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抵御突厥，稳定后方；礼贤下士，广罗人才，特别是实行怀柔安抚政策，推进了唐朝的建立和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并对贞观政策的实施有重要的影响。李建成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血洒玄武门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之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这些，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大唐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欲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元吉淫乱后宫，今日又带了诸多兵将前往玄武门。
李元吉明白，欲进宫就必须走玄武门。他所认识的李世民阴险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他建议太子建成：“先把你我二人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建成却道：“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太子建成在这种时候还敢于去见唐高祖，无非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自己的心腹。即使世民有什么小动作，玄武门兵将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也无大虑。
两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带了几名扈从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总觉得天上地下都是杀气。
建成道：“恐有不测。”
一向骁勇善战的元吉也感觉到了这种危机，拉着建成掉转马头正欲回东宫，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元吉扭头看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元吉一面叫建成快跑，一面向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道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他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爪牙尉迟敬德和七十余骑来。元吉曾是这个爪牙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非常。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尘埃。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元吉大怒，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下，想要勒死他。谁知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元吉紧随着太子建成而去了。
在这一弑太子过程中，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谢书方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人飞驰玄武门。
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两千精兵不得入，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领副护军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令尉迟敬德举起建成、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令爪牙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今天谁作乱？你来此干什么？”
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不答。因为恶棍尉迟敬德的长矛闪烁着带血的光。
早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恬不知耻地接口道：“建成与元吉无功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被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没有事可发生了。”
尉迟敬德又道：“现在外面仍有东宫与齐府乱贼顽抗，请陛下降手书，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
高祖在心里讲，我不答应行吗？你不给我一矛？
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的头颅血已滴尽，李世民在玄武门下脱掉战袍，去面见唐高祖。高祖前后左右之卫兵早被李世民在埋伏之前铲除，李世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无论如何都应该让后人记得，因为本应该是大唐天子的太子李建成用血染红了玄武门的城墙。
三天后，李世民称太子。两月后，李世民称帝，将李渊视为太上皇。
后来发生的玄武门兵变并没有随着建成太子的血迹而消失，自这次玄武门兵变后，大唐又发生了三次宫廷政变。或许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世民，似乎有些不仁道，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等到公元705年，已82岁高龄、病危的武则天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来临。她的男宠，两个奸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乘机谋反。是时，皇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韦率领五百羽林军闯入玄武门，将张氏兄弟斩首，并收拾了二张的党羽，把诸多脑袋割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此次政变表面看起来是李唐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天下，但其本质仍是谋反。因为当时武则天还没有死呢。
两年后，也就是公元707年，皇太子李重俊和羽林将领李多祚率领三百羽林军直向皇宫进发。李重俊是唐中宗李显第三子，后宫所生，公元706年秋，被立为皇太子。其性情刚果，没有贤能的老师指教，办事没有行为准则。其时，大臣武三思以韦后的势力，欲图不轨，但害怕太子的势力。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娶安乐公主，经常唆使安乐公主凌辱重俊，以不是韦后所生而呼为奴。并数次劝公主请求中宗废重俊为王，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李重俊自然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于是就有了神龙三年（707年）七月的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把武三思与武崇训和其党羽十余人当场杀死，但李重俊并不满足，他又命令手下分兵守卫宫城诸门，亲自率兵追至肃章门，斩关而入，追杀韦庶人及安乐公主。上官婉儿、韦庶人及公主遂拥中宗李显驰赴玄武门楼躲避。
李多祚领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守卫兵卒拒挡，不得进。这时，李显向下面的士兵大叫：“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众将士一听，立即倒戈。李重俊是以大败，率部属百余人逃出京城，在鄂县西十余里休息时，被部下杀死，并把首级献于朝廷。
三年后，一直把武则天当作偶像的中宗李显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中宗，立中宗第四子李重茂为少帝，把自己封为韦太后，并临朝御政。不久，睿宗李旦第三子李隆基率羽林军入玄武门杀了韦太后以及安乐公主。
玄武门，仿佛成了唐朝宫室的恶魔。又仿佛成了宫廷斗争的擂台。如果谁想不仁不义，就上台比试比试。更或者是，建成太子的冤魂一直在那里飘荡，招来更多的冤魂和一些早就该死的人。
协谋反隋，领导有方
关于太原起兵，李渊为首谋已有多文论及，故不多叙。对李建成，我们可以从留下来的不多的历史资料中来分析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李渊密谋反隋思想萌于大业九年，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迅猛发展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其标志是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黎阳起兵反隋。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为其前途寻找出路。二是李渊亦是贵族后代，又握有关右十三郡兵，还应当时“李氏当为天下”谶语，受到隋炀帝的猜忌，史载“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谶，忌之”。这就是李渊反隋的历史背景。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只好表面沉湎，庸碌以掩其心。史称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
在这种背景下，李渊密谋反隋非常谨慎，范围不会很大，做为助手和参谋，最可靠并有成效的莫过于其子。当时李建成已25岁，值至大业十二年留在河东前，长期跟随李渊，深受李渊的影响，既有青年人刚健有为的个性，又有深沉、宽容的品性，史称他“任性直率，宽仁容众”，这一点同李渊是一致的，可以成为李渊的得力助手，李建成对当时的形势和李渊的处境是了解的。这以太原起兵后李建成与李渊的对话可以证明，李建成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因此，让李建成组织活动李渊是放心的，况且当时李世民年仅16岁，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李渊不会抛开李建成而独同李世民密谋，对于谋划，结纳人士等，李渊又怎能不让李建成参与呢？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谋叛隋，则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与也”。当时，李氏宗族习武之风培养了李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对于关系身家安危的大事，他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知情者、协谋者，是可信的。
李渊密谋反隋，在太原起兵前，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和李世民共同组织；一个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
这样安排，李渊是有深刻用意的：一方面，太原是他的根基地，起兵要在这里进行，而世民政治经验不成熟，要加以培养，正如王夫之所说：“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有以折英雄之躁妄，绥民志於来苏”，“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另一方面，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大业十一年李渊曾在此讨捕农民军，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史称：“河东以来，兵马仍令帝（李渊）征发”。而且李渊许多亲属在关中，河东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如果在河东进行组织活动，既可以接纳关中豪杰，有利于夺取关中，又可以响应太原互相呼应。
大业十三年，是起兵的关键时期，李渊加紧起义准备“仍命皇太子於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於晋阳密招豪友，”。一个“仍”字，说明李建成一直是在李渊的指使下进行起兵的组织活动的。李建成倾财赈施，广泛接交，招揽了许多人才，为起兵准备了力量，表现了较出色的组织才能。史称“太子及王（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偿云倦。”由于李建成以礼相待，倾身相交，“故得士庶之欢心，无不至者。”尤其是河东人士争相加入起兵行列，史载“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正因为李建成的出色活动，太原起兵前，李渊一面叮嘱李世民“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一面“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异常高兴，据史载太子与齐王（元吉）至自河东，帝欢甚。马上让他担负统领军队的重任。
总之，从大业九年李渊密谋反隋到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李建成一直是协谋者和组织者之一，是李渊的得力助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王夫之的评论有一定的客观性：“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因此，说太原起兵李建成无大功是错误的，仅凭贞观国史即抹杀其贡献是不确切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诬矣。”
军事战争的指挥者
唐朝天下是马上得之，李建成从太原起兵，至唐朝建立，为领兵主将，任左军统帅，他指挥的几次战役，表现了较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夺取西河之战中他表现就相当突出。西河临近太原，是进军关中的第一关口，由隋将高德儒率兵拒守。由于李渊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四面是敌，再加上士兵缺乏训练，军事上不占优势，此次战役是起兵后一次大战，对士气影响很大；李渊把此战提到关系唐业成败的地步，他说：“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为此，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并说：“西河绕山之路，当吾通行，不得留之。”足见李渊对李建成才能的信任，他还勉励说：“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
为了迅速攻取西河，李建成进行认真准备，周密部署：一是制订军法，整肃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史载“大郎（建成）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他向李渊表示：“如或有违，请先军法。”做到军纪严明，“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二是进行严密的战役部署，李建成兵临西河，亲自察看地形，做好攻击准备，史称“风尘警急，身即前行，”“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三是与士兵同甘共苦，激发了士兵的勇气。史载李建成“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使将士受到鼓舞，军心大振，“於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
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将士奋勇争先，“众皆争上。”一举攻克西河，前后仅用9天，初师告捷。李渊非常高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李建成因功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智取霍邑之战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指挥能力。霍邑北临汾水，东靠霍太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关口，扼守此地的宋老生两万精兵十分强悍，“自许堪当劲敌”，同守卫河东的屈突通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以阻李渊。当时唐军四面强敌环绕：北有骠悍的突厥，虎视太原；东有强大的李密瓦岗军欲取长安；西有薛举的西凉兵垂涎关中。严竣的形势使李渊必须速取霍邑，否则会失去进入关中的有利时机，因为当时隋朝大军正与中原农民军激战，关中防御空虚，一旦李密大军西进，对李渊是十分不利的。
正当李渊欲攻取霍邑时，忽然传来刘武周引突厥袭击太原的消息，一旦失掉太原，将使李渊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使一向沉着冷静的李渊十分着急，其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裴寂为首，主张还救太原；一派以李建成、李世民为首，主张坚持进攻，乘胜进军。
在这关键时刻，能否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做到知己知彼，将关系到唐军的前途。李建成、李世民的主张是建立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的。他们首先分析了敌人的矛盾，指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符，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因此裴寂意见是不可取的，接着指出了退却的严重后果是人心涣散，不攻自破。“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於是突厥、武周不谋而至；老生、屈突通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李建成针对敌人弱点和自己的优点，表现了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他说：“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运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举。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由于李建成等的分析细致，决断坚决，使李渊下定决心，他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