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1004）二月，丁谓被召还朝，权三司使，知制诰，判吏部流内拴。丁谓第一次回京，寇准刚好被贬在外，而他第二次回京到李沆身故，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这五个月，应该就是他与寇准真正有机会相处的时间。其实在淳化三年（992）丁谓进士及第之时，寇准也在京为枢密副使，但当时寇准与和丁谓同榜第二百六十名的张士逊关系较好，甚至与之同游东京相国寺，而此时关于他与丁谓关系的记述，却是很难发现。由此可见，寇准早期与丁谓直接接触的时间很短，对丁谓的直观了解应该不会很深，那么寇准为什么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呢？
寇准对丁谓的了解，不在于他的直接观察，而在于旁人对丁谓的描述及他对丁谓本人的第一印象。首先是朋友向他推荐丁谓。寇准本人是很容易接受朋友推荐的人才的。而寇、丁关系中最关键的人物应该是王禹偁。王禹偁是寇准的好朋友，早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他就与寇准和张咏一起到开封参加省试。他认为“寇氏果有后于宋乎！其志大也”“立身扬名，以显父母，仲平有焉”可见，他对寇准的评价甚高，友谊也非常深厚。他本人认为“夫刚直之名，吾诚有之，盖嫉恶过当，而贤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齿少气锐，勇于立事”这些性格，又都与寇准的刚强正直非常符合，真可谓意气相投。再者，他们二人都有共同的朋友。寇准的好友王旦、杨亿等都与王禹偁有很深的交情，而寇准的同年密友张咏更是与之结为亲家，王禹偁赠诗张咏曰：
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兵戈出剑门。
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阀似还魂。
弟兄齿序无投分，儿女情亲又结婚。
且善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
另一方面，王禹偁与丁谓的交情也十分亲厚。这首先是对丁谓诗文的赞赏。在丁谓尚未进士及第之前，他就曾给丁谓及其好友赠诗云：
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
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这首诗成为当时绝唱，也使孙何和丁谓名声大振。除了赞扬丁谓诗文优美之外，王禹偁还到处向人推荐丁谓：“有进士丁谓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吏，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洁，亦三贤之涛也。先君尝为径原从事，幼而侍行，故参政窦公抚顶叹异，以女妻之。伟乎窦公……携文百篇游晕毅下，再制司言之，仆览之震骇，金谓今之举公，未有出乎右者。仆与之游甚熟，问其居则曰家颖川，问其业则曰衣食之具仅不给妻子。斯亦圣朝之遗贤，吾道之深耻也。且念世之孺服冠而得禄者，位至尚书，则月体五万，而给长幼者三分有二，其下从可知矣，又安能哀王孙而知国士乎？至于分茅土为公侯者，仆又希识其面类。唯阁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将军官而能市义礼贤，读书好古，知丁谓者非侯而谁？”
该信写于丁谓进士及第之前，对他评价极高，正体现出王禹偁对丁谓的殷切期望。当然，王禹偁断不会只把丁谓推荐给一个人，他对丁谓到处宣扬，作为他的好朋友寇准，自然也应当在被宣扬之列，再加上当时孙、丁尹的赫赫大名，寇准对此人应当早已有所留意。
其次，除了友人的推荐，丁谓本身的思想也很重要，以寇准的性格，一个人名声再好，如果不能和他意气相投，或者合乎他的脾性，他是不会过于推崇的，甚至会与之构恶，冯拯和曹利用就是极好的例子。寇准能如此推荐丁谓，就说明丁谓与他又性情相投之处。
同年十二月（1005年1月），澶州之役发生，为了备战，真宗即让丁谓出知郓州，兼齐淮等州安抚使。在这次战争中，丁谓虽不像寇准那样陪伴真宗，在澶州最前线决策战役，但他在驻守地，也是恪守本职，全力以赴，为澶州之役作出了最大的支持。纵观丁谓在澶州之役中，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却也没有主张投降或逃。
丁谓是一个聪明绝顶，擅长筹划的人。冯梦龙的《智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宋真宗在位时，皇宫曾起火。一夜之间，大片的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为了修复这些宫殿，宋真宗派当时的晋国公丁谓主持修缮工程。当时，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建筑工程，面临着三个大问题：第一，需要把大量的废墟垃圾清理掉；第二，要运来大批木材和石料；第三，要运来大量新土。不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丁谓研究了工程之后，制订了这样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于是就解决了新土问题。第二步，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于是就可以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沟重新变为平地。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
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而确实是很科学的施工方案。
从这个故事可见，丁谓很善于运筹，很适合做管理、财政工作。
景德二年他刚入朝时，即上言说：“往者川陕诸州屯兵，调发资粮颇扰，而积盐甚多，募南人输粟平其价，今储粟渐充，请以盐易丝帛。”这是他参照治蛮时的经验，改以盐换粟为以盐易丝帛，可谓因时制宜，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收效甚好。
在土地赋税制度建设上，丁谓也有所建树。景德二年，诏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目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编历书，令雕印颁行，民间咸以为便。丁谓还主张各地长官兼任劝农使，设置劝农使，是为了普查户口土地数量，防止地方豪强隐瞒土地占有状况，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清楚地掌握土地和人口状况，有利于增加财政赋税收入。
天禧三年（1019），寇准和丁谓双双回朝任职中书，寇丁之争，就从天禧四年（1020）开始，到乾兴元年（1022）丁谓被贬之时结束，前后历时两年，中间牵涉到寇准和丁谓两派的人物和利益关系，也涉及到上层皇权的斗争，规模虽算不上宏大，但也是宋初最激烈的政治争斗之一。
寇丁之争是寇准与丁谓两党之间的政治争斗，他们二人的关系变化，直接影响着这场争斗。事实上，寇准与丁谓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甚至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当中呢？
寇准与丁谓早期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最明显就是寇准向李沆推荐了丁谓。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是上来看，寇准还是有恩于丁谓的。寇准与丁谓关系破裂并恶化的原因及过程，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自从丁谓投靠了寇准的政敌王钦若，大造天书后，寇准即与之决裂。另一种说法认为，寇、丁关系恶化，缘于拂须事件之后，丁谓对寇准怀恨在心。其实，在天书事件中，寇准多数时间在外任官，只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回朝，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再出朝，前后不过两年。而丁谓在祥符年间一直在中央，他于祥符六年短暂出判毫州，而此时又正值寇准回朝之时，这就更缩短了二人相处的时间，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当中，寇准的主要精力在于整倒他的副手王嗣宗，以及与三司使林特忿纷争，因此，天书事件中寇准于丁谓正面交锋的机会确实不多。
天禧三年（1019）丁谓再拜参知政事，这应当是出于寇准对他的提携。在宋代，参知政事的任命，往往体现宰相的意志。与宰相政见相同或相近者，关系密切或者私交甚笃者，善阿诀奉承宰相者，总是优先被宰相引入中书，拜除执政。从另一方面来说，宰相只有推荐与他能相对保持一致的人选出任参知政事，才能保证自己的施政方针得以贯彻实施。欲在政坛上有所作为或喜独揽大权的宰相，更加注意参知政事人选的选择。寇准与丁谓在天禧三年同时受拜，而寇准本人又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不可能选择自己的政敌当副手。他能选择丁谓，就说明他们二人当时的关系甚好。
丁谓当上参知政事后，对寇准甚为恭谨，因此发生了拂须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据说，寇准对丁谓这种露骨的奉承早已深感厌恶，于是出言相讥，致使丁谓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持这种观点的人多认为寇、丁交恶，并演变为后来的政治争斗，是因为丁谓对寇准的那个笑话怀恨在心。但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丁谓为什么如此认真呢？要知道，丁谓的性格非常馅媚，而他这次为寇准拂须，也实在做得太露骨。寇准一句笑话，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丁谓听来，却十分刺耳，因为这一句话，正捅破了他的心事，就好像小孩子做错事，被大人说破了感到心虚一样。他以为寇准在讽刺他，因而怀恨在心，这也是很正常的。
善于逢迎的丁谓进了官场后，大家都认为他人品不怎么样。李沆为宰相时，寇准推荐丁谓。李沆说，这种人品的人，能让他居于人上吗？不能让他这样，他会打压别人。寇准说，这样的人，能老压着不让他上吗？当然不能。在寇准的推荐下，丁谓果然上升很快，又搭上了天书事件的顺风车，丁谓在此中的贡献大。在这场祸国殃民的活动中，丁谓的地位不断上升。
寇准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年张咏，临死前给真宗上疏时，明确表达了他对丁谓的厌恶，先请求真宗砍下丁谓的脑袋，向国人谢罪，再请求砍下自己的头脑袋，向丁家谢罪。从中可见丁谓的奸佞，而寇准对丁谓的看法也可以想见。但寇准、丁谓这样两个堪称水火不容的人，同天入阁，是真宗对他们二人的选择。真宗希望他们能够同舟共济，制衡刘皇后，为太子服务。
可是，真宗选人却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