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在空间上存在着区域发展失衡的重大问题，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
我国虽然标榜自己实行市场经济，但它是建立在国企的主导地位之上的。国家利用法律强行保证国企在粮食、能源、电力、水力、医疗、教育等刚性需求方面的绝对垄断地位，民资若想与之争利就会受到严苛的法律制裁。而且我国的国企与资本主义的国企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下的国有企业都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核工业，它因为巨大的研发资金投入和极大的风险性使得民资望而却步，于是联邦政府便接过了这个任务组成联邦公司。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联邦公司就是公司，它与政治是分开的。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则是抢先占据了最优质的资源，仅把那些利润低下且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丢给市场。这使得我国的经济环境十分压抑，民间资本找不到可以实现财富增长的途径，它们反复游走，终于在固定资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找到了泄洪口，造成了国内的投机风盛行，泡沫经济日益恶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浙江。浙江因为其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气候条件，便利的内河和海港航运，优越的地理优势使民间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积累起来的民资却受到政府的极大打压，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能用于民企建设，剩余的大量游资纷纷涌入固定资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浙江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显示出了明显的投机迹象。温州便是一个典型的因为政府对民资的抑制而造成房地产投机盛行的城市。2008年以后，在政府对民资的驱逐下，温州逐渐形成了产业空心化，使得民资大量涌入不动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并造成了温州房价水平高于广州这个一线城市的现象。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相对健康，泡沫成分相对较小，这不能不归功于广东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作用。由于当地政府对民资的管制较小，它们广泛分布在实体经济中，排斥各种投机行为。由于珠三角相对于全国来说政府对民资的管制比较松散，所以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资到此创办企业，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
正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民资的反复排斥和挤压，致使那里的经济死气沉沉，而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民资的活跃程度。这是因为民资在充满竞争的丛林法则中，培养出了最具创造力的性格，同时，它们也解决了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由民资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不仅内部表现一片欣欣向荣，在对外竞争中，也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18～19世纪，英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称霸全球，靠的既不是维多利亚女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是强大的海军，而是国家实行了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经济，经济实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千千万万个小店主们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这比一个具有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更能使国家富裕。所以在英国大破拿破仑的战争中，人们形象地说，这不是威灵顿将军和他的军队的胜利，而是自由经济的胜利。这不是两个国家间军事实力的战争，而是新兴的自由经济体与传统经济体之间的较量。
今天，这些小店主们有了一个时髦的称呼：中产阶级。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微软、Facebook、他们的企业创业者都是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行业中的佼佼者。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美国的各项技术和经济实力遥遥领先。对财富的渴望激发了千千万万个小企业主的创新能力，于是他们积极进取，不断为自己，同时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思路。这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永远无法竞争的。因为先天的垄断优势，国企的高层管理者根本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财富，于是他们不需要考虑怎样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使企业更适应市场的发展。
地租、资源配置、税收等方面均占优势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消费者没有第二选择的情况下，国企便可以肆意定夺产品的价格，而完全漠视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的约束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这种行为的纵容使得国企更加贪婪，他们可以随着自己心情的好坏反复抬高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国企无需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负责，他们可以任意向市场投放劣质产品。同时，他们还可以依赖国家权力肆意欺凌民间资本，将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收为己有。2008年之后，“国进民退”的浪潮日显加剧。
国企对民资不断进行变本加厉地欺凌，同时，政府施加在人们身上的税负也日益沉重。2011年，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7.4%，超过GDP增长速度，这说明国人税负正不断加重。同年，政府的财政存款为146676亿元，M2为812048亿元，政府存款占比为18%。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仅为为4.6%。国企的猖狂造成了民营企业在夹缝中委曲求全，政府贪婪的剥削造成人民的生活负担日益沉重，两者加在一起造成了体制内外截然不同的经济现象。体制内的幸运者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轻易地获得大量财富；而体制外，饱受挤压的大多数百姓的收入普遍不高，却要承担着繁重的税收，以及国企造就的高于正常市场水平的物价，这使得人们的购买力更加低下。
民营企业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生存更加艰难，为了压缩成本适应市场消费水平，他们不断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资料，一些劣质的替代品便应运而生。地沟油、人造蛋白质、工业明胶、瘦肉精……如同我上文所说的那样，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既不是由企业主的良心决定的，也不是依赖监管可以避免的，而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即便知道转基因食用油有损健康，却也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允许他们进行有益健康的高消费。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劣质品，反复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说到底是由中国的内需决定的，如果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到国际水平，人人都能消费得起自己想要享有的日用品，那么高质量的产品就会有着空前的利润空间，资本便从低端劣质品的生产中被吸引过来，转而从事普通百姓都愿意消费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劣质品因为失去市场也会迅速被淘汰。正是因为国人的消费能力有限，所以质量合格的产品反而失去市场。这更加坚定了中国的山寨大国之路和特权政治。我国大多数百姓的消费水平鼓励了企业不断复制高新科技并以更加低廉的价格供应市场，而市场上充斥的各种劣质品甚至有毒品使得体制内的人只能通过特供来满足健康的日常所需。这种不公平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我国越来越走向国家权力经济，民间财富被国家机器吸干，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更加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很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社会常态。
有趣的是，尽管国企存在种种压倒性的优势，个别企业还是陷入了令人不解的亏损状态。比如我国的铁道部，作为惠及民生的基础建设部门，它一直享有各种资源优势，并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2009年政府发放的4万亿救市基金中，单单铁道部就占了1/4左右，而全国性的铁路建设还是陷入了大面积的停工状态，深陷债务泥淖中的大型国企甚至不得不求助于民资的救助。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国企对外虽然保持强大的吸血性，但腐败的内部管理却大大透支了它的造血功能。偷税漏税是国企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监管的缺失，国有企业往往在财务报告中弄虚作假，造成账面亏损的假象，从而避免缴税。侵吞国有资产也是企业内部司空见惯的现象，管理层利用国企的资源和人才为自己的私人经营项目谋私，而由于其国有的性质，使得无人对企业负责，管理层往往尽可能地利用国企资源为自己谋私。由于国企的政府背景，内部的管理人员多为政客的亲信，这在企业的管理上必将造成官僚作风，决策者可以不必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致使企业的管理效率低下，从而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现象。因为财富来得太过容易，新项目的负责人便不会太关心其项目的收益性，而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凭借国企的垄断优势，新的项目总会盈利。由此造成了投资过大，一批项目还未开始盈利，新的项目就陆续展开，这很容易使企业陷入了债务泥潭中，只能等待政府的资金救济。而政府的救助又使其养成了依赖性，反复亏损，反复求助于政府，最终由纳税人来为其亏损买单。如果企业的负债过大，政府只好向民间变卖一部分国企资源。
受国企的排挤，我国能够幸存的小企业已经不多，他们因为沉重的税收负担和百姓有限的购买力使得企业的利润很低，没有足够的经费去研发最具创新力的产品。即便比较富裕的中型企业也因为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如果美国没有专利保护法案，iphone可以被任何其他公司复制并销售，且这公司无需向苹果公司支付版权费，那么苹果公司也不会有动力去开发新产品。因为iphone在问世以前花费了大量研发成本，一个企业投入几千万开发出来的东西，刚刚走向市场便被其他商家复制，且由于其他商家没有研发成本，市场售价一定比苹果公司低，那么苹果公司的产品便很快失去市场，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国的专利法案并不能像美国一样，大力保护企业的研究成果，使之为企业带来效益。当一个人的辛苦所得轻易就被窃取，创新型人才便被扼杀在摇篮中。在种种不鼓励创新的环境中，我国的企业只能被动地走在市场的后面，而不能主导它的发展方向。所以即便我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但用于工业生产的各种精密机器却还要从国外进口。就连文化产业，都要从国外引进，日本的动漫几乎占了我国60%以上的市场。
当各国都在鼓励创新，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时，我国却走上了一条山寨大国的道路，甚至对此感到沾沾自喜。当其他国家的居民需要用400美元才能购买一部智能手机的时候，我国居民仅用40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部功能相似的山寨手机。但我们可能想不到的是，当社会开始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因知识产权受益的人收入必定提高，而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水平便也跟着提高，能够购买的衣服等产品也就越多，而服装产业链上的劳动者便可跟着获利，他们再影响其他的产业，而所有的产业链都是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一条产业链的繁荣必然带动整个社会的共同繁荣。今天，我们看似得了山寨的大便宜，实际上，它扼杀了我国的创造力和未来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且，我国从国外引进一种技术的费用绝对不比支付给本土创造者的费用更低。
在投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和创造力遭到扼杀的情况下，民资的生存空间已经受到国家权力的捆绑，民营企业只能走一条比较低端的发展路线，而它们承担着解决大多数劳动者就业问题的使命，所以大多数百姓的收入不高就成了事实。
当最具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被一个国家彻底漠视时，产业升级就无从谈起。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有人提出这次危机可以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契机，并说服政府走上了一条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直到今天，温州仍处于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中。诚然，危机便孕育着商机，历史上遭遇过经济危机的国家数不胜数。然而，从危机中进行产业升级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即便是美国这样经济高度发达、成功应对过多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在经济困境中完成过产业转型。长期被困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中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国家渴望进行产业升级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产业升级靠的绝不可能是危机，而是人才、环境和市场综合作用后的结果。
人才
产业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依赖于人才。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其个性已经被学校训练出来的统一思维方式所抹掉，创新能力也随着个性的消失在学生时代被损耗殆尽，大家学会的看待事情的方式往往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一再被告知事物的答案永远是标准和固定的，而且要绝对服从“权威”，任何对权威的质疑都会遭到主流文化的强烈鄙视而使人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中。但科技创新需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对现有事物的“标准观点”，它恰恰需要标新立异的视角和举一反三的灵活思维，这样才能发现旧有事物可以改进的地方，从而不断创新，使我们的日常所需越来越贴近生活。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与发达国家在实践与生活中积累知识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被抹杀了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又去哪里找这样一批可以促成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呢？
环境
一个公司如果能够开发出一种全新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因为其在市场上的独一无二性（即垄断性）而往往能够得到相对较高的利润，但并非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如此幸运地为企业带来高利润，大多数的创新活动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爱迪生在发明电灯以前曾失败了成百上千次，所以创新也是极具风险性的，所有的研发经费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企业非但无法获取利润，就连成本都无法收回。所以，要想开发一个全新的领域，必须要做好承担巨额亏损的准备。而且任何一种新行业的诞生往往要提供更多的工资才能吸引已经熟悉其他行业的人才来加入这个新行业，而新行业的开拓更适合善于冒险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富有激情，喜欢新鲜事物；另一方面他们学习能力比较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再者，开发新领域也需要有足够知识和技术的人。然而，这部分人的普遍特点是缺少资金，他们多为刚毕业或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或新的职场人士，激情让他们勇于挑战，而个人财力的限制往往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所以，只有政府出手帮助这批用于冒险的年轻人，国家的创新才会有人去做。在美国硅谷，几个大学生往往因为一个新鲜的想法就可以创办一个公司，并从银行得到无息贷款，政府通过立法强制规定金融机构必须贷款给中小企业的比例，这大大鼓励了人们的创新热情，所以这个国家才会有那么多引领世界潮流的科研成果。而在我国，近两年政府也在发展大学生自主创业无息贷款，但能够成功获得金融机构帮助的人却屈指可数。且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立法规定，银行在对待这些急需资金支持梦想的大学生时往往是随意的，他们可以随着心情的好坏来决定是否要满足学生们的融资需求，且在毫无法律约束的条件下，中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业。要想创新就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的创新人才却只能通过求助于父母或向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向亲朋好友借款来获取。可以说，中国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并不鼓励创新活动。
除了资金之外，国家的税收制度也没有给予产业转型相应的鼓励。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性很容易吓退社会资金，与传统行业相比，它对资金的吸引能力明显不足，如果国家没有给予新产业税收方面的优惠条件，那么在税制平等的情况下，资金会自然地流向风险小的传统产业。而我国当前的税制，非但没有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纳税地位平等，反而对新兴产业更不利。近些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税收比重明显下降，而第三产业则明显上升。对一个还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税制会大大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国家的法律同样未能保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来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知识产权不易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企业在巨额投入下的研究成果极易被窃取，又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精神便失去了动力，他们情愿等待他人的科研成果问世后自己投入很小的资金复制过来，而不是自己花大资金研发的成果被他人用小资金窃取。这样，在整个市场都在“等待”的情况下，产业转型便遥遥无期。
市场
即便上述两个因素都能被一个家庭环境优越并天资聪明的人才克服，那么最关键的市场因素也无法解决。在中国目前非常低端的产业结构下尚且发生严重的产生过剩，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完全无法消化得了当前产业结构下的低廉商品，那么科技创新以后，具备更好性能的产品必定会有着更高的价格，那么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在哪里？诚然，中国人或许可以消费得了一部手机，如果现在的所有产品都提高到苹果的水平，那么中国又有多少家庭能够消费得起？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诚然是瓦特智慧的结果，但如果当时的市场不鼓励拥有更高效率的机械问世，那么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动力又在哪里呢？别说产业升级，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将现有产品提高到其应有的水准都会大大挫伤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一斤地沟油的价格大概是3元，但一斤纯正非转基因食用油的价格至少要10元以上，如果现有的油价提高到10元，我们每月的生活成本就要增加几百元，中国大量月薪1500元左右的工薪阶层甚至会面临吃不起饭的窘状，那时爆发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高于现在。地沟油虽然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但至少它不至于使人挨饿，所以我们更容易接受地沟油而非价格高昂的纯正食用油。有人可能对此提出反驳，我国近些年来登上富豪排行排的人数急剧增加，这些富人将创造巨大的需求市场，完全有能力消费得起大多数的高科技产品。没错，中国近些年来确实产生了大量的富豪，其富裕程度完全可与任何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平起平坐，但这一市场的需求同样难以催生出一个本国的创新产业。普通的产品因为市场的狭小而很难收回科研成本，比如一台苹果手机，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富豪都可以消费得起一台苹果手机，但1000个富豪也只能创造1000个手机的需求，因为再多的手机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当然，他们或许会买来送给自己的朋友，但他的朋友往往也是像他一样富裕的人，自己可以购买一部手机，而比他们贫穷一点点的人往往要受到他们的排挤，即便他真的愿意够买更多的手机送给自己的“贫穷”朋友，那么1万部手机的市场也不足以催生一个苹果公司。当然，我国为苹果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需求市场，中国人持有苹果手机的数量甚至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我们也应注意，其中有很大的消费者是出于“面子”的考虑进行超过自身经济能力的消费活动，甚至有人卖掉身体器官购买这一高科技产品。同时，这种高科技产品的数量还非常少，如果智能电脑、咖啡豆机等都进入我国百姓的家庭，那么又有多少人可以同时消费得起它们？而像私人飞机、游艇等这些尖端产品，我国的确存在着足够大的需求市场且能获得可观的利润来维持一个公司的正常运作，但从事这种研发的企业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这是一个普通人很难做到的，只有那些已经有所成就的资本家才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产品的开发，但这些企业家却很难在本国内找到足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才，因为这代表了世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国能够从事顶端科研工作的人往往被扼杀在学校里，或者早已移民。苹果公司原CEO乔布斯去世时，人们热议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乔布斯，这就是原因，中国完全没有一个鼓励创新型人才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即便中国侥幸培养出了这样的企业，在短时间内，他们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的性能和性价比必定远远不比已有多年商场实战经验且在各种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产品，当外国成熟的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我国初出茅庐的产品进行竞争时，我们可以预见，中国的产品几乎很难有招架能力，在适者生存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的企业即便能够兴起也很难保证不被市场淘汰。
在上述种种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讨论产业升级是毫无意义的。但在我国20年来产业结构始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却在1999年提出了教育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