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不但是一位明断勤政的君主，还是一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皇帝。由于幼年时在名师指导下，精心学习“六艺”。他不但喜赋诗词、能书善画，闲来无事，还经常吟诗作画，以为消遣。
所绘人物花卉，极为精工，常赐给朝臣和妃嫔。后人曾见过宣宗画的一幅花草竹石的扇面，并题有御制诗：“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上清凉。”画面清新洒脱、生动逼真，是一件上乘的艺术佳品。
他青年时代，曾习武学剑，练就了娴熟的骑射本领。宣德三年，蒙古贵族兀良哈部曾率军骚扰边境。宣宗亲领3000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遇敌兵。两军交战，宣宗引弓搭箭，接连射倒对方的三个前锋，明军乘机奋勇追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然而，盛世也有隐忧。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盛世下纪纲也开始不振：“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造成这种情况宣宗自然负有责任。
俗话说“玩物丧志”，朱瞻基还保留着少年儿童的癖好就是斗蟋蟀（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例如闲着没事就翻翻皇宫大院的石块，看看有没有蟋蟀。如果有，他就捉来一两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让这两只蟋蟀打架。看着两只斗得你死我活的蟋蟀，朱瞻基的脸上洋溢着孩童的笑容。他的这种爱越来越深，久而久之，朱瞻基越陷越深，可以说是没有蟋蟀，他就活得不自在。
不仅如此，宣宗对斗蟋蟀达到了极为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相传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还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宣宗，不料在妻妾观看时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也上吊了。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稍加改变，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平常有点儿娱乐活动，没什么大不了。问题的关键是，朝中好多拍马奉承的人，见皇帝喜爱蟋蟀，就投其所好，从民间收集无数特异的蟋蟀，进贡给皇帝。这个任务，上层摊派给下层，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朱瞻基爱民如子，不允许朝廷官员随便给百姓摊派任务。可是，他死都没想到，因为他的一个小小的娱乐活动，竟然增加了天下无数百姓的负担。
进贡的蟋蟀越来越多，朱瞻基一个人是玩不过来的。这个时候，那些逗皇帝玩的太监再次担任了陪皇帝玩的任务。在皇宫大院，随时都可以看到太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斗蟋蟀。决出团体第一勇猛的蟋蟀后，等到皇帝有空了，太监们就和皇帝斗蟋蟀。都说玩物丧志，如此一来，即使朱瞻基没有丧志，他花费在斗蟋蟀上的时间也会很多。
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们所理想的明君应该是勤政爱民的，像朱高炽一样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玩得太过火了，有时甚至上朝迟到，有时忘了及时批阅朝臣的奏章，士大夫们非常不喜欢。经过明朝前几任君王的培养，到朱瞻基的时代，士大夫以师生关系为纽带，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团结的集团，人称文官集团，这个集团敢直接批评皇帝。
想当初，朱高炽因为修了几间宫殿，多纳了几个侍妾和接连几天没上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李时勉马上写了一道话语讽刺、词锋逼人的奏章，骂得朱高炽既不能反驳，也抬不起头来。事后，每当遇到他人，李时勉就以此事自夸。李时勉敢如此张狂，因为他代表覆盖面很广、力量很大的、掌握“票拟”权力的文官集团。
明朝有一个特点，一道奏章的顺利执行需要通过两道关键程序，一道是“票拟”，另一道是“批红”。“票拟”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奏章，这由文官集团负责。“批红”就是审阅奏章，决定是否通过，权力在皇帝手里。天下所有的奏章，都要经过皇帝的“批红”。可是，天下的奏章太多了，光是“批红”都很累人。皇帝爱上斗蟋蟀后，“批红”工作越来越马虎，有时看都不看，直接就批了。
皇帝玩蟋蟀丧志，荒废工作，士大夫们不仅上书劝说，还戏称他为蛐蛐皇帝。为遮掩自己的过失，朱瞻基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请人代批奏章。皇帝能够接触的人不过四类，第一类是士大夫，第二类是武将，第三类是后宫嫔妃，第四类是太监。士大夫坚守理想，绝对不会越权替皇帝批阅奏章。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大多不懂政府法令，不会批阅奏章。第四类人经常陪在皇帝身边，耳濡目染，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儿的。
选定太监为代理批阅奏章的人选后，朱瞻基就开始了埋葬大明王朝的工作，教太监读书。宣德元年（1426年），朱瞻基下诏，设置“内书堂”供太监读书。这是一件小事，但不少史学家认为，正因为朱瞻基的这个举动，为大明王朝埋下了覆灭的祸根。“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这里的他指朱瞻基，他们则指太监们。
经过朱棣的大力培养，太监掌握了以朝廷暴力为后盾的，集监视、抓捕和司法于一身的东厂，权势已经很大了。朱瞻基再教太监读书，甚至让他们批阅奏章，分明是将天下的另一半权力也交给太监。如此一来，太监既有“武”的权力，也有“文”的权力，真是权势熏天。
那时的明朝，为了争当太监，人们抢疯了。有的人没被朝廷看上，竟然回到家里私下将自己给阉了。有的人更不幸，尽管有了太监的身体，朝廷还是不需要他，因为有好多好多比他好的、想当太监的人。那些私下自我阉割最终却没被朝廷收留的人，跑到社会上，将一腔恨意胡乱发泄，整个社会很不安定。
发展到后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朝廷不得不颁发一项特殊法令，禁止自我阉割。由此可见，想当太监的人，真的非常多。明朝的宦官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机构，一共有二十四个衙门，每个衙门里有十二个监、四个司和八个局。都说明朝有十万个太监，这话不是虚话。
太监机构的正规职能是处理宫中大小事务，但东厂和“内书堂”正一步步地扩大太监的权力。受过“内书堂”教育的人，出来后就可以替朱瞻基处理部分政务。自从朱瞻基爱上斗蛐蛐后，甚至将“批红”的权力全部转交给从“内书堂”出来的太监。如此一来，凡是太监所不喜欢的奏章，都给批驳回去。
奏章批下来，士大夫们越看越奇怪，最后才发现批阅奏章的不是皇帝本人。也有士大夫上书奏请皇帝禁止太监干政，可是“批红”权掌握在太监手里，皇帝连奏章都没看到，也就没想到限制太监干政。发展到后来，太监阻碍了士大夫与皇帝的沟通。皇帝看不到士大夫的奏章，不知道天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放弃“批红”权力的皇帝，全被太监蒙蔽在鼓里。
在朱瞻基时代，太监“批红”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因为朱瞻基的能力很强。他利用宦官的行动很适当，能够保证宦官的忠诚和保密。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宣德帝而言，这位君主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对明朝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而言，费正清的论述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