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和徐志摩在硖石乡间的居所是一座坐落在翠绿葱郁深处的中西合璧的二层楼建筑，它恬静地卧于硖石镇干河街的一隅，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徐志摩对于即将在硖石展开的一种隐居生活竟有了一种迫切的期待。
1926年11月，新婚燕尔的陆小曼与徐志摩回到了老家硖石度蜜月。
志摩的这一次硖石之行，他是准备修复父子间渐渐冷却的关系的。他给张幼仪写信讲，他想一辈子隐居在硖石，硖石有他喜欢的蟹和红叶。他决心在今后的生命中只做好简简单单的三件事：首先是孝顺父母，慰藉他们日渐苍老的心。其次是小心地培养与眉眉间的真爱。然后是养颐了自己平和的心态。
可是，由于父子间观念上的差异，不久，志摩与徐老太爷间还是有了冲突。
比如，过去张幼仪做徐家儿媳的时候，乡下钱庄的业务一向是由她打理的。现在，小曼进入徐府做少奶奶，徐申如就想把家庭的事务重新分工，让陆小曼试着管管钱庄方面的事情。陆小曼尚未表态，徐志摩就慌忙抢着回答：哦，父亲，这样做恐怕是不可行的。你不晓得小曼，小曼这个人是最怕数字的，要她分管钱庄她肯定做不来。
徐申如的眉头就皱紧了，他讲：我们这样一个商人之家，管钱是基本的谋生技能，不学着做怎么行呢？当初，你放弃了经济学转学文学，已经伤了我的心。现在，你再娶的女人如果又不肯管钱财，那你叫我把这偌大的一份财产怎么办？
以后，是在吃饭的时间。陆小曼吃东西的习惯是喜欢翘着一只腿，老人看在眼里就有些不雅。乡间的清平世界，不管外面如何走马灯似的纷乱时局，大户人家遵循的大抵上都还是孔孟之道的旧习俗。坐有坐相，吃当然是有吃相。陆小曼吃东西时常常像一只病猫，吃到半碗的饭，就半是撒娇半是自怜地讲：“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志摩先前是最怕剩菜剩饭的，可现在的志摩接过小曼的饭碗，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徐老太爷冷眼旁观他们小夫妻的猫腻，心里就涨了满满当当的气。
后来，是全家人的晚饭完毕，准备休息了。这时，陆小曼上海滩的小资情调又发作了。她转身箍住了徐志摩的脖子，整个身子偎依在徐志摩的身上，撒娇地对讲：“志摩，人家要你抱起，才可以上楼的嘛。”
硖石是一种风气未开的乡下地方。当时，徐家的杂役人等全部都还等在饭厅。下人们见了陆小曼的做派，都忍不住低下头去吃吃地偷笑。徐母溺爱儿子，又是念佛向善的心性，她是可以容忍的。徐申如老先生的一腔怒火可是突突地升上来了，他当时就又把徐志摩训斥了一顿。
因此，与志摩夫妇相处到二十余天之时，徐母见徐申如老先生的怒气愈来愈大，她怕影响了一对新人和美的蜜月生活，就哄着徐申如老先生到北京去散心了。
这时，有过一件轶事。当年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颇为看好中国的电影市场，他们想物色一个有钱有闲阶层有号召力的中国女子为演员。当时因离婚而名满京城的陆小曼为最佳的人选。现在，正值陆小曼的新婚蜜月，好莱坞公司给小曼汇了一笔巨款，正式邀请陆小曼去美国拍电影。当时的志摩夫妇正值一种你侬我侬的浓情蜜意期。徐志摩作为新月派诗人的领军人物，他的诗魂只能在中国养着，因此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了。陆小曼就把那一笔巨款寄回了美国。
其实，在陆小曼后来的回忆中，硖石这一段体验清贫的生活却始终是金黄色的。
她讲，眉眉与摩摩一对快乐的小仙人在那里“营此香巢”，“寓此娇燕”。
在硖石那座洒满深秋的细碎阳光的乡间小居，两人或者手拉手去乡野间摘花、为树木培土。或者在简单的晚饭后相拥了登临后楼的露台。月白露冷时分，眺望朦胧月色下的静态小山，就摆成了一种“相看两不厌，对影成三人”的意境。
那时节，硖石乡间地方上，秋菊、桂花等的冷冽香味已是浓郁了。志摩与小曼在窗下读书，花香撩乱了志摩的思绪，他就会在小曼的一头浓云般的秀发间乱嗅，他讲小曼的身体间有着一种女人天然好闻的清香，他就曾经把这样的一种思绪反映在了他的诗中。他们也爬上过智标塔、登上了紫薇亭，像孩子般肆无忌惮、无忧无虑地笑。
陆小曼后来把这一段点点如黄金的美好生活，描绘成了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神仙似的超然。
1927年2月，北伐军的东路军发起了江浙战争。北伐军沿沪杭线北上追击着孙传芳的军队。随着炮声的轰隆逼迫，为了躲避战乱，1927年初，陆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
这时候，沐浴于爱情圣光中的徐志摩着手于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文学实践，那就是“新月社”的草创。
志摩夫妇在上海安定下来之后，1928年的3月，《新月》杂志即在上海创刊问世。
这个时期，后来被冠之为“新月派”的文人们在胡适之、徐志摩的影响下，都跑到了上海。这是当年一批尚属清贫、却才华横溢的青年文人们，他们的光辉后来几乎照亮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史。当时，经常与徐志摩晤面的有胡适、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等一些清贵得要命的人士，他们后来均成为了中国学界的栋梁人物。
“新月”的前身是一种聚餐会。最初是由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共同资助的，初衷不过是为在北京的亲朋好友提供一个联络情感的场子。志摩归国后，乃定址于北京西交民巷西首松树胡同7号。1924年3月，泰戈尔访华，他很喜欢这个小资气氛浓郁的聚餐会，始更名为新月社。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人文气息浓郁的文人的松散团体。
有关这一段美好岁月，叶公超的记忆尤为深刻，他当年是上海暨大的一个低级别的助教，徐志摩则是光华大学外文系特聘的大教授，他们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有一回，徐志摩与叶公超这样的新进后生谈得兴起，两人竟是胝足拊掌地讲了一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板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
徐志摩这人在钱财的使用上从来就保持了一种名士的散漫气派。有钱的时候多赚多花，与朋友们聚在一起喜笑颜开。钱少的时候，志摩也是讲义气，讲面子，在社交的场合抢着买单。“仰首一笑出门去，千金散尽还复来。”志摩那种与生俱来的大丈夫气概，使他从来就没有把钱财真正地放在心上。
志摩猝然离世后，新月社过去每星期两桌的固定饭局因为无人买单，很快就取消了。原先聚集在新月社与志摩亦师亦兄的年轻人，也悄然地做了鸟兽散。叶公超对此的说法是，徐志摩对待朋友的态度，真的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的古典气质。“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以后的陆小曼就一直生活在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大上海。直到她的晚年，她的黯然离世。
当年，志摩与小曼这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从情感到物质都是一种堂皇大方的奢华啊。
那样渲染流泻着的一种福气，是上帝恐怕都要羡慕的。
他们仿佛是一对不知世途险恶的天真无邪的金童玉女，赚到钱的时候各自高朋满座，把家中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与朋友们一同分享；没有钱的时候，小夫妻就嘟起嘴，闭了屋门悄悄地吵架、赌气，像平常的小夫妻一样相互埋怨。一俟“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美好时节来临，他们又忘记了所有的不快。
徐志摩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诗人的血质，使他的灵魂一生都不可以得到安宁。他总是从既得的平庸化了的幸福之中，又无限神往地眺望着另外一种高山仰止般的、令灵魂颤抖的快乐。像志摩这样的大诗人大艺术家，他们的心境应该是常常有着与大政治家相仿的落寞，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他们的灵魂总是孤傲地站在了芸芸众生的顶峰，尘世像我等的凡夫俗子永远无法理解那样伟大的灵魂。能够令我等凡夫俗子欢乐的庸常的幸福，也只可暂时地令他们的灵魂得到休憩，却永远无法令他们满足。所以有人说，一颗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是一颗痛苦的心灵。古今中外，像歌德、雪莱、托尔斯泰等人概莫能外。
客观地讲，从1927年4月定居于福熙路到1931年初志摩赴北平任教，有近四年的光阴，志摩与小曼在上海，还是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日子的。
1930年，徐志摩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上海光华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的执教上。而上海的光华大学一直是徐志摩经济的主要来源。可是，就在这一年，光华大学的一次突然的学潮，使徐志摩丢掉了光华的饭碗。他被政府当局辞退了。
当年的光华大学，也是上海一所颇有名气的进步学校。它聚集了一批像副校长廖世承、文学院教授徐志摩等的知名爱国人士。
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颇想将光华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先鼓动了一个特务学生杨树春，故意在校园内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潮，试图撤走廖世承等正直爱国的教师。
紧接着潘公展乘机出面运动，要求整肃光华大学。不久，上海市的国民党党部开始正式干涉光华大学的学潮风波。廖世承、徐志摩等七位素负众望的师长被政府从光华大学除名。
1930年底，徐志摩抱着一份开创新生活的绝大的热情去了北平。
当时，徐志摩对于上海似乎是存在了一种怊然的失落感。
这时，民族阶级的矛盾正日愈激化着，上海左翼文学也经历着一种由小到大的过程。上海左翼的文人从来是反感徐志摩的靡靡文风的，他们对于徐志摩大抵上采取了一种口诛笔伐的斗争姿态。上海的右翼官方文人，因为徐志摩光华大学的是非之争，双方亦闹得很是无趣。此刻的徐志摩在大上海落了一个左右不是人的境况。此刻，徐志摩文字上的投缘者多数返回了北平。他们需要徐志摩的有趣，频频地向志摩招手示爱。所以，志摩就接受了胡适之的邀请，北上去了北大与女师大执教。
此时，小曼的父亲陆建三刚刚去世。正在丧期中的母亲吴曼华不愿意离开上海。陆小曼是独生女，她自然也就不肯撇下了孤单的母亲，而随志摩北上。所以，后来，徐志摩反复念叨着要小曼一起北上时，小曼是真生气了。她指责徐志摩在自己父亲新丧时，丢下孤妇寡母，为了一班朋友跑去了北方，真是于心何忍！
志摩呢，心底自然也是有一份自己的小九九。他总觉得，这一段时间，小曼在上海玩得有点太过分了，鸦片的吸食也过度了，他希望小曼能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小曼不肯骤然随之北上，临近开学的徐志摩又必须得走。独自在北平的徐志摩觉得，租一套大的房子住着也是无趣。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徐志摩就借住在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之的家中，图的是与老大哥胡适之的投缘，也图他家庭生活的一份热闹。徐志摩看着能干泼辣的江冬秀在家中忙着对胡适之嘘寒问暖，徐志摩就忍不住向小曼发牢骚，怪小曼这一段时间对自己关心不够。
志摩的人虽然是去了北平，但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上海的小曼。他仍然保持着从前恩爱夫妻暂别时的习惯，隔不了两天就给陆小曼寄一封情书。他一颗心对于陆小曼，始终是保持了一种晶莹剔透的明净。例如，志摩在北平与朋友们的应酬特别多，朋友在欢场上大抵会有一种逢场作戏的男女行为，独有徐志摩不为所动。为此，守身如玉的徐志摩赶紧写信向陆小曼表白：“晚上，××等在春华楼为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说有他不妨事。××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外又和一个红弟老七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醋气勃勃，甚为好看。今天又是一早上课，下午睡了一晌。五点送适之走。与杨亮功、慰慈去正阳楼吃蟹、吃烤羊肉。八时又去德国府吃饭，不想洋鬼子也会逛胡同，他们都说中国姑娘好。乖，你放心！我决不拈花惹草。女人我也见得多，谁也没有我的爱妻好。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每天每夜都想你。一晚我做梦，飞机回家，一直飞进你的房，一直飞上你的床，小鸟儿就进了窠也，美极！可惜是梦。”
我之所以常常为志摩与小曼的那一份晓风白莲般的爱情感动着，正在于这样的生活细节。
对于徐志摩此番执教于北平，后来的学者认为，他经济的转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如果仅仅是从经济层面上来考量志摩，则志摩的此一番北移又应当是失策的。
我们可以比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与上海两大都市，北平的文化氛围应该是浓烈一些，但经济的发展是远逊色于蓬勃的上海的。
当年的上海，是远东乃至全世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知名度远胜于日本的东京，经济上雄居于亚洲城市的榜首。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931年，上海人口就已经超过三百一十五万，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上海的繁荣曾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世界上最时髦的东西都可以在上海找到。当时，世界时装之都巴黎的新款时装，不到三月的时间，就可以在上海的街头买到。
所以，徐志摩当初在上海做事的时候，事业上虽然难免有一点碰头磕脚的感觉，但他无须为了生活的膏粱之计愁白了头发。
徐志摩到北平之后，他执教的北京大学虽然是国内的楚翘，经济收入却仍比上海的光华大学差着一大截。志摩兼职的女师大，经济上更是羞涩，仅二百元左右的进账，需要加班加点地做，却常常是欠薪的。而志摩当年在上海的大学兼职，只需搞搞讲座，就很轻松地赚取了一笔宽裕的家用钱，全都是现金结算。其实当时，志摩如果不想离开南方，以他的知名度，在经济繁华的上海再找一份高薪的文化活计做，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志摩也是家中的独子。垂老的父母就生活在距上海不远的硖石乡间。当时，徐母钱老夫人的身体状况很差。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用志摩自己的话，家庭中也是“母病妻弱”。何况，志摩在义气地做出北迁的重大决定之先，又没有与爱妻小曼充分地沟通。志摩此举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
话题还是回到志摩夫妻的经济状况吧。从志摩1931年3月至6月的家书，可以看出，他大约向上海的小曼寄出了近三千元的巨款。为此，有研究者推断，这些钱都被小曼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挥霍一尽，由是成为了小曼糜烂奢侈的铁证。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了陆小曼的消费水平。
1931年这一年，当然是徐志摩霉运当头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