绝支付使用。大汗的所有军队都用纸币发饷，他们认为它与金银等值。用这种纸币也确实可以购买到任何物品。由于这些，可以确切地承认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
马可·波罗描写了驿站或递信局：在汗八里城有许多道路通往各省。每条大路按照市镇的位置，每隔大约数十里就有一个招待信使与客商的旅馆。这给来到帝国朝廷的专使和来往于各省、各王国的钦差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大汗的整个疆土内，递信部门服务的马匹不下二十万，而设备齐全的驿站也有一万家。这种奇妙的制度，在行动上很有效率。
马可·波罗甚至还描写了卢沟桥：离开都城走十英里，来到一条叫桑干河（永定河）的岸边，河上船只载运大批商品穿梭往来。这条河上有一座十分美丽的石桥，在世界上恐怕无与伦比。此桥长百步、宽百步，即使十个骑马的人并肩而行，也不会感到狭窄不便。桥共有二十四个拱，由二十五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皆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桥的两侧由大理石板和石柱构成护栏。桥面的拱顶处有高大的石柱立于一个大理石乌龟上。靠近柱脚处有一个大石狮子，柱顶也有一个石狮。桥的倾斜面还有一根雕有石狮的石柱，这个狮子离前一个狮子一步半。全桥各柱之间均镶嵌大理石板。这与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狮，构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正因为由马可·波罗做了“广告”，卢沟桥在西方被称作马可·波罗桥。
马可·波罗走遍了元大都的各个角落，还有什么是他不曾描写的？为他所遗漏的内容，也难由别人来修补。因为似乎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元大都的内部结构及魂魄。甚至忽必烈汗本人，也不见得比马可·波罗更热爱、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忽必烈来说，元大都仅仅是他的王宫、他的御苑、他令行天下的都城。但对于马可·波罗来说，这却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神秘感——即使他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原始的想象力丝毫未遭到削弱。因而他比所有当地人都怀有更多的激情。还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小引》说得好：“皇帝、国王、贵族、骑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和东方各国、省以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读此书；所有人民，特别是亚美尼亚、波斯、印度和鞑靼的人民，他们最伟大的和最奇异的特点，都分别记载在马可·波罗的这部书中……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异教徒、阿拉伯人、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没有人看见过或观察过马可·波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伟大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以一个庞大的参照系来观望元大都的，以他的祖国、母语、文化体系与宗教信仰为参照物来考察异邦的大都的。
荷马史诗的开场白说：“神祇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法国诗人马拉美则有较拗口的名言：“世界的存在为了一本书。”（或译作“一切都装进了一本书里”）假如不妨让这种谬论成立的话，我们可以移用：元大都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被载入史册，为了被写进《马可·波罗游记》——在全世界范围流传。元大都的存在是为了一个人，这个人并非忽必烈汗，而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总会来的。命中注定，他将把这一切写进书里，将使元大都换一种形式存在——成为纸上的城市。
马可·波罗仿佛虚构了一座城市。当时的欧洲人丝毫不相信其真实性，他们只把《马可·波罗游记》当作《一千零一夜》来看待，而作者本人也被视为骗子或吹牛大王的化身。但假如没有马可·波罗的记载，元大都将变得更加虚无，它将彻底地消散在空气中。
忽必烈曾重用以阿合马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阿合马是个大贪官（与清代的和珅相类似），倚仗大汗的宠信独揽尚书省、中书省大权二十余年，聚敛了无数财物。他拥有妾室四百余位、儿子四十多个，皆安插在重要岗位——其子忽辛甚至担任大都路都总管（相当于北京市市长）。阿合马父子贪货枉杀，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连皇太子真金都看不下去了。
至元十八年（1282年），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有个叫王著的千户率领铁杆哥儿们伪装成太子，乘着夜色谎称太子归来，让阿合马迎接。阿合马赶过去，假太子大声责怪他来迟了，王著乘机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禁卫军闻讯包围了现场，王著等人束手就擒。后来，王著被处死，在刑场上他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犚烊毡赜形我书其事者。”
烈士的预言并没有落空，他刺杀奸臣的事迹，出现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这一事变发生时，马可·波罗恰巧在元大都。看来他对阿合马也没什么好感，使用了辛辣的笔法：“在阿合马死了之后，根据事实表现，是他用巫术控制了大汗，赢得了大汗的信任。大汗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肆意横行，不可一世。”王著诛杀阿合马，大都士众无不拍手称快。忽必烈也改变态度，下令追查阿合马父子的罪行，没收其财产，纳入国库中，并且掘墓剖棺，戮其尸于城门外。
马可·波罗描写阿合马事件时，有点像战地记者——他身临其境地抢到了当时的头条新闻。他所做的一切，仿佛是在应和刺客王著赴死前的呼唤。王著在九泉之下终于等到了自己所期望的那个人，但王著绝对想不到他居然是个外国人。
忽必烈在马可·波罗笔下最生动的细节是对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的反感与禁止。他向喜好赌博的臣民们怒吼：“我以武力征服了你们，你们的一切理当为我所有。你们如若赌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财产！”他居然比那些赌输了的人还要心疼。由此可见，忽必烈已把整个江山都当作自己私有的特大号钱包，不允许别人乱花。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元，同时下诏定都燕京，称大都。元朝的版图北达北冰洋，东临日本海，西逾葱岭，南接交趾（越南）——可谓空前绝后的大帝国。而大都恰巧属于腹地。忽必烈身上自然有开天辟地、降龙伏虎之霸气。大都对于他而言，是御辇之所在，坐镇其中，可以雄视天圆地方、山清水秀：“居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讲究这种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不论大汗坐在哪一殿堂之上，总要依照一定的惯例。他的桌子安放得比别人的高出一大截。他坐的位置是在大厅的北端，面孔朝南，他的正妻坐在左首。右侧坐着他的儿子和侄儿们，在座的也有其他皇室成员。这些人只是坐得更低，低到他们的头与大汗的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他一些王侯们坐在更低一些的桌子旁。大汗的侄儿们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女眷坐在大汗右侧较低的桌旁，再下面便是王侯武士们的女眷，每人都坐在大汗为他们指定的位置。这样设置桌子，是为了皇上能够看到所有的在座者，看到每个人……”
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时，刚刚二十岁出头，他有幸成为元帝国的黄金时代的目击者。“在元旦这天，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国中拥有封土或掌有大权的官员纷纷向大汗进贡金银、宝石等珍贵礼物，并且配上白布，意思是祝大汗万寿无疆，并且拥有更多的财富……大汗在这一日所收的马不下十万匹。大汗拥有的五千头象在这一日全都披上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排成队伍……”十万匹马、五千头象——难怪马可·波罗的同胞们要把他写的游记视为“天方夜谭”哩。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马可·波罗的眼福。据说马可·波罗临死前，神父代表教会要他忏悔，承认所写游记是谎言。而马可·波罗泪如雨下：“上帝知道犖宜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不到呢！”马可·波罗的所有描述，都是为了强调：忽必烈汗配得上“众王之王”的称号，就所统治的人民的众多、幅员的辽阔、收入的巨大而言，他已超过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君王；而且从没有哪个君主具有他那样的权威，获得他所统治人民的绝对服从。至于元大都，应该算“众城之城”了。它不仅是最大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会”。
就像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样突然，功高盖世、富甲一方的元大都很快消失了。忽必烈汗，这东方的恺撒，也无法保佑子孙万代皆能顺利继承自己的遗产。
元朝的末代皇帝逃出大都时是很狼狈的。他回到草原，回到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发祥地，重新成为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大都在其心目中，如同一个吹弹已破的梦。假若他有可能读到西方传抄的《马可·波罗游记》的话，会觉得此书是对自身破落命运绝妙的讽刺：偌大的帝国，居然眼睁睁瞧着在自己手中破产了！
据说至元十九年（1283年），忽必烈下令在菜市口（今交道口）刑场处决南宋宰相文天祥，怕大都市民造反、举火燃城，特意将城垣上覆盖的草席全部撤下来，以免引火——考虑得可真够周到的。那场被严加预防的火灾未能及时发生，但并未根绝——只不过推迟了，推迟到八十五年后（1368年），终于燃起，一发而不可收。元大都就这样毁于复仇之剑。慷慨就义于菜市口的文丞相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