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1000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分月例支。珍妃的祖父与父亲、伯父都是高官，珍妃自幼即生长在伯父府中，享尽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入宫之后每年区区二三百两银子怎够她用度？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寻找生财之道。怎么办？解决之道就是利用皇帝对她的宠幸，串通奏事处的太监，私卖官缺，而主谋则是其胞兄志锐。整个卖官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先由奏事处太监探知哪里有官缺，然后告知志锐等出面寻找买家，双方敲定之后再通过太监转达珍妃。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因珍妃住景仁宫，所以景仁宫太监也多有涉及。珍妃要做的则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候，向皇帝进言。比如皇帝脸上现出苦恼之色，珍妃便上前询问：“皇上今儿个怎么了？”如果碰上皇帝是因用人之事而苦恼，便正中珍妃下怀，她只似无意的说一句“某某人听说人不错，也是有才干的。”皇帝对她已宠幸无比，加之她在广州伯父府中见闻颇广，皇帝便深信不疑了，立时擢用某人，整个卖官鬻爵之过程就大功告成。私卖官职所收的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挥霍用度，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情，以便最后搞定，自然“功劳”最大，分赃亦最肥。然这种事时日既久，涉及便广，胆子越大，风声便不知不觉地流传开了。有一次他们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得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这件事被无声无息地压了下去，也没造成什么后果，但别的事情还是有泄露消息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有一个叫耿九的人，想谋取粤海关道的职位，便贿赂慈禧身边的小太监王长泰（即王有儿）、聂德平（即聂十八），王、聂二人在宫中和珍妃关系不错，平日里很受珍妃喜爱，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时不时还赐给他们食物，此时王、聂二人受耿九之托，私下里请求珍妃向光绪帝说情，毕竟珍妃比慈禧要好说话得多。同时还有一个叫宝善的人，乃是慈禧侄儿的岳父，驻兵于凤凰城，日本进攻时，兵败失守，想花钱活动，以免除罪责，也托王、聂二人向珍妃请求。他还进呈珍妃背心及大衣衣料二件。可是这两件事都因为保密不严而外泄，被慈禧知道后，大怒，将珍、瑾二妃都打了板子，命令将王、聂两个太监充军于黑龙江，遇赦不赦。当行至营口，却将二人一并杀掉了。可以理解，权欲熏天的慈禧太后，身边竟然出了别人的心腹，她不可能忍得下去。但她并没有对珍妃做出过大的惩罚举动，因为这两件事的影响还不够恶劣，慈禧无法使皇上不为珍妃开脱，只得先放一马。
真正使珍妃落人口实的，缘于光绪召见出于珍妃举荐，即将出任四川盐法道的玉铭。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都要由皇帝亲自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原先在哪一衙门当差？玉铭居然回答说“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他写一份自己的履历，那玉铭竟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光绪大惊，原来是一文盲，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由对玉铭的处置，可见光绪对珍妃的庇护，因为以玉铭作为文盲而被举荐的情况，便可治珍妃以欺君之罪了，可是光绪未声张，仅仅将他“以同知归部铨选”，对玉铭来说也并非一无所获。可是珍妃卖官鬻爵之事却再也无法就此掩盖过去。此事传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立即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说朝廷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随后，慈禧令光绪下了一道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游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为寅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据说在降珍、瑾二妃为贵人的前一天，光绪帝在给慈禧请安时，慈禧铁青着脸，不理睬他，光绪帝竟在地上跪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慈禧恶狠狠地说：“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来管。不能让她们破坏家法，干预朝政。下去吧！”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证实珍妃在十月二十八日这天遭到了“褫衣廷杖”，即扒去衣服打的刑罚。皇妃遭此惩处，这在有清一代是极为罕见的。翁同解曾在慈禧面前为珍、瑾二妃求情，建议缓办，但遭到拒绝。结果，不仅珍妃受到惩处，连瑾妃也受到妹妹的牵连。慈禧不仅将姐妹二人都降为了贵人，还对珍妃手下的人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珍妃手下的太监高万枝被处死。在这桩事件中，先后受到株连的珍妃手下的太监还有永禄、宣五、王长泰、聂德平等数十人，有的被发配充军，有的被秘密处死，有的被立毙杖下。就连伺候珍妃的白姓宫女也被驱逐出宫。
其实，当时的清廷腐败昏庸，拉官纤，私卖官缺之事，屡见不鲜。清朝晚期，卖官鬻爵不仅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已经合法化。当时的捐纳制度，实际上就是卖官，以解决朝廷财政的紧张。不过珍妃的所作所为侵犯了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以李莲英为中心的另一个卖官团伙。李莲英是慈禧的亲信太监，势力很大，许多王公大臣都不敢惹他，有时还要巴结、贿赂他。可是珍妃却不买他的账，多次与他发生冲突。在珍妃“入行”之前，肥缺的鬻卖一直由李莲英一手垄断，可是珍妃的出现抢走了他的一大部分“客源”。毕竟，皇帝越来越大，管的事情越来越多，而皇上又如此宠幸珍妃，每晚常吹的枕头风，使得珍妃的办事效率远大于李莲英团伙，使他和靠他发财之人财路受阻，甚至一度出现两方同争一个客户，买家讨价还价之事：你要不愿意我找珍妃去。李莲英如不落井下石，则无法保证买家对他的信任，亦无法保持他的权威。
所以，趁玉铭事件，李莲英在慈禧面前煽风点火，终于使作为竞争对手的“珍主儿”失去了竞争力。慈禧处置珍妃也有她自己的原因：慈禧为光绪选后、妃，只是想作为自己控制光绪的工具，慈禧将自己的侄女定为皇后就是铁证。可是皇后与皇上十分疏远，毫无感情可言，失去了影响皇帝的能力，偏偏珍妃又非常得光绪宠爱。慈禧或许曾想拉拢珍妃，通过她完成自己侄女完成不了的任务，所以对她表示过好感。可是珍妃又是个无拘无束的人，思想开朗，性格豪爽，敢作敢当，不但丝毫不看自己的脸色办事，还让自己的侄女吃尽了醋。珍妃还向光绪帝极力推荐她早年的老师——江南著名学者文廷式。文廷式乃江南才子，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大考中擢居榜眼，以一等第三升侍讲学士，在文化知识界颇有影响。他被提拔重用，为光绪帝的变法扩大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光绪帝增添了实力。更有甚者，夫妻二人还搭档做起了买卖，珍妃收钱，皇帝封官，如此一来，皇帝的亲信越来越多，难免不威胁到慈禧的统治。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锐上奏李鸿章对日态度怯懦。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珍妃影响光绪皇帝，采纳主战派意见，对日宣战。珍妃、文廷式、志锐的行动引起了主和派的忌恨，加之文廷式、志锐又奏过李鸿章一本，因此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反奏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皇帝自主朝纲。这样，慈禧恨透了文廷式、志锐和珍妃。她本来就想废掉珍妃，正无碴儿可找，借此机会正可解心头之恨，在李鸿章的挑拨下，慈禧将三人分别处理：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赶出毓庆宫，永不录用；志锐从礼部侍郎被贬职，出任乌里雅苏台（蒙古境内，距乌兰巴托正西1800里）参赞大臣；以卖官干预朝政之事把二妃从贵妃降为贵人。否则以慈禧的所作所为，哪还有脸说出“从不准干预朝政”的话来。虽然一年之后，慈禧就恢复了姐妹二人的妃子头衔，但珍妃与慈禧的关系已经大大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