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系列使用频率高而又极富神秘色彩的数字。这些数字记录着古代先民的神秘思维与神秘语言，构成了中国式的数字迷信。此风缊缊，弥漫于各个时代。据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某些神秘数字的迷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参阅杨希枚：《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载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集刊》1972年第33期。。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更富有吸引历代学者的魅力。多少年来，对于神秘数字之谜，人们乐此不疲，津津然试图找到打开这秘府的钥匙，以揭示其间的奥秘，以把握其起源的来龙去脉。譬如，古来对三、五崇拜及解释的尝试；《易·系辞》所举“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的含义；十、三十六、七十二之类数字崇拜的原因等，确曾使古人殚精竭虑，近人勉力勤心。虽至20世纪40年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悟出这一系列被赋予了某种神秘意义的数字之间，原来具有某种“文化关系”参阅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0页。，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文化关系”，其神秘意义的实质是什么，仍然不甚了了。故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便一天也没有停步。其魅力之大，其探索之韧，于此可见一斑。
终于，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率先驻足这一秘府的门下。他首先指出数字中具有“隐喻性、象征性特点”，并广举古书之证，条分缕析，一一考辨。他说：“‘七十二’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使它能如此风行呢？《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古微书·合诚图》已给我们解答了这个谜：‘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转引自刘尧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上引文字是闻一多先生分析古人迷信“七十二”的诸多例证之一。据《史记》记载，方士们听说汉高祖刘邦身上有七十二个黑痣，便认定他是真龙天子，其命贵不可言。闻先生认为，这一表象的文化内涵其实是五行观念的变体：上天有五帝——青赤黄白黑，按木火土金水序列，各居一方。一年三百六十日，由青赤黄白黑这五帝分掌，各掌管七十二日。于是，七十二因五帝掌管的原因，便具有了神秘的含义。古人所传刘邦的七十二颗黑痣，象征七十二颗星，是说它正应天数，高祖因而以天界五帝之一——赤帝的儿子自诩。原来，这“七十二”黑痣中，竟隐含着刘邦“得火德王天下”的文化观念。
闻先生对“七十二”的研究，顺藤摸瓜，追寻到了“五行”门下。他指出：“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份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七十二》，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重印上海开明书店1984年版，第211页。，这真可谓数字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当时的条件下极为难能。然而，对于谜底来说，这还只是“升堂”，却并未“入室”。这一成果记录了中国学者对于科学的执著。它已是躁动于母腹的胎儿，等待着一朝分娩的那一刻。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七十二”总是和另外一个数字——“三十六”相联系。《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战国时，齐威王初即位，沉湎于淫乐夜饮，不理国政。群臣忧心如焚。淳于髡以大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喻进行谏劝，使齐威王顿开茅塞、幡然猛醒，开始勤政不倦，天下大治，于是有召七十二臣、威行三十六年的佳话。而汉光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有车驾东巡，欲封泰山，遂有群臣进言古时封禅七十二代、三十六事的故事。道教讲：“女娲炼得五方气，变化无形补天地，三十六变世应知，七十二代处其位”刘尧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其讲七十二福地也必及三十六洞天；民间相传中岳嵩山七十二峰，太室、少室各三十六；《水浒》载三十六天罡星，合七十二地煞星方成一百单八将……可见，此两个成数习用于传统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诚如一些学者所说，若撇开“三十六”单谈“七十二”，就不可能搞清楚它的来历；另一方面，如果只知“七十二”这个“术数”出自五行思想，而不进一步深究阴阳五行思想的源头，就很难搞清楚“三十六”及其倍数“七十二”的关系及其来历同上。。
中国文化中保留三十六与七十二连用的习惯不是偶然的。它来自上古时期的十月历记历习惯。当年，那些数字是大家熟悉的常识，甚或以习惯形式行之于百姓之口。改朝换代的历史流变，吞噬了一顶顶王冠，冲垮了一代代王朝。政治风云的变故，新王朝的确立，首当其冲是要“易服色（改变国家崇尚的颜色），改正朔（颁布新历法）”司马迁：《史记·历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57页。，于是，历法成为征服者的象征、王权的体现。正因如此，当沉重的历史一页，在血与火的搏斗中翻过，行用多年的历法便要随之退位。十月历即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被历史老人遗弃，从而在中原悄然而逝。有趣的是，得力于行之于百姓之口的成数形式与文化的稳定性特征，三十六与七十二等神秘数字却能久传不辍。只是它的历法意义消除殆尽，后人尽管仍然会用，但早已不知道它和历法相关的本末原委了。
十月历在民间的重新发现，使早已“失去的记忆”再度恢复，拂去历史的尘土，始现出“英雄本色”。对其原始风貌的观照，使人悄然彻悟：十月历于今“横空出世”，不仅使得一组神秘数字的谜底大白于天下，而且使阴阳五行、“河图”、“洛书”、九宫八卦、中国原始的北极崇拜等传统文化的重要事项，也都有了一个了却寻根之梦的契机！这一个个难题的审视、研讨过程正是一次理想的中国文明源头的历史寻梦。
三、五行寻根
传说周武王吊民伐罪、诛纣灭商之后，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曾经十分诚恳地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方略。武王的谦逊和真诚感动了殷商遗老，于是，商朝旧臣箕子给武王讲授了治理国家的九条大法，为周朝初年的顺治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在箕子传授的九条大法中，第一条即是五行。可见五行在中国政治与哲学上的地位远古已十分显赫。
武王求教于殷旧臣的本末，记录在《尚书·洪范》中。根据《洪范》的记载，包括五行在内的九条大法早在夏禹时代就有了。但是，由于学界对《洪范》创作年代有争议，过去人们对五行起源的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世纪初，有些学者认为，《洪范》一篇不会早于战国。五行的文字记载既然最早见于《洪范》，那么，周初是否有五行观，值得怀疑。也有人断言，“其发生的时代最多不会早过邹衍一个世纪”李约瑟：《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台译本第二册，第383页。。有人甚至说，五行说是甘公、石申观测五星以后发展起来的学说，《洪范》中的五行思想应晚于邹衍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王睿译，上海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第629页。。这些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五行起源不会早过战国。
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推翻了这种疑古派观点：黎子耀先生根据甲骨卜辞的研究，证明早在殷周时代就已有五行黎子耀：《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载《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金景芳先生曾列举许多事实，证明《洪范》为西周作品，并指出“五行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来应用，并不始于《洪范》，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金景芳：《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看来，这些新观点较近于历史的原貌。
那么，五行究竟是怎样起源和演变的呢？让我们先从《辞海》的定义入手，慢慢分析这一过程。
《辞海》“五行”条说：“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上述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辞海》把五行释为五种物质，这是后世通行的说法。但是，五行在最初如果确指五种物质的话，五行思想的形成当晚于人们掌握冶炼技术、学会运用金属之后。如果这样，疑古派的观点就有了站住脚的可能。事实上，中国人的五行思想，诚如金景芳先生的观点，是一种渊源久远的原始时代的思想；早期的五行概念也并非指五种物质。
五行最初到底指什么？古籍中已多有记载，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孙星衍在《尚书·洪范》疏中引郑康成说：“行者，顺天行气。”《春秋繁露·五刑相生》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可见，古之学者并不认为五行本是五种物质。“行者，行也”的释义，说明了五行中的“行”字，含有行动、运行一类词义。他们指出，五行原来的意义应该是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亦即五个季节的变化。《管子·五行篇》直说“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可谓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五行与天文时令的关系。
关于五行最初的含义及表达方式，《管子》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它的原始风貌。现节引如下：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时则不凋。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令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归涂。发臧，任君赐赏。君子修游驰，以发地气，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则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民不疾而荣华蕃。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形死，缓罪人。出国司徒令，命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飨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内御。组甲厉兵，合计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五谷邻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令民出猎禽兽，不释巨少而杀之。所以贵天地之所闭藏也。然则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妇不销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毕。《管子·幼官》，载《诸子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这简直就是一本农家历！从上述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五行，其本义是指所谓木行御、火行御、土行御、金行御、水行御。实质上，五行即为五季；记述着五个季节的特征与时变。这种历法以冬至为新年，冬至之日定在甲子日，它是五行中的第一行——木行统御的第一天，所以讲“睹甲子，木行御”，意味着木行这一季从甲子开始，一共统御七十二天，叫做“七十二日而毕”。从第七十三天开始第二行——火行统御的季节。这一天是丙子日，所以有“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的说法。其余三行——土、金、水，以此类推。经过五行五个七十二天，合计三百六十日，加上剩余的五至六天即所谓的过年日，完成一个历法周期。
关于这个历法体系的格局，古代典籍并非孤证。《淮南子·天文训》、《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古微书·合诚图》等学术著作也都有类似《管子》的记载。只不过后人囿于一年四季的成说，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而使其本来的含义被变形，终至被淡忘了。
上述诸书所记的五行历法体系与十月历吻合，不是简单的巧合。说它是四季历法体系全面流行之前的古历，应该是有道理的。四季历法体系流行以后，这一体系的遗绪一方面保留在典籍中，一方面至今仍保留在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当年在中原流行的情况，依赖《管子·幼官》以及《幼官图》两章的记载，其体系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无独有偶，记载十月历的这两章，恰恰又都是以五行为构架的。《幼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五和时节”。郭沫若说，这就是“以五行方位纪时令”。天文学史家陈久金认为：“这五和时节也就是五行。《幼官图》中有东南西北中五方，以及由正和副五方组成的十图和一年三十节气。这东南西北中自然与五行相当。这里的正副五方，也就是正副五行。由正副五方组成的十图，实即由阴阳与五行相配组成的十个月。”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五卷，1986年第2期。最有见解的是，陈先生将《五行篇》与《幼官图》视为同一体系。他解释说：“（阴阳与五行相配）无疑是十月历的分法。正和副、公和母、阳和阴，其意义是完全相当的。只是表示方法不同而已。《管子·五行篇》和《幼官图》的记载加在一起，正好反映出中国上古十月历完整的内容。”同上。
这是解释五行起源新颖而有意义的观点。
经过一番寻幽探赜、正本清源，我们知道，五行最初并不指五种物质，它与上古的原始历法有关，是一组表示季节的概念。材料证明，金景芳先生关于“五行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金景芳：《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的论断是正确的，五行概念在中国产生、运用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要早得多。
不错，历史发展到《尚书·洪范》的时代，五行确实可以理解为五种物质了。但是，《洪范》中的概念已不是五行的原始形态——充其量不过是《左传》中所谓的“五材”概念。所以，它不可能是“源”，而只是“流”。五行的“行”字在当时仍然作“天体运行”理解。
人类自鸿濛初辟就要为生存、生活而奔忙劳碌，无论其谋生的手段是渔猎、采集、畜牧，还是原始农耕，都需要掌握时间。太阳、月亮的规律运动，季节物候的明显变化，形成比较容易掌握的时间参照物。对它们运行、发展的规律的总结，产生了一个个历法体系。
作为起源于“亚洲人摇篮”中的羌民族，他们的历法——五时体系，其原始性是毋庸置疑的：从《管子·五行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朴素性与极大的实用性。它是天时与物候的结合体，而此二者又都是学术界公认的人类原始历法的最基本的特征。
与五时观念相较，五材观念的确立，要晚近得多。它的确立依赖于许多条件：五材中金属的发现与使用，依赖于生产力与科技的发展水平；五材中哲学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人的认识水平的飞跃与哲学认识水平的提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