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刘和珍与杨德群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不幸遇难。鲁迅怒不可遏，他当即提笔，写下了一系列抨击时局黑暗的政论性文章。这使北洋军阀寡头们颇为羞恼，放言要通缉捉拿鲁迅。为此，朋友们辗转把鲁迅先生隐藏起来。这样，一时赋闲的鲁迅与早已幽居的许广平之间，有了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许、鲁对于黑暗政府有一种同样悲大的义愤，这使他们在一种“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郁闷间，又萌生了冷暖相依的简静清旷的情绪。
1926年7月，在朋友的劝说下，鲁迅决定暂时离开北京，避开这里恶劣而混浊的政治气氛。从鲁迅的私生活角度出发，北京有他过于威严的慈母，以及无爱的妻子朱安。而他与许广平间新生的感情，需要有一份人间艳阳天、杜鹃啼遍万水千山的丽，为此，他也必须为自己寻觅得另外一方清旷的天地。所以，鲁迅接受了老友林语堂的邀请，南下到厦门大学授课。
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空间内，我们对于鲁迅的宣传，只止于一种宏大的史诗般的渲染，这使得鲁迅在我们现世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印象中，大抵上也只能是一种吹胡子瞪眼的“怒发冲冠”之形象吧？如今，假若我要讲他的闲愁一点、花落水流红，讲他那如晓风白莲般的私情，大家一定会感到诧异吧？
其实，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许多时候，也是一个极其平和亲近的人。他们穿过纷乱的时局，走回到小女子的身边，恬然入睡时的那种孩童般纯净清华的样子，才是生命的一种原始贞洁的美。
我们都晓得鲁迅生命中有两位最重要的女子：鲁瑞与许广平。前者的母爱若城廓山川般如锦如绣；而后者那一份女子的小小私情，则令鲁迅在人生金秋时节，感受到了檐前阶下摇曳修竹间、暗自偷转时光的一种清凉如意。
其实，鲁迅生命中，第一位令其泫然心动的女孩，应该是一位名叫琴姑的风姿盈盈的女子。她是鲁迅大舅鲁寄湘的长女，自幼即喜欢很是亲热地跟在鲁迅身后叫他大表哥。
鲁迅的家族曾经是浙江绍兴地面上一个清艳豪横的大家族。祖父周福清在清代曾是朝廷的煊然命官。那时节的周府，在会稽的田畴闾间，有着一种夏日炎炎般的明亮。
鲁迅之父周伯宜为周福清长子。虽然也曾有一种鉴明照人的才情，奈何他的身子秉性孱弱，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屡试屡爽。
过去的长子在许多的时候，是一个庞大家族中举足轻重的门面。周伯宜在科举上的无作为，自然使周福清颇为伤神。于是，周福清想到了用钱去官场疏通，让周伯宜在考场中作弊的一条路子。讵料进入考场的周伯宜东窗事发，当时就被人家拘羁在了现场。当年的贿赂考场舞弊犯科，是一种触犯大清律条的死罪。爱子心切的周福清主动到绍兴的监察部门承担了所有的罪责。这样，鲁迅的母亲鲁瑞，就在这样的危难时节，接过了家庭的重任。
为了保住公爹周福清的性命，鲁瑞不得不变卖了一些生长着清嘉作物的田畴，向层层的官府送礼作揖，周福清终于由斩立决改判为“监候斩”，这“监候斩”大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死缓执行吧。每年秋天的云高气爽时节，也是朝廷规定的行刑处斩犯人之时节。周府每年都忘不了要在这样的季节，花费大量的钱财去打点上下的官员。这保证周福清老先生有了一个安谧的晚年。
在这样一种惊惧不安的环境中，素向体弱多病的周伯宜终于卧病不起了。那一段日子留在鲁迅的印象间，是会稽城郭间粉墙黑瓦的悠悠巷陌人家，日光把路旁静静开放的桃李花，摇曳出一种女子般唇红齿白的清安。可这眼前的一切，都似乎与成长中的鲁迅无关。当年，只有十三四岁的鲁迅，只是每天心情落寞地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鲁迅从当铺中换得钱即赶到药铺去买药，他看着父亲周伯宜每天皱紧了眉头，将一些黑稠黏性的液体送入腹中。少年时，落寞的斜阳那一幕铭刻入骨，以后的鲁迅对于中医的治疗就一直没有什么好感。
父亲周伯宜最终还是于1896年的10月怅惘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周福清、周伯宜父子的相继弃世，使得昔日闾扑地、钟鸣鼎食的周府，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衰败了。当时，年满十八岁的鲁迅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想法。鲁瑞决定将鲁迅送进江南水师学堂。但在鲁迅离家之际，鲁瑞已决定了为长子娶回一房媳妇。其时，对于霉雨连绵的周府而言，是需要这样一抹喜色的。
事实上，置身于上世纪初中国简静的乡间，给一个年满十八岁的男子谈论一些宜室宜家的话题，都算不得是早婚了。而姑表间的姻亲，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间，一直都有种暗影浮香的味道。
中年能干的鲁瑞，给自家的一代好男鲁迅想得的一代姣好的女子，就是家弟鲁寄湘的长女琴姑。表妹琴姑比鲁迅年幼两岁，她叶嫩花初般的眉目清扬，甚是洽合鲁瑞母亲的心意。在周府渐次冷清的进程中，树人、作人、建人三弟兄曾经去过外祖母家避难，琴姑与鲁迅之间应该是有所接触，且颇具好感。
后来，鲁瑞母亲与鲁寄湘夫妇议及鲁迅与琴姑间的婚配时，姐妹间的心意竟然是相通的。鲁寄湘夫妇忍不住，私下将姑母那份人情物意之美告诉给了琴姑听。琴姑的一种宛若在世小观音般好看的脸上，也就泛起了一份岁时节气般的羞涩与亲和。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依据传统婚姻的习俗，鲁瑞与鲁寄湘在将两个青年人的生辰八字送到命相术士去蓍卦时，琴姑的命相竟然会与鲁迅犯忌。这一门如花的姻缘，尚未及至绽放，就悄然凋谢于如水的流年间。
后来，每逢时节，琴姑都要到路口去张望自己的姑母与表哥，回来就会略微失望地讲：怎么不见姑母与大表哥来家中玩呢？鲁寄湘夫妇知道琴姑的心气很大，他们不敢告诉琴姑议婚不偕的真相。后来，随着琴姑宛若一枝桃花渐渐老去在了浓绿深处，鲁寄湘夫妇不得不为她另选了一位夫婿。此时的琴姑仍然是不知内情的，她只是闷闷不乐地自语：姑母不是讲好了让大表哥来看我的吗，怎么忽然就不来了呢？
琴姑是一位婉约听话懂事的女孩子。她后来还是依了父母的意思嫁给了那个自己不喜欢的男子。但像琴姑这样的女孩子心性是真的高傲绝尘。她嫁到夫家后，心境一直是落落无欢的。不久就米汤不进地奄奄待死于病榻了。据说，琴姑的死，仍然是念念不忘于周府的提亲。她曾在竹林生风、月影移窗的静夜时分，忽然对贴身保姆讲：我有一桩心事，死前非讲出来不可，就是周家曾经的提亲。一开始明明是事事兼顺的，可是，后来怎么就忽然不提了呢？
言毕，琴姑至死未再发一语。
许多年以后，鲁迅先生在为《金淑姿女史》一书作序时，他望着一院子清辉的月色，宛若嫠妇般幽静与蘼芜。他提笔写道：
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驻。郁闷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掊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栏无人知。
是鲁迅先生那样一份博大的胸怀啊，他当时一颗傺而静的心间，是否也无端地钩出了一份对于少年时无所希求的空明理想的回想呢？
后来，在鲁迅的身边，又出现了像朱安这样一位谦卑、温和的女子，这又何尝不是无常人生中男女情事的另一种莫名的悲剧呢？
朱安的年纪比鲁迅大三岁。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身材瘦削矮小，却长脸大面，两眼深陷，皮肤略显黝黑。从外貌初步判断，似乎应该是一个潦草的女子，但朱安的一世做人似乎都是敬安惜福的。
所以，一般的人们，只要讲起了像朱安那样一位瘦小识字不多、又缠裹过小脚的寡言女子，再讲着鲁迅先生在人格上的一种岣岩乔木般的修长、挺拔，就会把朱安想象为南方乡村间随处可遇的那种矮小寒碜的枘树。
关于刚柔并济的鲁母鲁瑞女士，当初为什么会为长子鲁迅选定了一个接受过传统旧式文化的妻子，流传的说法很多，有说鲁瑞女士是受了媒婆的欺骗。但鲁母后来的几十年间与朱安的安然相处，证明她们之间是颇为相知与相得的。鲁瑞虽然也是一个知书识字的女子，但她的文化底子仍是褴裳的旧色，朱安的柔顺孝贤就成为了鲁母考量一个好儿媳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轶事。据说，鲁瑞在成为周老太太之后，很是喜欢阅读，常常读各类旧式的章回小说到不思茶饭的程度，其中，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上海的风月杂志《红玫瑰》是周老太的最爱。有一次，周老太听人家在热烈地讨论着长子的文集《呐喊》，就主动向鲁迅要了一本看。后来，周老太跟鲁迅讲：外面都讲你的《呐喊》作得好，可我看完了，却没有什么看头！这就是一个旧式大家闺秀与一个新文化运动旗手在思想观念上的区别。
母亲鲁瑞认定自己给长子鲁迅找回了一个宜室宜春的好媳妇，可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洗礼的鲁迅却以为这一门亲事很荒谬。为此，亲情融洽的母子间曾经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可是，事母仁孝的鲁迅始终是无力打破母亲已然固执于脑海中的想法。
母亲鲁瑞可能觉得当时的鲁迅是一种男孩子青春燥热期的使小性子，就自己做主将这门婚事订了下来。这样，在世俗的强大舆论面前，鲁迅觉得自己反抗的声音很无辜、很微弱，就逃婚去了日本读书。
今天，我们倘若有心考证朱安的门楣家世，也是很容易的。其实，朱府当年也曾是官宦读书人家，近代才迹身于商业的。
如此，朱府上下对于祖辈当年的诗书功夫很是景仰，在女孩的教育上就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守势。女子除了居家学习女红手工外，并没有得到太多受教育的机会。朱家长辈是生怕女子读书把心读野了，将来嫁到了夫家，人家骂娘家不识教养。其实，这也是当年多数民间女子的一种常态。因此对于温良恭让的传统礼仪，朱安是谙熟于心的，再加上她性格中天生的温文简静，走的是传统中国女子待人接物的路子。
朱安在母家悠然一过，就已是二十六岁的老姑娘了。此时，鲁迅仍然滞留于日本不肯回国成婚。当年的绍兴有个不成文的风俗：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府也是一个讲究脸面的乡绅人家。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催请男方举行成婚大典。母亲鲁瑞虽然晓得长子内心的委屈，但骤然的悔婚是一种万人唾面的极为损害家族体面的事情，素向作风果断的周母鲁瑞也不敢悍然为之。
接下来，远在日本的鲁迅做了一件小事。那是在春天樱花旖旎时分，鲁迅心境怡然地在花筛日影的树间漫步。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位身穿和服、走得袅袅婷婷的日本少妇，携着三个幼童。少妇右手抱了一个，左手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后面跟着一个三四岁的男童，走得风摇杨柳。鲁迅当时恬然一笑，就帮那日本少妇抱起了后面的男童，送了她一程。这件事为一位绍兴老乡看在了眼底，就写信跟家乡的人讲，看见鲁迅有了一个娴静的日本爱人，且已经有了孩子哩。这件事被周母鲁瑞听在了耳中，她快刀斩乱麻地给鲁迅安排了一段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婚礼。
周母鲁瑞请人给鲁迅拍去了一个“母病危速归”的急电。
当鲁迅心急如焚地回来，却怀着满心的疑惑走进四处张灯结彩、充满了喜色的周氏深院之时，才发现母亲根本是无病的。老宅子间正准备着一场盛大的婚事，而婚事的男主角就是从日本匆匆赶回的他。
那一天，是1906年7月6日，那是一个象征着蕃育的宜春宜归的吉日。在母亲充满期望的喜庆的目光中，鲁迅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辩白的机会。
母亲是这一切喜色的总导演。母亲几十年间的含辛茹苦就是为了儿子们的成家娶亲。这一回，如果鲁迅再断然地从这一场华丽喜气中逃走，他真不知道争强要胜的母亲后来会不会羞愤地往绝路上想。所以，鲁迅只能违心地完成了这一场婚庆。
后来，鲁迅先生曾经反复地讲过一句话：“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而与鲁迅有着相同伤感际遇的胡适则声称：母亲犹如“放高利债的债主”。这是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早期，都曾经存在过一段父亲早逝、孤儿寡母历经世态之炎凉难度日的无可磨灭的记忆。尽管他们在后来的人生间，可以淡定地面临人生的流血，面对生命一切的艰苦卓绝，但是，在他们的早年，已然铭刻入骨的“寡母抚孤”情结，却使得他们最怕面对母亲的悲伤，在母亲的涔涔热泪之下，他们往往没有一丁点反抗的力气。所以，后来曾经有人质疑：鲁迅、胡适不是号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吗，可是，为什么却偏偏是他们自己成为了旧式无爱婚姻的屈从者呢？其实，我们在深入地了解过这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曲折的心理路程之后，我们应当对于他们抱有一份格外的懂得与理解。
鲁、朱间的婚礼依照绍兴民间的传统风俗进行。
鲁迅面无表情地被帮闲的亲友们戴上了一顶拿破仑式礼帽，身上则穿上了外罩套纱的长袍马褂。当时，是清朝的终末期，在日本剪过辫子的鲁迅，居然又被戴上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朱府当然是晓得接受过新思想的鲁迅的郁积，所以，那一天的新娘朱安刻意打扮出了喜色。朱安身穿一朵红云般燃烧的新衫，坐着气派的八人花轿，鸣锣放铳地被抬进了周府深院。据说，当时的朱安为了讨好洋派的鲁迅，她听说新郎不喜欢女子缠足，就特意穿了一双大鞋，自己小心地在鞋肚里塞了许多棉花。谁知，朱安在下轿之时，心情太紧张了。她的脚从花轿间探出来没有踩到地面，绣花鞋却骨碌一声掉了下去，露出了她一只裹得很小的脚。这令周母鲁瑞内心很不痛快。要知道，依据绍兴民间传统的说法，这是夫妻间后来不能和美的征兆。
果然，鲁迅就以这一件事为借口，在婚后的第二天，就搬去母亲的房间住了。婚后的第三天，自觉无趣的鲁迅便又去了日本。
鲁迅与朱安的这一场婚姻，于双方而言，都是无任何意趣可讲的。有人讲，朱安遇到鲁迅，成就了她在青史上的留名，人们在百十年以后都记得她是鲁迅的妻子。但要我来选，我则宁愿与一位葛衣短衫的平民，有血有肉地过着尘世的生活。我有时端详着朱安削减无欢的肖像，就想起老家赣州的古城墙间隙中，缺土少水强颜而长的荻草。鲁、朱顶着夫妻的名分，在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竟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人伦之礼。
1919年12月，鲁迅早已结束了日本的生活。他告别了绍兴的老师生活，在老友许寿裳的推荐下，在北京的教育部谋得了一份待遇优渥的职位。这样，他就将母亲鲁瑞从相对贫困的乡间接到了北京城居住，朱安也被接来了，但两人却保持着一种分居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