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待到溥仪伪装成商人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之后，婉容便和其他一些皇室成员一起追随了过去。他们在张园会合，并在四年后又移居到附近的静园。静园原名乾园，本是民国时期参议院议员、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院。溥仪等人住进来之后，把这里改叫做“静园”，其意义并非表面上的“清静安居、与世无争”，而是寓意“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以“恢复祖业”。
离开紫禁城到天津，对溥仪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对于在天津长大的婉容，则是一个全新的、令她愉快的开始。倘若能够换取到自由，就是让她用“皇后”这一名号做代价也值得。果然，在天津的日子，成为了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天津不仅有自由，有快乐，天津还有各种她想得到的时尚。她尽情地穿时装，烫头发。而且由于自身的气质使然，婉容似乎也更适合这样的装扮，她变得容光焕发，也更加优雅动人。
时尚和昂贵总是密不可分。不过在天津，婉容只需要考虑怎么花钱，埋单的事自然有溥仪负责。她拽着溥仪买所有新鲜时髦的东西，去所有高档昂贵的娱乐场所，尽其所能地把享受的水平保持在最高点。看到婉容过着如此纸醉金迷的日子，文绣，这个虽然传统却同样地位高贵的“妃子”也不甘心被落在后面。溥仪给婉容买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她都要一样的。她买了，婉容又拿出“皇后”的架子，总要求比她花更多的钱。通过这种后来被溥仪称作“竞赛式”的购买，只用了短短几个月，两人就把各自的房间堆满了：钢琴、收音机、钟表、眼镜……净是些奢侈却没用的东西。这一点，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大为感慨：自己虽说是皇室出身，但毕竟已经落魄，财政上早就入不敷出，而为了应付这一后一妃，不得不出卖早先和弟弟费尽周折用了半年时间从宫里转运出来的那些文物。即便这样，溥仪也还是左支右绌，于是他决定对这种“竞购”采取措施，限制两人的花费，然而婉容对此十分不满，她觉得自己是“皇后”，不能限制自己的开销，要限制也只能限制“妃子”文绣的，这样才有尊卑之分。
这样一来，婉容与文绣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溥仪也因为和婉容更有共同语言，而多袒护婉容，责怪文绣。在宫里时，他出入一般会同时带着文绣和婉容，也还算是不偏不袒。可到了天津，他把文绣安排在楼下独自居住不说，还从来不带她出门，就算在家吃饭也不让她上桌，甚至都不跟她说话，把她当空气一般。而此时婉容的思想要比在宫里时更为西化，她也越来越觉得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更合理，加上溥仪的偏爱，慢慢地，婉容开始欺压文绣，并为此和溥仪闹脾气。连设坛扶乩她也要溥仪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后妃争宠，不仅溥仪疲惫不堪，而且文绣心中的怨恨也越积越深，她对溥仪，对这段得不到宠爱、更得不到尊重的婚姻也越来越失望。终于，在1931年秋，文绣心中的愤恨爆发了：我要离婚！在当时，离婚本就是件新鲜事，更何况她离婚的对象还是备受瞩目的逊帝溥仪！这场轰轰烈烈的“淑妃革命”顿时闹得满城风雨，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溥仪也毋庸置疑地在这场离婚风波中龙颜扫地。离异后的溥仪心情颇不平静，他固执地认为这全是婉容的专横造成的。加之当溥仪满心热情地专注于自己的“复辟”事业时，婉容却极力阻拦他去东北给日本人做傀儡。这些，无一不导致了溥仪和婉容关系的恶化。
静园中的婉容，尽管在家庭生活中没有表现出“皇后”应有的大度，但从某些意义上说，身为“国母”她倒也有些“母仪天下”的风范。比如1931年盛夏时节，“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赈灾”一事就被广大百姓传为佳话。当时气候反常，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中华大地遭受了19世纪灾害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水灾。而身在天津，靠着溥仪典当国宝维持体面日子的婉容，看到消息后，不仅捐款，还拿出了自己心爱的珍珠项链用以赈灾。这件事很是轰动，各地的报纸争相刊登，《大公报》还为此做了专题报道。
如果不是后来时局的动荡，也许本性善良的婉容可以就这样一直稳稳当当地做她的“皇后”。但是1931年11月，这一切都改变了。当她得知溥仪瞒着她，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往东北后，她的心都碎了。溥仪宁愿被日本人利用，也要能尽快完成自己的“大业”，他哪里还来得及去理会婉容的感受！好强的婉容又怎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了溥仪，她该怎么办？她伤心，她恐慌，但在溥仪离开两个月后，她毅然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选择了北上。她要和溥仪在一起！哪怕要把昔日金贵的“凤体”，屈藏于日本女间谍为掩护她而准备的一副棺材里。哪怕等待她的，将是长春冬天里那凛冽的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