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
——《管子·侈靡》
“古句新解”
军事胜利却不讲正义，最终还是要失败；军力强盛却不讲信义，最终还是危险。
“尊王”就是推尊周天子，重新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和“天下共主”的名位；“攘夷”就是打击夷狄的势力。这是齐桓公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个时候的周天子（周庄王）虽然其势力差强于一个诸侯，其管辖的范围大约只剩下一二百里，军力更无法与往日相提并论，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而且在政治上，周天子也形同虚设。然而，几百年形成的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传统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无法改变。天下不可一日无主，这个主就是周天子。一方面，各诸侯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大吞小、强凌弱的局面持续下去，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人物来改变这一局面，这个人物当然最好就是周天子。但是，天子很不争气，令人大失所望，又令人同情。与此同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的局面，向一些诸侯国发动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如僖公十一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因而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观念支配下，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问题上，各大诸侯国都始终是一致的，谁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谁就能受到拥戴，就可能成为霸主。
由此可见，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可以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因而，颇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齐桓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管仲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并在行动上得以落实。一是坚决扶助周天子，二是坚决打击夷狄侵夏。具体的行动有：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维护了燕国的安全，阻止了北方“戎狄”的南下。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礼送至境，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并把燕君所到之地给予燕国，又劝其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天子。
卫懿公时，狄人伐卫，卫师丧师失地，懿公被杀，只剩下700余人逃过黄河，立戴公，公元前660年齐桓公接到求救信，派公子无亏率兵为卫戍守，并接济他们马和祭服等物，戴公死后，齐桓公为之立文公，并派兵帮助卫人筑城。
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齐桓公发动宋、曹等国一同救邢，迎邢君至齐，护其宝器，又为其筑城。在齐国的帮助下，一时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即“包茅不贡”。这次声势浩大的讨伐迫使楚国承认错误，阻止了南方“蛮夷”的北上。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联合诸侯保住太子郑的地位，并拥立太子郑为王，即周襄王。
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一方面赢得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也壮大了齐国的势力与威信，为他的国内改革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楚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和中原诸侯来往。中原诸侯也把楚国当做“蛮子”看待。但是，楚国人开垦南方的土地，逐步征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慢慢地变成了大国。后来，干脆自称楚王，不把周朝的天子放在眼里。那时候，齐桓公的盟主地位只有南方的楚国不服，与齐国对立起来，要跟齐国比个高低。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秋，楚国对郑国发动了进攻，齐桓公当然要想办法救援郑国，就约集各国国君在阳谷会盟，商讨伐楚救郑。又考虑力量不够大，就派人与鲁僖公商议，要求鲁国出兵。近几年齐鲁两国关系一直不错，鲁国也就痛快地答应了。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联军先对蔡国实行军事行动，蔡国哪里是诸侯联军的对手，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接着，齐桓公率大军联合进攻楚国。楚成王得知消息，也集合了人马准备抵抗。他派了使者去见齐桓公，说：“我们大王叫我来请问，齐国在北面，楚国在南面，两国素不往来，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你们的兵马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呢？”
齐桓公让管仲以“尊王攘夷”政治理论反驳：“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远，但都是周天子封的。当初齐国太公受封的时候，曾经接受一个命令：谁要是不服从天子，齐国有权征讨。你们楚国本来每年向天子进贡包茅（用来滤酒的一种青茅），为什么现在不进贡呢？”使者自觉理亏，只得说：“没进贡包茅，这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进贡。”使者走后，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又拔营前进，一直到达召陵（今河南郾城县）。楚成王又派屈完去打探虚实。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的军威，请屈完一起坐上车看了中原来的各路兵马。
齐桓公对屈完说：“诸侯兴兵，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实在是想继续先君的友好，你们楚国与我们齐国结为友好怎么样？”屈完说：“您到我们楚国的社稷来求福，不嫌弃我们国君，是我们国君所希望的。”齐桓公趾高气扬地说：“你瞧瞧，这样强大的兵马，谁能抵挡得了？”屈完淡淡地笑了笑，说：“君侯协助天子施行道义，扶助弱小，人家才佩服你。要是光凭武力的话，楚国国力虽然没有这么强，但是用方城（楚国所筑的长城，在今河南方城北至泌阳东北）作城墙，用汉水作壕沟。您就是再多带些人马来，也未必能打得进去。”齐桓公听屈完说得挺强硬，估计也未必能轻易打败楚国，而且楚国既然已经认了错，答应进贡包茅，也算有了面子。再说，楚国又不采取对抗行动，齐桓公觉得时间长了，诸侯大军粮草也成问题，于是齐桓公和中原八国诸侯共同与楚国在召陵订立了盟约，各自退兵回国去了。齐桓公在回师途中，又讨伐了陈国。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时，周襄王因齐桓公在支持自己继位上有大功，便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庙所用的肉、彤弓矢以及乘坐的车，在当时这是最高奖赏。《孟子·告子》下篇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盟辞的五禁内容：一是诛杀不孝之人，勿改变已确立的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二是尊重贤能之人，培育人才，要大力表彰那些有德的人；三是尊重老人，爱护孩童，不忘来宾和旅客；四是军士不能世世为官，官吏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不要独揽。取士一定要得到能人，不擅杀大夫；五是不要故意设堤坝，不要阻止别国人来籴粮食，也不能不报告天子就建筑新城。这五禁内容分明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经验总结。
周襄王派大臣与会并送重礼，说明周襄王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会上齐桓公俨然是以天子的身份号令诸侯，从而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巅峰。齐桓公济危扶困、“合诸侯”“匡天下”的义举，不仅成功地树立了个人形象，也为齐国带来了领土逐渐扩大的实际利益。同时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的文化和文明。
后世三国时的曹操大概就由此受到启发，在众军阀逐鹿中原之际，他率先以勤王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一下子站到了正义（正统）的立场之上，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只不过，曹操的一些做法招致了人们的不满，被称之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而桓公自始至终就没有人对此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