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时至则为，过则去。
——《管子·国准》
“古句新解”
时机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当放弃。
在《国准》的前半部分，管仲向齐桓公列举了黄帝、有虞、夏、殷、周五代之王“视时而立仪”的做法。他告诉齐桓公，由于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所以那些君主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最后，齐桓公问：“你上面所讲的五个时代的情况，已经概括了大家所知道的各种办法。以后的君主该用什么办法，你现在可以讲给我听吗？”管仲回答他说：“这个不能预言了。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后的君主该如何做，现在无法事先做出决定。不过，有一个道理或许适用于每个时代，即‘时至则为，过则去’。”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君主要积极实行；不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君主则坚决放弃。同时，既不去机械地模仿古代，也不要固执地留恋今天。总之，君主要了解实际情况，根据时势来决定前进还是退却的政策。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当放弃。这就是《易》所言“见机而作”。它要求智者抓住时机，采取相应的行动。墨守成规、不合时宜者，必定要失败。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称霸诸侯。在春秋列国纷争的年代，只有武力征服才能称雄。不像三皇五帝时期，靠仁义道德感化百姓。昔日有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河边洗耳的事，现在，为争君位，兄弟相残、臣子弑君已是屡见不鲜。奢谈“仁义”二字已是迂腐之极，但宋襄公却指望靠“仁义”二字称霸诸侯。
原来齐桓公在世时，五个公子都想争做国君。齐桓公偏爱公子昭，就把他托付给宋襄公，叫宋国日后立公子昭为齐君。齐桓公死后，公子无诡已立为国君，公子昭跑到宋国，要求宋襄公帮助。宋襄公果然带了几个小国的军队，打进齐国，立公子昭，即齐孝公，齐国也暂时听从了宋国的号令。宋襄公打败了齐国，自以为国力强盛，足以代替齐桓公的霸业。宋襄公想：如果楚国也同意参加由他领导的盟会，自己的威望就会提高了。于是就派使臣去见楚成王，和楚国约好，宋、齐、楚三国于第二年春天在鹿上结盟。宋国的公子目夷（襄公的庶兄）对宋襄公说：“宋国是小国，要争做盟会的主人，是会惹祸的。”宋襄公不听。鹿上之会时，宋国当了主人，决定用三国名义召集诸侯开会。当年秋天，宋、楚、郑、陈、蔡、曹、许等国诸侯集会于宋国的盂地。宋襄公自认为要遵守信义，不做军事准备。目夷叹息说：“宋国的祸事到了，国君的欲望太高了？如果楚国不守信义，我们宋国怎么对付得了呀？”果然不出所料，楚国参加盟会的目的是想乘势发展势力，控制中原诸侯，决不会受制于宋国。正当宋襄公在盟会上想当盟主的时候，楚王手下的军队突然一下子冲出来，各国诸侯吓得魂不附体。楚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宋襄公抓走了。公子目夷乘着混乱逃回了宋国。后来，楚成王觉得扣留宋襄公没有用处，反倒坏了自己的名声，便把宋襄公放回去了。
宋襄公回国后，重新当了国君。他决心要报这个仇，一定要让自己的仁义、信用得胜，不能让楚国凭武力来称王称霸。公子目夷觉得宋襄公自不量力，一定还会招致祸患。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带军队去攻打和楚国比较接近的郑国，有的大臣认为会引起楚国的干涉，宋襄公却一本正经地说：“打仗得胜不全靠武力，有时也要靠仁义、信用呀！”宋军打进郑国，楚成王来了个“围宋救郑”，直接派军队包围了宋国，宋襄公急忙从郑国撤军。
当宋军赶回来时，楚军已到了泓水的对岸。宋襄公想出战，大司马公孙固想趁还未发生战争时就和楚国讲和，就对宋襄公说：“臣以为，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商朝的确是讲仁义的王朝，但灭亡已几百年，不可能再重兴了。楚国兵强马壮，宋国不是它的敌手。宋人害怕楚军就像害怕蛇和蝎子一样，君王你靠什么取胜？”宋襄公说：“楚军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军是军甲不足而仁义有余。过去武王率领三千精兵而胜了纣王的亿万之众，原因在于‘仁义’二字。现在你却让我这有道之君和楚国的无道之军讲和，寡人生不如死！”说完，命令下属在战车上竖一面大旗，写上“仁义”二字。
公孙固只有心中暗暗叫苦，私下里对随从说：“打仗就是杀人的，哪讲什么仁义？我们君主中了邪了，我们必须谨慎防备，千万别让国家亡在我们手里。”暗中加强了作战的准备。到了十月间，楚军向泓水对岸的宋军猛攻。公孙固看到楚军准备渡河，连忙报告宋襄公说：“楚军人数这么多，我们人数太少。现在乘他们渡河的机会，我们集中力量攻击他们，使他们统统变成落水狗，我们再乘胜追击，不是就打胜仗了吗？”宋襄公指着大旗说：“你没看见‘仁义’二宇吗？我们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岂有别人渡了一半河就攻打的道理？”
结果，宋军眼睁睁地看着楚军全过了河。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楚军刚刚过河，队伍还没有整理好，快抓紧时机打它个措手不及！”宋襄公板起脸孔说：“这是仁义之师应该做的吗？你贪图一时之利，不顾先王倡导的仁义了吗？寡人堂堂军队，岂有别人未成列就攻打的道理？等他们排好队伍，我们再打。”等到楚军整好队伍，宋军才开始进攻。结果楚军排山倒海般地反攻过来，宋军大败。公孙固等保护着宋襄公左冲右突，边战边退。宋襄公的大腿被楚军射了一箭，他只得忍着伤痛，逃出了重围。
回到国内，宋襄公又气又恨，很多大臣也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躺着，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做君子的要讲信义道德，不能在敌人有危险的时候去袭击他们，不能捕捉头发花白的老兵做俘虏，不能在敌人没有整好队伍就鸣鼓作战。”公子目夷笑着说：“打仗嘛，目的就是为了打胜敌人，如果在打仗时讲仁义信用，怎么能打胜敌人呢？如果照您所说的去做，就只能受敌人的奴役了，还用打什么仗呢？”宋襄公认为楚国在打仗时太不讲道理，越想越气，加上受了箭伤，第二年夏天就死了。宋襄公的霸业就此草草收场。
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恪守不合时宜的“仁义”，不做武力准备，被当场活捉；泓水之战中，仍受虚伪“仁义”理论的牵制，白白错过了有利战机。真是该变不变，抱残守缺，岂有不败之理？事物变化了，政策也该相应调整。如果用老办法解决问题，必定像迂腐的宋襄公一样遭人耻笑。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青少年，肩负着领导世界和领引时代的重任，更要具有“时至则为，过则去”的与时俱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