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的玄奥与天道的神圣密不可分。中国人对天学的重视，成就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一系列哲学概念的产生。于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之奇葩，在世界哲学的百花园中有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阴阳五行臆说
一、发现十月历的意义
被黄土地掩埋的古文化层面，保存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蛛丝马迹；数以千计的新旧石器遗址，掩埋着令人望而兴叹的历史文化之谜；偏远村寨，边鄙山乡，这些现代化春风难渡的地区，因山高地远、相对封闭，较好地保留着古文化的原始形态，更容易“挖掘”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因此，每一次原始遗址的考古发掘，都可能会带来令人振奋的古文化新发现；每一次深入的民族学考察，也都可能传导出人类发展史的新信息。
历史，渴盼着新的契机。
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尽管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应该忘记1984年7月23日，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刊登了一条对后来中国文化史影响极大的消息：
我国彝族著名民族学家、云南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久金和南京大学天文系彝族副教授卢央，在一次深入凉山地区考察中，从一些年已古稀的彝族老人口里，偶然发现了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线索。他们以科学家的敏锐，判明这是中华民族古代一大珍贵文化遗产，而熟知太阳历的一些彝族毕摩（祭师）年迈多病，已危在旦夕，太阳历如不迅速抢救整理，很可能从此湮灭。于是，他们不顾山高坡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峭壁，访问了行用过或仍在行用十月太阳历的几十个边远彝族山寨和几百名彝族老人、干部和群众，记录搜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查阅和研究了大量的彝汉历史文献，掌握了大量人证物证，确证川、滇、黔彝族地区从古代直到现在，确实存在和行用过十月太阳历为中心的彝族独特的天文学理论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这一古代文明重放异彩。程志方：《我国古代又一重大发明被发现——简明而科学的彝族十月太阳历重放异彩》，载《云南日报》1984年7月23日。
继《云南日报》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许多报刊相继转载了这一消息，使十月历的发现这一大新闻不胫而走。然而，它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究竟占有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将引起何等深远影响，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十月太阳历在濒于绝迹的时刻被学术界发现、整理，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或者说挽救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历法体系。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一个上古确实存在，而过去闻所未闻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曾与我们民族经历中的一段史实——一段生产斗争史和心灵发展史相联系。那时期的许多文化信息，后来演变成为民族文化原型，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人们却毫无察觉。因此，当这一事实被提示，便有如于山重水复之处，蓦地看到了柳暗花明。它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展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受它的启发，可能校正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近视”，消除某些问题上的“盲点”。
这是一种思路上的新启示。随着这认识的飞跃，新的研究途径就在脚下。比如，作为中国哲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究竟起源于何时？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八卦到底源于何处？“河图”诸数的本义何在？“洛书”的图形自何演化？华夏民族到底怎样整合而成？诸如此类学术界众说纷纭的文化哲学与人类学问题，许多现成答案原不尽惬人意，苦于材料所限，研究无法深入。对十月历起源、演变、结构构成及文化影响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尽管还很粗浅，甚至不乏争议，却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十月历的发现，似在对我们宣布，上述“国粹”中的“尖端”问题可能潜伏着一条内在的“红线”——逻辑顺序上一脉相连，观念信仰上一以贯之。有了十月历这面镜子，原来意义上的所谓“死结”，又有了重新审视、重新论证的基础。
看来，初发现时是一个天文历法问题，然而，根据中国古代重视“改正朔，易服色”的政治传统，只要深迈一步，古代的天文历法，就决不单纯是一个历数时日、计算时间、安排农业生产的问题，而是个内涵深刻的文化学问题——只要我们依其脉络，沿波讨源，揭示这些原型发展的线索完全是有意义，有可能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富有哲理的名句有时也适用于学术研究。
十月历并不神秘，它是一种古老而简易的历法体系。然而，它别具风格，框架结构不同寻常。该历法把一年分为五季，三十个节气，每季各两个月共七十二天，每月三个节气，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三百六十天，其余为过年日。
十月历与后世流行的历法（包括现在仍然使用的农历）具有如下不同的特点：
（一）体系与现今历完全不同。不仅全年的月份数不同，而且每月的天数亦不相同。它不是十二个月的体系，每月天数的计算也不和月亮的盈亏圆缺发生任何联系，并且无大小月之分——每月一律三十六天。十个月三百六十天，平年剩余五天、闰年剩余六天过年。因此，其体系显得简易、灵活、更容易把握。这也是所有原始历法的共同特点。
（二）十月历的季节安排奇特。一年五季，按土、铜、水、木、火序排。每季两个月，分作一公一母，形成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的公母相连格局，这是一种明显的阴阳五行格局。
然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十月历制，其制历的基本参照物是北斗星的周而复始与日影的周期回归。这一点是它和华夏诸历法体系的相同点，也是它们之间存在共同文化渊源的证据。它以观测太阳视运动定冬夏，以北斗斗柄的指向定寒暑，当太阳运动到最南点（日南至）为冬至，最北点（日北至）为夏至；当冬季黄昏北斗斗柄正下指为大寒，夏季傍晚斗柄正上指为大暑。民间流传的周公测影以定冬至、夏至，中原古历以北斗柄的指向定月份（古时称作“月建”）的传统，足以证明十月历与中原古历的内在的文化渊源，由此便找到了十月历与中原文化的契合点。
一个被当代人发现的、濒于绝迹的古历法体系，是否确曾在过去广泛流传，是否与中原文化确有联系，不能只凭推测，最重要的是要找出文化传播的直接与间接的证据。经过近来的“文化发掘”，学者们排沙简金，获得了许多民族学、民俗学以及文献记载的证据，从而使这一问题初步具备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人们发现，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和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生活的地区，正是发现十月历的中心地区——楚雄彝族自治州。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却很有意义。1965年以来的科学发掘证明，“元谋盆地拥有旧、中、新三个石器时化丰富的文化遗存”，“史前的元谋盆地反映了原始人类演化的缩影”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依赖四通八达的水系与古文化遗存的研究，人们找到了元谋人与天下各方进行文化联系、文化传播的通道：“往北可溯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而上，经四川达于西藏、青海、甘肃及南疆塔里木盆地；往东沿黄河、长江而行，遍及全国；往南进入印支半岛；往西达于印度、缅甸。”同上。
对元谋人后裔沿着水道进行辐射状文化传播的论述，说到底还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假说，事实是否如此，尚需再作分析。有部分民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坚持认为，目前居于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同胞是羌人的后裔，同时又是元谋人故地金沙江和乌蒙山的土著同上。。按照他们的研究，起源于元谋的人类，据信是一条没有中断的历史链，其文化传播的区域相当广泛——既有放射状向外部发展的迁移史，又有向该地回归的历史同上。。至于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生活于亚洲人摇篮——楚雄地区的先民，其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在作过一番认真的人类学与文献典籍的考评之后，他们说：“自甘、陕……经河南往东迁，晋南有‘骊戎’；达山东有齐姜：‘齐、吕、申、许四大姜’。河南临汝县在春秋时有‘戎蛮子’，明代尚遗‘蛮城’；湖北在春秋时有‘卢戎’……西北羌戎，已融合于当地维吾尔族，甘、陕、晋、豫、鲁的羌戎先进之后，成为汉族、鄂、湘羌戎多融合于当地汉族、苗族，一部分成为今土家族的主体。”同上。
由此，他们进而认为，一向所说发祥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羌族，其起源地的认定并不准确。尽管羌与戎是“汉文典籍对藏缅语族（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各族的统称”，也就是说，羌戎“原来就是一个广义的族名”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但在地域上，该族类最初大体是发轫于西南部的元谋人的一支参阅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9页。。
平心而论，这样一番简单的民族学考察，尚不足以支撑偌大一个理论问题。现在生活于楚雄地区的羌人后裔——彝族是否必定是元谋人猿人的嫡派子孙，仍有必要深入研究。尽管如此，上述观点仍很有建设性意义，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至少帮助我们搞清楚了彝族、土家族等兄弟民族是羌人的后裔，羌人是使用十月历的。有了这一基础，十月历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羌人和中原文化的关系是史有可证的。况且，当年羌人在中原地区使用十月历的文献记载已被认识，这便具有板上钉钉的某种希望了。
先秦两汉古文献或直接、或间接地证实十月历在中原的行用，并非只有一二例证。其中最典型、最直接的材料是《管子》一书的原始记载。该书曾两次记叙到一种历法，它每年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而是三十节气；每节不是十五天，而是十二天参阅《管子》卷三《幼官》，载《诸子集成（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9页。。这种结构的历法与十月历吻合。根据原书记载，我们知道，它曾一度流行在齐鲁之地。书中所记十月历体系的三十节气是：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赏。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终。三暑同事。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参阅《管子》卷三《幼官》，《诸子集成（七）》，第38、39页。。
这一材料十分珍贵。它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十月历的历法构架，而且直接提供了节气的名称。当年，唐朝著名学者房玄龄给《管子》作注，读到卷三《幼官篇》，便认定此章所记述的是一种独特的历法。他说：“自此（即自十二地气发）以下，阴阳之数，日辰之名。于时国异政、家殊俗，此但齐独行，不及天下。且经秦焚书，或为煨烬，无得而详焉。”
房玄龄的研究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管子》所记是战国时代尚且流行于齐国的一种独特的历法，其体系不同寻常；第二，这种独特的历法体系及其有关的解说，不限于《管子》，以前应有系统的记录。由于战乱频仍，尤其是秦代焚书，史书非秦皆焚，所以，到唐代时已经无法知其详细。
从历史学角度看，房玄龄的说法是可信的。从民族学的角度看，《管子》所记的民俗是齐地之风。齐国本是周朝元老姜子牙的封地。姜子牙本是羌人——“齐、吕、申、许四大姜”之后。考古学家董作宾说：“甲骨文中，羌字最多。羌与姜本是一字，男为羌、女为姜。”董作宾：《殷代的姜与蜀》，载《国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顾颉刚先生则认为，不仅姜姓，甚至姬姓当是羌姓的一个支族，而“姜和羌实是一字。姬姓大概本是羌族的一个部分”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后汉书·西羌传》也说过“姜”、“羌”同本的话，而齐只是该部族“在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等地留下的二十多个同姓的氏国”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之一。由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传承性作用，就在殷周易代的战争之后，因战功，世代生活于西部的羌人，被封于东部齐鲁，虽置身于新的文化氛围中，但是，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原文化并行不悖是可以理解的。正像公历传入我国之后，我们既过西历的元旦，又每年照例要过古历的春节一样。根据羌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上古文化组成部分，与中原文化有着交融关系的思路，我们蓦然领悟了《诗经》中的名篇——《豳风·七月》为什么吟至十月，后边便紧接一句“改岁”（新的一年开始）；为什么《豳风·七月》中只有十月，而没有十一月、十二月。同时，长期困惑人们的所谓“一首诗中时而周历、时而夏历”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了——《豳风·七月》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云云，根本不是周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而是十月历体系中的“过年日”。这一结论，石破天惊。过去那种解释不过是在不知道中国行用过十月历的情况下所做的强为解说罢了陈江风：《〈豳风·七月〉中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除了《管子》与《诗经》，《淮南子》、《春秋合诚图》与《春秋繁露》也载有十月历的间接信息，这在后边还要陆续论述。根据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推估，十月历这种羌文化因子在中原地区与中原古历并行的情况，秦统一之前没有根本的变化，西到豳地，东到齐鲁，大体都有实据。因而，《诗经》、《管子》等才有可能部分保留当时正在演变中的羌文化原始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下面一种困扰人们多年的文化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二、神秘数字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