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周折到了长春之后，婉容发现自己和溥仪都钻进了一个美丽的圈套。日本人并没有履行诺言让溥仪做皇帝，而只是让他做一个执政的傀儡，并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尽管他们住的“行宫”被装修得十分豪华，但他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做任何事都要经日本人同意，所有举动也都被日本人严密监视着。日本人要溥仪做的批文，溥仪只需要，也只可以画个圈，写个“可”——这让溥仪感到非常愤怒，他所有的批文都在厕所里批：“我连看也不看，你不就是叫我画可吗？好，我就在这个，蹲着要尿尿，要大便这个时候，我才给你画这个可，而且我要给你扔到地上，这是一种发泄。”他用这样的方法发泄，也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发泄。可是发泄过后呢？他又只好屈从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愤怒渺如沙粒。而婉容，身为一名女子，却在此时比溥仪还要坚强，还要勇敢，她想方设法地想要逃出这个鬼地方！
婉容明白，让溥仪逃出去是不可能的，除非自己能够先逃出去，再来说服溥仪。于是她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找到出路。她希望能联系上一些可信的人，可是她身边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就连侍女也都是日本人。即使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婉容还是找到了两个有可能帮她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原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得知顾维钧要去满洲时，婉容托人化装成古董商人克服重重困难和他取得了联系，希望顾维钧能帮她逃离目前悲惨的境地。可是因为顾维钧当时在满洲的身份是中国顾问，所以没有办法帮她。尽管这次求助失败了，婉容却并没有气馁，她继续寻找着机会。1933年夏天，她遇到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帮她的人——来“行宫”赴宴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的妻子。当时赵妻正准备去日本，婉容就向她求助，希望她能帮自己东渡。结果这次求助又因为身在日本的三格格韫颖给溥仪写信告密而不了了之。这之后，婉容也一直没有放弃，但是，她时刻都有人监视，真的是“插翅难逃”。
1934年日本侵吞了东北三省，溥仪圆“皇帝”梦的机会也终于来了。3月的长春仍然天寒地冻，大风肆虐地翻弄着溥仪身上的龙袍。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对婉容等人的劝阻，他充耳不闻。这之后，他忙着做他的“皇帝”，也不理会婉容。但到1935年，两人的关系却彻底破裂了。有人说婉容失宠是因她的“风流事件”所致：因为一些事，溥仪被“御用挂”吉冈安植训斥，而这个日本人实际上是负责对溥仪进行监视的。溥仪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嫁到婉容身上，对她一顿痛打。苦闷至极的婉容实在是需要安慰，于是，她和溥仪身边的一个李姓随侍“走得很近”。后来婉容怀孕，溥仪发现后，勃然大怒。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借口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真也好，假也罢，后人不想再去纠缠这段历史，人们只是看到之后婉容被打入冷宫，没有人敢违抗溥仪的禁令而来看望她。在这个人间地狱里，婉容度过了两年时间。为了麻痹自己，逃避现实，她疯狂地吸食鸦片，也只有在缭绕的轻烟中，她才能享受片刻安宁。她不再打扮自己，不再爱惜自己，丢掉了全部的修养，全部的智慧，全部的尊严。她变得邋遢不堪，神志不清，最终癫狂疯乱。也许从某个意义上说，是鸦片毁了她。不过她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吸毒的。当年在紫禁城，为了帮她止痛（她有痛经，也时有头痛），溥仪就主张她抽大烟。尽管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是荣源父子出的这个主意，但不管最初是谁的主意，结果都是婉容烟瘾越来越大，她的身体也完全被毁了。她两腿软到不会走路，眼疾也更加严重，怕光刺激，看人的时候还要用扇子遮着。世事无常，皆如梦一场。对于婉容，后人只能说命运实在太残酷。
当风华正茂的她满怀欣喜走进紫禁城时，她只看到了“皇后”这顶凤冠的璀璨光芒，却不料想光芒褪去，徒留身后一片伤悲。在难得清醒的时候，她会哭着责怪父亲爱慕虚荣，而把她当做换取富贵的筹码。她也感叹，为了自己能幸福，她在天津欺负比她更无助的文绣，直到逼得文绣和溥仪离了婚，可这之后她的下场呢？正如溥仪后来说的：“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