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会刚开完，当天下午，贵族菌改到宫里求见孝公。
菌改一进门就跌在地上，长长的白胡须披在右肩。景监慌忙把他扶起，他一颠一颠走近孝公，就坐在席子上，连叫：“大王恕罪！大王恕罪！右脚不听使唤，我只得坐着，不能跪下去了！”
孝公关切地问：“大叔，刚才跌伤的吗？”
“不，不。几十年的老毛病了！”菌改理了理衣服和胡须，抬起头说：“那一年，还是出子做国王的时候，出子只有三岁，懂得什么！他母亲拉拢一些坏人把持政权。那时你父亲献公还在魏国，决心回来夺权，谁知那守关的坏蛋右主然竟然拒绝他入境。后来是我去迎他回来的。那出子的母亲又派兵来打，我连忙带了几个人去劝说那军队投降，路上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脚。我忍住痛，重新上马，终于使那支军队投降过来，迎接献公掌权……唉，二十多年了，不想现在年纪大了，这老毛病又发了……”
菌改迎接献公回国掌权的事，孝公早已知道。孝公还知道，当时出子的母亲派兵进攻献公时，这些官兵对出子的母亲不满，主动投靠了献公，并没有菌改劝降、伤脚的事。孝公明知菌改是瞎吹牛，夸大功劳，却不便点破他，只是安慰他说：“大叔，你受了伤，可是功劳大呀！献公和我都很尊敬你呀！”
确实，菌改的地位是在一般贵族之上，受到另眼看待。
“我有什么用！”菌改坐在席子上，揉着脚，眼睛盯着孝公说：“那时候，贵族分成两派，我们这一派势力大些罢了！在秦国，无论做什么大事，没有多数贵族的拥护都是做不成的啊！”这句话使孝公心里一惊。他想，菌改是来威胁我，叫我不要变法啊！他沉默了一会，问道：“大叔，你今天来，就为了把这句话告诉我吗？”
“不，不。”菌改辩护着说。“这些话是我这只该死的脚引出来的。我今天来，是要问一件事：大王要变法，是不是以后的国家大事，都让公孙鞅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的事！还有我呢。”
“那么，贵族都站到一旁，不许说话了？”
“没有的事！国家大事还要和贵族商量的。”
“真的吗？”
“当然！”
“好，我跌伤了这只脚，也甘心了。”
菌改爬起来，向孝公告辞了，一颠一颠地走出门去。刚一出门，他的“脚痛”就好了。
可是，菌改的谈话却一直在孝公头脑里兜圈子：
“在秦国，无论做什么大事，没有多数贵族的拥护都是做不成的啊！”
孝公感到很大的压力。确实，贵族还有力量兴波作浪，制造阻力；而革新派的力量远远不足。孝公找商鞅商量，决定选拔一些有才能、肯实干而又赞成变法的平民，让他们担任一些官职，扩大革新派的力量。商鞅自己不担任官职，负责推荐和培养这批官员，做变法的准备。
他们还决定在正式变法以前，先实行鼓励开荒的政策。由孝公发布一道“垦草令”。
原来，秦国人口稀少，经济比东方各国都落后，荒地很多。百年前就有些平民自动去开荒，被贵族阻止和驱逐。贵族说：“土地是国王所有，岂能让你们随便开垦？”有的借口开荒妨害井田里的灌溉，禁止开荒。有的竟因此把开荒的农民抓起来。总之，占有土地是贵族的特权，现在平民也想占有土地，那还行？如果奴隶也逃出去开荒谋生，贵族怎样过日子？所以，开荒的平民和贵族经常发生冲突。
秦国政府本来是禁止开荒的。五十年前，秦简公因为禁止不住，又见已开垦的土地长出了粮食，有利可图，就去收取田里收成十分之一作为土地税，这就承认了开垦的人占有土地。可是因为阻力很大，开荒速度不快，五十年来新垦的土地没有多少。
秦孝公的“垦草令”说：“为了国家富裕，必须尽地力。秦国荒地很多，准许人民自由开垦。只要能把收成的十分之一交土地税，政府就给以保护，别人不许阻止开荒。”
垦草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生活困难的平民披荆斩棘，引水造田。可是贵族却制造种种借口，硬说“垦草令”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并且利用权力，对开荒的农民威胁、打击。
孝公愤怒了。他说：“我的土地，我命令准许开荒，有什么不对？以后谁要破坏开荒，我要严厉惩办，决不宽恕！”
三年以后，开垦的土地逐渐多了，生产确实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贵族看看反对不了，议论才慢慢平息。在新垦的土地里，有些土地占有者把田地租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田里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这样就形成了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开荒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没有人能够阻挡了。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之下，秦孝公决定全面变法。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入秦的第六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做左庶长，实行变法。
秦国的官爵分为二十级，第一级最低，第二十级最高。左庶长是第十级，是个不算很高的官职。
商鞅不问官位高低，只问：“如果贵族反对变法，我们怎么办？”
“照你的《法经》办事！”孝公说。
孝公斩钉截铁的回答，使商鞅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对孝公说：
“好！今后不管有什么艰难险阻，我坚决干下去！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