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者不但大肆鼓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而且早就在作实际准备。1832年，又发生了胡夏米事件。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一只英国商船悄悄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海岸北上。船上载有78人，船名“阿美士德”号（Amherst），原是一艘506吨的巡洋舰，东印度公司花了2500元买来运载货物。这次北上，为了掩人耳目，也装载了一些货物准备到各口岸试销，但主要任务是遵照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货人委员会主席马奇班克斯的指示，对中国沿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进行系统考察，为扩大侵华作准备，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间谍船。
为了避免引起中国当局的猜疑，他们还诡称是从印度孟加拉开来，前往日本贸易，并且不带鸦片。按照他们内部分工，船长礼士专门负责测量沿海海湾和水道的深浅，绘制沿海地图。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高级职员林德赛，冒充船主，主持调查侦察活动。为了隐瞒身份，他化名胡夏米。还有一位德籍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充当翻译和医生。他在沿海各口岸以为人治病名义，从事调查和传教活动，实际上是胡夏米得力的副手。此外，船上还带有《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赌博明论略讲》、《说诚》等宣传小册子，准备随时散发，用以欺哄中国人民。
“阿美士德"号离开澳门后，就开始了对广东沿海的侦察活动。胡夏米未征得中国当局的同意，“却屡次进入他们（指广东沿海）的乡村”，“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结交了几个朋友”。
3月下旬，“阿美士德”号抵达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南澳岛，详细侦察了这个航海必经的战略要地。胡夏米后来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于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78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8尊，较低的一处有炮6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南澳的形势、军事部署及其废弛情形，了解得相当清楚。
3月28日，“阿美士德”号离开南澳。4月2日（二月初二），到达厦门。船一停泊，马上引起厦门海防当局的注意。抛锚不到半个小时，就有文官、武官和海关官员上船查问。接着，水师提督陈化成又派遣官员传达命令：所需粮食和淡水可以无代价赏给，但船必须尽快离开，并且不许上岸或同居民接触。随后，陈化成又派遣水师船监视“阿美士德”号。在水师船上还竖起一块木牌告示：
厦门提督为严禁事。查夷船应即遵命启碇开行，不准其停泊滞留。本地船只与臣民均不得与该船靠近或交接。特示。
4日下午，陈化成在厦门岛上一座庙宇旁的大厅里接见了胡夏米等人，当面指出：英船停泊厦门是违法的，必须立刻驶离港口。再次重申，只要同意离港，可以无偿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粮食与淡水。
可是，胡夏米等人无视中国主权，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正义要求，蛮横地在厦门赖了六天，“每天都上岸活动，到城里，也到近郊，并且在农村到处作长时间的漫游。当地政府除了派兵紧随监视，束手无策。
经过六天的查访，他们认为：
厦门的港口是优良的，就是最大的兵舰也可以开进。……不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是出口的原料来说，此地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的最好港口之一。早年葡萄牙人曾在这里通商，荷兰人接踵而至，英国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曾在这里建立过商馆，至于西班牙人，直到今日在名义上仍然拥有来到这里进行贸易的权利。……商业的重新恢复对于从事经商的国家和中国人两方面均将带来极为有益的影响。”
同时，他们对清军的腐败和清朝官吏的无知无识，又有了进一步感受。胡夏米在航海报告中说：“我们到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中国人，甚至高级的中国人士，对于外国人的每一件事都极端无知，甚至达到这样程度，例如，我极少见过有人除知道英国为‘红毛国’外，尚有别的名号。”
4月8日（三月初八），“阿美士德”号离开厦门，东航到了澎湖列岛和台湾西岸，对这一带的物产和地势作了考察，接着向西北方向航行，于15日抵达福建福清县属的南日岛，16日进入海坛海峡。通过海峡后，他们在万澳停泊。在这里，“阿美士德”号停留两天多。驻岛清军一再催促他们离开，胡夏米等才于19日起锚，21日到达闽江口外的笔架山岛。
由于浓雾弥漫，直到24日才能沿着闽江上驶。当驶过闽安镇时，该地驻军命令他们退回。他们不听劝阻，继续上行，直抵福州城下。胡夏米、郭士立等一行五人在密集的人群中登上南岸，穿过33孔、长达420米的万寿桥，一直闯到福州城内的县署衙门，要求直接递禀总督，并要求在城里居住。
接待官员告诉他，面见总督要待明天才能答复，外人居住城中违反惯例，决定安排他们在船上住宿。胡夏米不接受安排，过江到了最初上岸的那个海关，准备在那里寻找住宿地，最后硬是死赖在一座官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正午，他们感到面见总督已经无望，才把禀帖交给总督属下的一位官员。
自胡夏米等登岸之后，“阿美士德”号退到了闽江下游两英里的地方。和在厦门一样，受到水师船的严密监视，不许与当地居民接触。27日，胡夏米等登上闽安左营都司的船，要求和老百姓自由交往，否则将把船再行开到福州城下，等候总督的回批。这位都司大惊。为了阻止英船上驶，免致连累自己，他答应不阻拦商人和其他群众上船。这样，此后一个多星期里，每天均有不少人登上“阿美士德”号，有的谈生意，有的是治病，更多的是去看热闹。胡夏米等则利用群众上船机会，搜集各种情报，并且派人上岸四出活动。
胡夏米通过在福州20多天的采访，对福州萌发了巨大的希望。他说：“就福州地位与商业的便利来说，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有比福州更适宜的了。美丽的闽江可以航行载重极多船舶，直达福州城外十英里（或者更近一些），闽江源出最好红茶的产地武夷山中部。茶叶陆运到广州费用大，茶价就大大增加了。与广州相比，福州也是一个销售英国毛织品更为适宜的地点，由于气候寒冷，此地对毛织品也更需要。”
胡夏米根据在厦门与福州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极力鼓吹使用威胁手段，迫使清政府就范。他说：“中国水师极端怯懦，他们对欧洲船员的恐怖，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5月17日，胡夏米等完成了对福州的侦察，离开福州。经过7天的航行，“阿美士德”号于25日到达舟山群岛，26日（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海口——镇海。
这艘英国船一再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引起清朝中央的极大关注。道光帝接到奏报，即日严谕新任闽浙总督程祖洛，到任后务当“悉心查访，……毋许该夷船在洋停泊，必须驱逐净尽”。
可是，胡夏米根本不理这一套，居然将船毫无顾忌地开入甬江。对此，连郭士立也深表惊讶，认为本地全部水师船只，竟不能阻止一条商船进港，“真是怪事”。
胡夏米等人在宁波镇海等地测量了水道，考察了镇海防务。胡认为，镇海炮台是他们在中国见到的最大炮台，但已年久失修，台上既没有架炮，也无兵丁守卫。经过访查，他们认定宁波是一个优良的生丝出口港。在宁波，他们也想销售一些货物，由于无人承购，未能如愿。“阿美士德”号在宁波停留了18天，于6月13日驶往上海。
上海方面早已收到英船可能前来的通报，相应作了一些准备。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为防范英船北驶，派遣水师船前往内外洋面巡查堵截。苏松太兵备道吴其泰亦贴出告示，晓谕沿海居民船户如遇夷船，不准与其交易；并札饬沿海府厅州县率带丁役，巡防驱逐。然而，这一切都是有名无实的。胡夏米于6月20日（五月二十二日）未受到任何阻挡就轻易到达吴淞口，随即前往上海递禀，请求通商。吴其泰立刻将禀帖原件退还，并批驳说：“据禀，希冀贸易，转报上宪等情。查该夷船向无在上海贸易之例，未便违例据情上转。合行驳饬，原呈掷还，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毋得迁延自误。”
胡夏米完成了对上海的侦察任务，乃于7月8日离开上海，继续北航。胡夏米等在上海共停留18天，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欧洲船到过上海。所以他们对黄浦江水道的测量特别仔细。为了探明清军设防情况，胡夏米曾亲自到宝山、崇明岛等地深入调查。上海当局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和当地人民做生意，对他们刺探军情却毫无戒备。胡夏米不但轻而易举地得以参观吴淞炮台，而且在吴淞参观驻军500多人的检阅时，江南提督事先还向胡夏米声明，演习并非针对他们。
他们在参观时，看到吴淞要塞的墙上尽管“挂着箭，但没有发现弓”。士兵告诉他们，弓“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这样弓箭分藏，临时怎能应急！胡夏米为此感叹不已。他还发现大部分军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盾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胡夏米由此认为：“只要有50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500人更多的军队。”
在上海停留期间，他们对上海的国内外贸易均作了深入考察。就国内贸易而言，他们认为上海已经超过了广州。胡夏米曾对上海进出口船只作了统计，一个星期之内就有400多只大小商船经过吴淞口，驶往上海县城。这些船只大多来自中国的天津和奉天等地，装载的是面粉和大豆等北方产品。此外，每天平均有30或50只福建船涌入上海，还有不少船来自台湾、广州和东南亚各地。
由此，胡夏米认为，上海享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它可以垄断国内贸易。至于国外贸易，他们也感到前程无量。郭士立鼓吹说：“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还断言：“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而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
“阿美士德”号离开上海后，7月15日到达山东威海刘公岛洋面。他们认为山东经济价值不大，只在威海停留一天就折往朝鲜，随后又到了琉球。9月5日（八月十一日）回到澳门。
“阿美士德”号1832年对中国沿海长达半年多的航行，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同时，他们的侵略意图也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