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在生存、生活实践中，最讲究环境及其优选与保护。这种理论古代称为“风水”。“风水”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宠儿，在已经逝去的封建时代，君臣父子，士农工商，上起皇帝，下到百姓，几千年红红火火、承传不衰。清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现代科学与技术晖光掩映，光彩照人，使作为国粹的“风水”黯然失色，曾几何时，跌到了被人唾弃的封建迷信象征的地步。“风水”在民间被妖魔化，使中国当代社会对之噤若寒蝉。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在国际，后是在国内，伴随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们对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开始了再评价与再认识。
风水流派与代表人物
风水学在中国历经数千年的沿革，其称谓始终没有统一，其内涵、流派一直在发展。近代以来，风水一方面受到深恶痛绝，一方面却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浸润甚深，已然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代名词。要了解这一经历独特的中国文化特殊门类，不可不率先了解其概念、流派及代表人物。
一风水及其主要流派
据文献记载，“风水”一词最早出自晋人郭璞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风水”在中国概念既高度浓缩，又解释甚多。在历史上，地理、阴阳、卜宅、相宅、形法、青囊、青乌、堪舆等均曾泛指风水学。现代的诠释也很多。这里采用华南工学院程建军教授《风水与建筑》一书的概念加以界定：“风水，主要是指古代人们选择建筑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种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程建军、孔尚朴等：《风水与建筑》，江西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葬书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世界经济腾飞的表象背后逐渐呈现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物种灭绝等现象，充分暴露出科技这把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国际学术界将人类面临的“资源枯竭“（Poverty）、“环境污染”（Pollution）、“人口爆炸”（Population）问题称作“三P危机”。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像RechelCarson这样的明眼人，他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最先就环境问题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其声音很快传遍全球。在对一系列现代问题的反省思考中，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中也包括了对传统风水的考察和理解。英国权威学者李约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独特的理解能力，在其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准风水具有“准科学”的性质，影响巨大。后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港、澳、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华人把内地的风水理论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和经商活动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称羡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关注、研究和应用中国的“风水学”。
美国生态建筑学家托德夫妇（NancyJ.Todd，JohnTodd）在他们的名著《生态学设计基础》一书中专门对“风水世界观”作了探讨。他们说：“风水世界观源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它是一种大自然和谐、协调的方法，以便使居住者及其子孙能在集聚处拥有平实的生活……风水确实涵有深邃的智慧，使之完全成了对自然谦卑、恭顺行为的指南。风水作为一种世界观，对一个稳定的文化提供并指示了一个普通原则的解释。”转引自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因为中国风水始终贯彻着“天人合一”的原则，内蕴着那个由来自天的文化原型，强调人的自然性，指出人在自然环境中的正确位置，从而使人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以至于新兴的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的思想极为合拍，所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在他的代表作《都市意象》中，高度评价风水术为“中国传统的环境哲学”，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他甚至号召教授们组织起来，对风水理论予以研究讨论，并指出，“专家们正在向这方面谋求发展”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在这种反思与回顾的背景下，中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溯源于在现代中国蒙尘已久的中国传统风水学理论。国内学术界较早对风水理论进行再认识的学者有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先生等一批先行者，他们的《风水理论研究》文集开风水再评价之先声。随后逐渐有一批专著问世，并有一批教授陆续在高校开设“风水与人居环境”一类选修课，一个走出禁区、重新认识被严厉封杀的某一民族文化门类的时代开始了。
太保相宅图
在中国数千年营造住宅、宫殿、寺庙和陵墓的历程中，中国的风水学不仅是关于环境景观优选的理论，而且是满足人们心理和行为需要的天人合一的哲理，是一种放眼宇宙，和谐自然的理论解释。风水术在其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曾产生过诸多流派。在《逸周书·度邑》、《周礼》记述中就明显反映出围绕建筑选址营造活动，大略有两类不同的事务。
一是“地官司徒”辖属官员所职司，“夏官司马”有所兼及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考察自然地理的各种条件，并进行评价，然后做出选址规划。《周礼》记录的此类事务的方法，已经涉及“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土化之法”、“土均之法”、“任土之法”及“形体之法”等诸多方法。（见下《土圭测影图》）《周礼·地官司徒》说：“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可见其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土圭测影图
二是职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祇之礼”的“春官宗伯”所负责的工作，主要以占星、卜筮、占栻等方法抉择城市、宫宅、陵墓、宗庙等建筑方位吉凶及营造时辰。这两类事务传承于后世，形成了风水的两大流派。《史记·日者列传》、《汉书》称“形法家”与“堪舆家”，至唐宋以后，演变成“形势宗”与“理气宗”两派。
如清代丁芮相《风水祛惑》中讲：“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同。”各门派可以不相通同，但是，自古风水流派的承传线索还是比较明晰的。
二理论著作及代表人物
风水崇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根据《逸周书》记载，周人的选址实践已经按照天人相通的观念，模仿上天格局进行建筑实践，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而“形势宗”风水，有文字可考的，可以上溯到上古周人先祖公刘和古公亶父迁居选址的历史实践。《诗经·大雅·公刘》篇说：“陟则在，复降在原……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记录的就是先周时期古人勘察居集地的一次实践。《逸周书·度邑》、《尚书·召诰》及《史记》中都有关于周公测景寻土中，周公、召公营洛邑、建成周的地理勘察实例。这种实践后来逐渐发展成汉代的“形法”。唐宋的“形势宗”即继承了这一派的衣钵，主要根据传统空间模式、地形、地势特征选择城址和居民住房、陵墓宅基等。
以形势为宗建立学派，出自唐代风水建筑学家——杨筠松，俗称“江西派”。杨筠松在唐僖宗时期当过司天监官员，黄巢起义时落难到江西，后定居宁都，著书立说，开坛授徒，子弟众多。“江西派”重视观测山川地势，具有系统的教材和承传关系。该派讲学以龙、穴、砂、水为四大纲目，后又加上取向一目，称为“地理五诀”，具有较好的实用性，故流传甚广。该派名家，除杨筠松本人外，还有他的弟子曾文逸，宋代的廖瑀、蔡元定等。
杨筠松著作很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他的三部著作，即《撼龙经》、《疑龙经》、《葬法》，是该派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其主要理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作了精辟的概括：“《撼龙经》专言山垅落脉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沾诸说，倒仗分十二条，即上说而引申之附二十四砂……”
除上述三书外，形势宗著作还有《泄天机》、《青囊奥语》、《发微论》等。然而，形法著作其源均出于《葬书》。《葬书》托名为晋代郭璞所作，其内容很重视葬地的形势。认为气者，形之证；形者，气之著。气是形的内在构成，形是气的外在表现。“生气”随地形、地势而变化，地形的高低反映了气的大小，故云：“立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有土斯有气”。又说：“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葬书》还把山势的大小与吉凶联系起来：“上地之山，若伏若连，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马之驰，其来若奔……”由此而论，《葬书》是形势理论之宗，郭璞可谓“形势宗”之祖。
“理气宗”风水，由唐宋时代的“堪舆家”发展而成，而“堪舆”又以占卜日辰吉凶为其主要内容，故“理气宗”风水活动，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卜宅”，从时间上讲与“形势宗”同出一源，是古人占卜、巫筮活动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也带有更多的神秘色彩。“堪舆”一词，最早出自汉代淮南王刘安所著《淮南子》。该书《天文训》说：“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根据上下文之义，可以理解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导致月令与时节形成阴阳变化；时令变化既有相冲克之时，也有和合之时。“堪舆”之义，据《说文解字》也有“堪，天道；舆，地道”的解释，实为“天地之道。”也就是阐释天道和地道，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应用之学。
“理气宗”的理论基础，比起“形势宗”来说，更依赖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论”思想。气论认为：天地万物皆是“气”所生成，即“一切物皆气所为之也”（方以智），“山泽水土，气皆入乘之，造化之大宅也”（王廷相）。因此，既然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它们之间就是某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理”。程颢说：“万物只是一个天理。”理是现实存在的，却又是无形的，理与形的结合便是“气”之象。理凭气而派生。
“理气宗”风水家及其前身的堪舆家，与阴阳术数家一样，试图探讨“天理”的真谛，从而达到人与“天理”的协调统一。作为与人类生存发展关系密切的自然万物之理，莫过于时间和空间上的理，即节令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宇宙规律。为此，理气宗风水以星宿分野定位，相当于现代地理坐标，以星宿的相对位置确定节令时辰。同时，以罗盘辨方正位，以阴阳八卦、九星吉凶、二十四山向等原理操作方位理气，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陈抟像
理气宗风水家，宗奉的大师较多。一般以生活在五代和北宋时代的陈抟为宗师。陈抟原籍亳州，是中国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水浒》中也记有他的行迹参阅完颜绍元：《风水：民俗文化趣谈》，香港万里书店2006年版，第65页。。陈抟之外，宋时的赖文俊、王伋等人都被理气宗奉为宗师。往前追溯，唐时的李淳风、袁天罡、吕才、周杰、严善思、瞿昙悉达等；往后说，宋时还有马韶、王熙元、苗训父子、韩显符等，都很有影响参阅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理气宗”风水典型著作，首推《玄女青囊海角经》，全书长达7万字，共4卷，以《周易》阴阳为本，以五行、卦理、二十四山向为基本内容，叙述颇为详尽。其次为《宅经》3卷，也是理气宗的经典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
形势宗的基本理论
形势宗风水，主要围绕“形”和“势”的基本观念展开，该理论规范了二者的不同涵义和不同的空间尺度界限，陈明了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和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以及相应处理技巧。一般来说，“形”指近观的、小的、局部的空间构成与视觉效果；“势”指远观的、大的、总体的空间构成与视觉效果。在选择环境和评价环境过程中，该流派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理论，主要注意于龙、砂、水、穴、向五大因素。在野外作业实践中，一般按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取向等五大步骤进行，目的在于形成建筑基址与周围大小环境的和谐。
一觅龙
在风水中，“龙”是山峦的意象；“龙脉”就是山脉，确切地讲是山脊线。自然界的山脉，起伏屈曲，远望其山脊线，形似在地平线上飞舞奔腾的“龙蛇”。所以，“龙”是一种起伏地形的形象描述和意象。《地理指蒙》中说：“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借龙之全体，以喻夫山之形真”；又称：“土是龙之肉，石为龙之骨，草木是龙之毛。”参阅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觅龙”，就是考察山脉的起始、终止，观察山体的走向、起伏等，这些内容已经包括在现代地形、地貌学的内容中。所以，传统风水学中讲究“寻龙捉脉”、“看来龙去脉”、“寻龙望势”等方法，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意义。
在觅龙过程中，古人首先要寻找山脉的起始源头，按山势的发脉分支大小，进行逐级分类。《地理人事须知》一书说：“龙犹树，有大干、有小干、有大枝、有小枝。”同上。说的就是山脉在风水理论中按大小进行逐级分类。
龙的分类分为干龙与枝龙。干龙，要求是延伸千百里的名山，如昆仑山，夹送的大江大河也必是名江大川。《地理人事须知》说：“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大溪涧夹送，大枝龙则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洫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之大小见矣”同上，第62—63页。。为此，中国古代城市选址要么选在大山之下，要么选在广川之上。中国风水学积长年之经验，将中国地域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将境内的山系分为南、北、中三大干龙。
按分布的地貌区域，龙可分为三种：山区地貌的山野之龙；丘岗地貌的平岗之龙；平原地貌的平地之龙。平地之脉，虽脉络平洋，细微之处可辨体势，即“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以观察地形之起伏，水系之分合，作为觅龙的依据。
按山脉的走向，龙可分“五势”：正势，由北向南；侧势，由西向东。逆势，逆水而上；顺势，顺水而下；回势，山首回顾于山尾。
按山脉盘旋的方向，龙可分阴阳龙：阳龙——山脉由发脉处按顺时针方向盘旋；阴龙——山脉循逆时针运行。
按干枝走势关系，龙也分顺逆：山脉干、枝走势一致时，称顺龙；干、枝走势逆向时，称逆龙。风水宝地，通常是位于顺、逆龙保持平衡状态的地方。如果只有顺龙没有逆龙，山脉不能形成环抱围合，也就无法聚集生气。
形势宗风水又按山脉的起伏形态，将山脉综合概括为九种龙：
一曰回龙——形势盘旋，回首舐尾，如回头之虎；
二曰腾龙——形势高远，险峻耸立，如仰天大壶；
三曰降龙——形势耸秀，峻峭高危，如从天而降；
四曰生龙——形势拱辅，生动活泼，形态优美；
五曰飞龙——形势奋翔，如雁腾鹰举，双翼开张；
六曰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
七曰隐龙——形势磅礴，脉理隐延，如浮排铺毡；
八曰出洋龙——形势腾跃，蜿蜒欲出，如出林之兽；
九日颇群龙——形势依附，稠众环合，如走鹿驱羊，游鱼飞鹄。
清陵——形势宗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