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是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朱元璋喜读经史，深知言路畅通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成败。他曾对侍臣说：“朕观往古，刚愎自用的君主，饰非拒谏，大多自取灭亡。商汤勇于改过，所以成为三代时期的圣王。唐太宗能够克制自己，虚怀纳谏，也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宏业。后世君主，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们。人君如果能虚己以受谏，人臣如果能尽忠以进谏，还有什么样的事业不能完成呢！”因此，朱元璋大力提倡臣民积极建言进谏。
早在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不久，他就谕廷臣说：“治国之道，必须先开通言路。言路就像水流一样，应让它长流无滞。水道堵塞则众流障遏，言路堵塞则上下壅蔽。现在我以一人而酬应各种事务，若不兼听广询，如何能知道得失？《诗经》中说过：‘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所谓刍荛，就是身份卑贱的百姓，古人尚且要听取他们的言论，何况身边共事的大臣，难道没有一得之见吗？诸公如有什么建议，就应详细地向我陈述。”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告谕群臣说：“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爱护君主的人，见君有过定当劝谏，劝谏而不剀切，不能算是忠。赤心为国的人，遇到事情定当进言，进言而不率直，也不能算是忠。近来朕每次讲话，百官只是唯唯诺诺。朕所言所行，自然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却没有人肯坦率相告，就是有不妥之处，朕也无法得知。从今以后，你们要尽忠敢言，以纠正朕的缺失。若一味唯唯诺诺，这不是人臣事君之道。”此后，朱元璋还多次诫谕臣下，提倡进谏。
历代君主大多提倡谏诤，但真正能诚心接受臣下劝谏的，却少之又少。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一位君主，但就是他，有时也难于忍受魏征过于直率的谏言，甚至说过要杀掉魏征的气话，足见人君受谏之难。为了避免因言惹祸，官员们唯唯诺诺，三缄其口，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明初的情形，就是如此。尽管朱元璋屡次下诏求言，要求臣下进谏，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曾向侍臣抱怨说：“接受别人的建议，改正自己的过失，这是帝王之美事。大禹以五声听治，设置鼓、钟、铎、磬、鼗以听取臣民的意见。大禹是圣人，虚怀纳言，如此恳切，听到善言，必加拜谢。朕喜欢听建设性的建议，屡次敕令廷臣直言无隐，可至今肯坦率进言、启沃朕心的人很少。”侍臣搪塞说：“陛下天生聪明，孜孜不倦地治理国家，事情没有什么缺失，群臣不是不想进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朱元璋说：“朕日理万机，不可能事事尽善。所期望的，是左右大臣能坦率进言，以补救朕的过失。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为了鼓励臣民上言进谏，朱元璋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宣布臣民凡有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他还下令，凡有关军民利病、政事得失，不论身份贵贱，都可以上书奏陈，而且不必经过中间环节层层上递，均可以“实封直达御前”，各级衙门官员如有阻滞者，即以奸臣论，严加惩除。对于正直敢言的官员，朱元璋常加奖励，以示劝勉。如朱元璋曾派靖海侯吴祯到浙东台、温、明三郡收集方国珍旧部，编入军队防备倭寇，当地一些无赖少年，挟私报仇，诬指平民为方国珍旧部，闹得人心惶惶，宁海知县王士弘上疏奏报，朱元璋阅后，即日下诏禁止，“三郡之民赖以复安”，事后他还升王士弘为南雄府通判。江西南丰典史冯坚上书陈奏九事，朱元璋阅后认为只有一条不妥，其他均可采择实施，命吏部提升冯坚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巩昌秦州儒学训导门克新秩满入觐，朱元璋问起民间政事得失，在列者都敷衍应对，惟独门克新敢于直陈利弊，受到朱元璋器重，被擢升为左春坊左赞善，后又迁升为礼部尚书。
在朱元璋的大力鼓励下，洪武年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犯颜直谏的人。监察御史韩宜可弹劾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奸佞，朱元璋说他“排陷大臣”，将他关进监狱。后获释，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宜可并未因曾被下狱而变得谨言慎行，依然勇于进谏。他听说凡受笞刑以上处分的官员都被发到凤阳屯田，已达万余人，就上疏谏诤，要求进行甄别，按所犯情节轻重处理，不可一概而论，朱元璋接受了他的建议。后韩宜可到京师朝觐，正赶上朝廷把一批籍没入官的罪犯家属赐给各部门官员，他拒绝接受，并上疏说：“不连坐罪人的妻子儿女，这是古代的制度。因事连坐家属，这是滥用刑法。更何况男女之别，有关人伦之大防，婚姻失时，有伤天地之和气。全家连坐，岂是圣朝所当为！”朱元璋觉得他讲的有理，又接受了他的意见。
监察御史欧阳韶也是一位不怕死的言官。一次，他同另一名御史侍班，正赶上朱元璋盛怒之下要杀人，欧阳韶急忙走到殿廷跪下劝阻，但因事出仓促，不知如何措辞，只是捧手加额，高声呼喊：“陛下不可！陛下不可！”朱元璋为他的朴质诚实所感动，接受了他的劝谏。还有一次，监察御史周观政在奉天门值班，有宦官领着一班女乐往宫里走，周观政将他拦下，宦官说自己是奉皇帝命令行事，周观政还是不让进。内监愤怒地跑进去禀告，朱元璋派人出来说：“御史歇着吧，女乐不用了。”周观政说：“必亲自听皇帝宣谕。”朱元璋很欣赏这个御史的憨直，便亲自出宫，对周观政说：“宫中音乐荒废，打算让她们演练一下。朕已后悔，御史说得对。”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进谏者都像韩宜可、欧阳韶、周观政这样幸运。朱元璋虽对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大表赞赏，但他却缺乏唐太宗那样的气度。他心胸狭窄，疑心特重，自视过高，内心深处存在着严重的拒谏饰非心理，对于所言不合他心意的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使不少进谏者无故丢了性命。
大理寺卿李仕鲁对朱元璋支持佛教不满，多次上疏，朱元璋总是不加理睬。李仕鲁想用激烈的言辞说动皇帝，一天上朝时，他启奏说：“陛下沉溺佛教，臣说的话都听不进去。今天就交还陛下的牙笏，请陛下将臣放归田里。”说完，就把牙笏放在地上。朱元璋顿时大怒，下令武士当场将李仕鲁打死。
礼科给事中陈汶辉也对朱元璋设立僧录司、道录司等机构提出谏诤，后出任大理少卿，又多次申辩冤案。有个内戚犯法，山东副使张甲自作主张将其处死，惹怒了朱元璋，他下旨令陈汶辉处死张甲，陈汶辉认为处分过重，不肯执行，朱元璋遂派人逮捕陈汶辉，陈汶辉知道自己多次得罪皇帝，难免一死，路过金水桥时投水自尽。
御史王权性格耿直，受到朱元璋欣赏，朱元璋还为他改名王朴。王朴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遇事则谏，朱元璋渐渐就心烦了。一天，王朴又因事与朱元璋争辩起来，朱元璋再也按捺不住，下令将王朴拉出去砍头。不一会儿，又让把王朴带回来，问他：“你改不改？”王朴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任命臣为御史，却为何又如此摧辱？如臣无罪，怎么能杀臣？如臣有罪，又怎能饶臣性命？臣今日只愿速死！”朱元璋更是恼怒，命令立即行刑，路过史馆时，王朴大呼说：“学士刘三吾你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杀了王朴后，朱元璋又问行刑人，王朴临死前有何话说，行刑人说他做了一首诗，朱元璋责怪他们未及时奏报，又将几个行刑人都杀了。
朱元璋这种喜怒无常、因言杀人的行为，使大部分官员变得缄默不敢多言，所以尽管他反复提倡进谏，明初的谏诤之风却远不如唐太宗时那么兴盛。
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政绩卓著。但他的统治，带有十分残酷的特征。可以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在分析朱元璋的杀戮行为时，人们往往从“治乱世，用重典”出发，强调客观因素，而对朱元璋的个性心理重视不够。其实，朱元璋如此嗜杀，与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评论的，“雄猜好杀，本其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