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先秦理性之风大煽，人们强烈地萌生了建立哲学、伦理学体系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自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规律进一步被认识，诸子百家，俊才云蒸，思想武库，琳琅满目。与此同时，十月历在中原渐渐湮没无闻；五时概念逐渐为更严谨、更科学的四季概念所取代，而五材——金、木、水、火、土的物质属性，尤其是金属则以它广泛的实用价值与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象征物的身份，备受人们青睐。加上五材体系本身似乎浓缩着物质间的关系，更容易附会社会、人生与历史现象，更容易附会某些哲理，自然就逐渐被人重视，随之取代五时而占了上风。于是，以五材为内容的新五行，开始步入哲学的殿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建构起一个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阴阳五行庞大体系。
这一过程的演变历史漫长而久远。到《尚书·洪范》问世的时代，五材观念已经相当成熟。因此，《尚书·洪范》记录的是由五时到五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过渡完结后的形态。根据这种观点，五行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后人误把五材（五种物质）这一后起的形态认作五行的原始形态，大肆阐发，代代相因，令人为求其本源而打了许多年的笔墨官司。
四、阴阳解义
当先民们从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中走出，开始刀耕火种的创业时代，日出劳作、日入归眠的生活节奏，冬季严寒、夏季暑热的强烈对比，以及对人类的男女婚嫁、动物的雌雄繁衍的朦胧认识等，使人萌发出相互对立的一组组概念：阴阳、清浊、雌雄、牝牡……由此，人们渐次发现了世间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升华成为哲学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
太极先天八卦图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最常用的对立概念要属阴与阳。阴阳二字的原意是指日光的向背，即日出为阳、云覆为阴。可见，二者的本义即与天文现象有关。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哲学意义，即使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出现，在最早的古代文献中，也主要与古人观测天象、制定季节、区分时令的叙述有关。所以，朱伯崑先生说：“所谓阴阳，属于天文学的概念。”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2页。
即使到了春秋时期，掌管天文星历的史官，也多是用阴阳二气的理论说明气候的变化，如《国语·周语》记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乐官州鸠解释音乐的作用说，音乐可以感天泣鬼，正教化人伦。雅正的音乐带来“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的效果，因而可以移风易俗、淳厚风化。这其中的“气无滞阴，亦无散阳”也好，“阴阳序次，风雨时至”也罢，都是具体的气候现象的描述。
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夏五月的朔日发生了一次日食。鲁国的梓慎说，日食是阴胜阳，天下将发大水。昭子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认为时至五月，阳气处于极盛时期，却发生了日食，是反常现象。月蔽日、阴胜阳是暂时的。处于盛时的阳气郁积起来，一旦日食还原，阳气必定挥发出来，彻底压倒阴气。因此，这一年难逃一旱。
上述例证说明，春秋时期，人们虽在喋喋不休地大讲其阴阳，但无非是从气候与天时的角度立论，尚未把它当成单纯的哲学概念使用。这一点在前述十月历用阴阳五行架构历法框架的分析中也得到很好证明。
春秋末，老子发展了春秋前期的阴阳说，进而以阴阳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所谓阴阳，旨在说明万物都有阴阳两方面的对立性质，二气相交产生万物是世间的普遍规律。老子的阴阳学说到战国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庄学派和后来的黄老学派都沿着这一思路，从哲学的角度提示阴阳与万物的关系。尽管如此，当时运用“阴阳”概念，仍未尽脱天文之衣冠。无论《老子》、《庄子》、《管子》，或是稍后于它们的著作，都是这样。
如《管子·乘马篇》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四时篇》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名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正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论述一样，这些理论不仅已明显带有哲学色彩，而且已在自如地阐述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同时，阴阳本来的历法意义，于此，也还是显而易见。
正因为早期阴阳观念与天文历法的特殊关系，历史上人们曾赠给擅长天文历象、符应禁忌之人一个雅号——阴阳家。
《古史辨》卷六载李峻之的文章说：“窃疑阴阳家乃初民社会‘祭礼’之支流，因其掌宗教上的义务，故娴于天文历象，拘于符应禁忌，班氏谓之‘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者也。”转引自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羲和是古代的天文官。这里征引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论断，说明阴阳家、阴阳观念与天文学的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阴阳与天文历法之间关系的提示，对于阴阳观念的溯源大有帮助。这种关系在十月历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阴阳观念与十月历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利的角度入手——十月历不仅每年过两个年，而且将每年中的月份互相配合，分为雌雄公母与阴阳同义，只是说法不同。作为羌民族的后裔，彝族至今仍是一年过两个年——下半年火把节，上半年星回节，寒、暑期各一次。这两点的联系，汉文典籍中也保存着某些蛛丝马迹。
《易经》中有“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明确说明天文节气分作寒、暑两季。《艺文类聚》引《五行通义》说“冬至阳动于下，推阴而上之，故寒于上；夏至阴动于下，推阳而之上，故大热于上。”则直接点明了阴阳与节令变化、纪历需要的关系。《春秋繁露·阴阳位》说：“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休。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故阴阳终岁，各一出。”董仲舒的论述，不仅点明了阴阳与寒暑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把方位也纳入了该体系的分工，而且指出，阴阳节气各出一次即为一岁，极好地说明了阴阳观念与岁时节令、天体运行的关系。
根据竺可桢先生生前的研究，参之以新旧石器遗址的考古材料与其他旁证材料，想来上古中原地带自然条件要优于现代，气候温暖，景色宜人，故多有亚热带动植物的化石发掘出土。当时四季变化不如现代分明，大抵一年只有感觉明显的两个季节。这一点近代以来已有学者据考古实物而论及。如商承祚先生《殷商无四时说》骋于前，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追于后，后学之人亦转承祖述，形成一种有力的学术观点。
随着60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45号墓苍龙、白虎星象的发掘，科学家们发现，在中国天文体系的“四象”形成之前，与二十八星宿相配的天象“实际存在的只有东宫苍在和西宫白虎”，“四陆（即四象）是逐渐由二陆（即苍龙、白虎）发展而臻于完善的”。他们认为，“东西二宫的最早确定直接适应于古人观象授时的要求。《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伐。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个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早在夏、商之前，人们已经认识了参商二星。《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国语·晋语四》：‘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且以辰出而以参入，……而天之大纪也。’韦昭注：‘所以大纪天时。’因此，西水坡45号墓中的苍龙白虎北斗星图，正是古人为确定时间和生产季节的真实反映”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载《文物》1990年第3期。。
上述观点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论证了我国上古曾一度只有春秋两季历史的事实。它以文物为依据去还原上古某一时期观象授时、颁布历法的历史，对汉文典籍是一个很好的支持与呼应。
典籍的记载，科学的考据与文物的实证多方面的吻合，使上古一年两季的观点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那时，在中国一个可观的范围内，不像今天这样，习惯于用一年四季节奏来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长年使用一年两季的历法。这历法因节候的变化纪历，反映了当时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
季节与寒暑变化是阴阳观念的母体，生产、生活的需要是阴阳观念的助产婆。虽然，我们不能说，十月历便是它产生的唯一来源，但是，它用阴阳变更、节令推移为纪历基本参照物的思想，保持了这类历法的原始地位和古朴的风格。可以说，十月历渊源久远，其意义非同小可，其文化研究价值有待开掘。
民族学研究资料证明，彝民族自古保持着“将万物区分为雌雄的宇宙观，直至今天仍有遗存。宁蒗县和凉山彝州盐源县之间泸沽湖沿岸尚存母系家庭的彝语支摩梭人，他们把山水、林木、石头、棍棒、锄犁、刀斧等自然物、器物，都按其大小的相对性而分为雌雄，凡大者为雌。楚雄彝州大姚县华山的彝族，迄八十年代尚……将自然物，器物按大小而分雌雄，……月份‘时段’也区分为雌雄，……时间和空间各分雌雄。”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9页。有学者认为：“雌雄即牝牡、阴阳、左右，均以雌、牡、阴、左居先、居上；汉族口语习称雌雄、阴阳、左右，汉文典籍沿此记载，当是彝族古羌戎先民对夏、周、秦的影响。”同上。
的确，彝族纪历以坤为首，贵左，以母虎为祖先，认为太阳为女性神，尊贵而居左。相反，月亮却为男性神，居右同上。。从文化研究者熟悉的规律讲，中原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融一直没有间断。中原失礼，求之四夷，于是成为从孔夫子即开始倡导的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学者们所提供的大量民族学材料，说明羌（彝）民族阴阳观念的起源极早，他们甚至发现了这样一些有趣的细枝末节：在男尊女卑的汉民族中，阴阳一词的语序，不像天地、男女、夫妻、父母那样，排列为阳阴、雄雌——这可能来自母系氏族时代即已形成的表达习惯，后世一直沿袭不改。
这种观点并非始自今日。早在清代就已有类似的论述。黄汝诚在给顾炎武的《日知录》作《集释》时说：“伏羲之《易》，以坤为首，以阴为主”，其原因是伏羲，又作虙羲，“是以母虎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名号，尊崇女性，故伏羲先天八卦以阴性坤（？瘙椺）为首”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9页。。
清人已有如此观点，堪称卓见。伏羲是传说中我们民族的共同先祖之一，而他又是母虎图腾崇拜的创造。这以伏羲之《易》以坤首凤阳为主的格局相合，都是古远的母系氏族时期民族观念的遗留。
至此，我们说，中国哲学中阴阳观念最初起源虽然很难搞清其具体时间与具体的部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它的起源与先民们对自然节令的变化的感受与把握有关，这种感性认识连同对自然界事物的总体把握，创造出阴阳对立的哲学范畴。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西部民族“一切事物都要分雌雄阴阳”同上。的民族习惯，较早参与了中国阴阳文化观念的创造，并且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想来是西部民族在东迁过程中，传播着其民族的此种观念，与中原民族的类似观念相混融，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长干，直至形成全民族的观念。这一点，符合中华民族起源中多元交融最后形成一体化的总的文化走势。
五、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显而易见，十月历的发现，不仅对于梳理阴阳观念的起源及发展线索大有裨益，而且又能帮助理清众说纷纭的阴阳与五行的关系。尤其是彝族以“水”为五行之首的观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按照“人从水出”的原始文化传统和母系氏族制原则，以雌水表达过年后的第一个“时段”和第一个季节，是彝族原始先民的通例同上。。这一通例给人以启示。由此，我们找到了解开《尚书·洪范》以水为首序排五行之谜的谜底。于是，学术界关于五行的研究，产生了如下的新成果：
中国上古最古老的十月历的月名，当是依《洪范》五行所排列的顺序来命名的：从夏至新年开始；经水火木金土五个月，到冬至新年；再经水火木金土五年月，又回到夏至新年。一年十个月分别配以公母，便成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土公，六水母，七火公，八木木母，九金公，十土母。如此冬至为一年之始，情况也相类似。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五卷，1986年第2期。
在十月历中，以夏至新年与冬至新年为界，分为阴阳两个半年，每半年的五个月又以《洪范》的五行序列——水火木金土序排月份，以此构成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以它作参照，《易·系辞》“五位相得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一组数字的深层文化含义顿时了然。连唐人孔颖达为此所作看似很玄的“疏”，也因之变得很浅显了：“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一天一地相得而合，天为阳，地为阴，合为一季，十个月五阳五阴为五季，五季即为五行，后世阴阳五行合称，原来即根源于此！
关于阴阳与五行究竟最初就有联系、具有同一来源，还是后世哲学家人为的撮合，学术界曾长期存在争论。随着对十月历的发现与研究的深入，阴阳与五行的天然关系似已表述得很清楚：二者同出于古老的十月历体系，最初的含义是表示不同时段的两个历法单位的名称。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二者浮沉与共，融贯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流程中，尽管阴阳与五行的意义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使后人见仁见智、纠缠不清。
这一问题的澄清，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阴阳、五行的真实关系，而且又为我们打开“河图”、“洛书”诸数关系之迷宫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人类始祖伏羲氏受天命而称王天下的时候，有一匹龙马从黄河中跃出，背上背负着一张神奇“河图”，伏羲根据那图的纹路画成了八卦，推演预测人世间的吉凶休咎、寿夭祸福。到了鲧治洪水失败，被殛于羽山时，大禹于逆境中受命，以疏导的方法，治住了滔天洪水，上帝褒奖他的行为，于是有神龟从洛水负书浮现，大禹根据它的神示总结成为洪范九畴。这就是典籍中津津乐道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载雾灵叟：《易经探微——六十四卦经解读》，气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的故事。
一、“河图”诸数与“洛书”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