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在整个宇宙环境中，人是天之骄子，天和人本质上是同构的，因此，人体是一个小小的天地，小小的宇宙。这个小天地、小宇宙生长生活在天体自然环境这个大宇宙的包围与作用中，因此不能不受到天体自然变化的种种影响与制约。通过人的调养、控制与锻炼，实现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同步相通，流注交换，自然合一，人就可以长生。这是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观念在日用伦常的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历久弥新，形成了一种全民性、历时性特征十分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样式——养生，古人又称之摄生或修炼。基于此类事象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与实践，民间称为“养生术”、“长生术”。
哲理与养生
中国民间的养生与修炼之道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哲理，讲究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中华哲学的阴阳观、四时观、五行观、动静观，中华哲学宗教各流派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养生与修炼的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中华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理论上讲，中华养生与修炼又自成体系，积累丰厚，是中华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成果，近代以来的学术界一直不太关注，严肃的文化学研究著作大都很少涉足。养生与修炼既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又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有漫长而不懈的历史实践，学术界不应再继续漠视该领域的存在了。仅其中深蕴的和谐思想和其在民间强大生命力的现实就很值得我们研究。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光明日报》2006年4月23日。，中国的养生思想和实践正是这三种和谐的最佳载体。
一、长生观念的起源
梦的神秘体验使古人产生灵魂观念。古人推己及物，产生万物有灵的思想。具有灵魂观念的华夏古先民，观察到蝉的蜕变、蚕的化蛾、月亮的“死而又育”，以为是物的形可衰变而灵魂不死，进而认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由形魄和灵魂结合的产物，人死不过是灵魂离开体魄而升仙，体魄与灵魂各归其位。因此，《礼记·郊特牲》在解释古人这种观念时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
灵魂升天是中国古代丧葬风俗的理论支点。这种观念先秦已有，到汉代开始泛化。泛化的结果是民间观念由灵魂的升天转而追求肉体成仙，并刺激了道教在东汉年间的形成。道教的流传，使肉体成仙开始形成民间共识：“守道而不止，乃得仙不死”，只要信奉道教，坚持“守道”，就可以成仙不死。到魏晋以降，产生了葛洪的“三品仙说”，该理论将参与道教修炼的人分为三等，使各种人都看到了肉体成仙的希望，极大调动了民间养生成仙的热情。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按仙经云：上士举行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根据这一理论，无论是上士、中士，还是下士，只要坚持修炼，即可成仙。为了增强该理论的说服力，葛洪还写了《神仙传》讲述了大量常人修炼成仙的故事。其中《刘根传》中说，有一个叫刘根的普通人热衷于道教，幻想升仙，精诚所动，终使他有一次遇见了已经成仙的韩众。韩众告诉刘根说：“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并问他打算成为哪一种呢？听了刘根的回答后，韩众又说：“凡修仙之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并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禀而已，不足久赖也。”此段引文及“三品仙”说参阅李楙：《抱朴子快读》，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53页。刘根听了韩众的点拨，茅塞顿开，服膺神仙之术，最终心想事成。
这个故事类似于现在的广告，以通俗的方式，或者说是以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与推广道教养生修炼术。它囊括了古代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房中、服药、吐纳导引、炼丹、辟谷等。到这里，我们不仅了解了我国长生风俗的起源和主要形式，而且，后世所传的各种养生术确与上古原始宗教观念与原始信仰有关，而且主要凭借诸如道教、佛教等后世宗教的实践推波助澜，在民间形成了波澜壮阔、时效久远的群众运动。从理论上分析，各种养生术的理论大体建立在以阴阳五行为支点的天人合一理论基础上。
二、四时与养生
早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先民们就已摸索并总结出了一整套有关天人合一的养生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指导民间的养生实践。《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生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天地间空气、阳光、水分，以及四季气温的转换下，经阴阳二气的氤氲孕育，终于在地球上产生了人。接着，该书的《素问·六节脏象论》又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自然界既然孕育了人，同时又以五气五味饲人，从而使得人类能够生生不息，子孙繁衍。这一论述贯穿着五行思想。正因为天造人，养育人，同时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能脱离天地而独立存活，所以天地自然间的一切变化，必然影响并反映到人体中来。
天地自然是一个按照规律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整体，这种按照规律运动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四时气候的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生活在这个有规律的环境之中，由于春夏天气温热，阳气易于发泄，秋冬天气寒冷，阳气多所伏藏，所以“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涩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顺应自然寒暑的变化，寒则增衣，热则减裳，是人们养生健体，顺应四时气候寒暖变化的必要措施。《孙真人卫生歌》说：
春寒莫使绵衣薄，夏热汗多需换着。
秋冬衣冷渐加添，莫待疾生才服药。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中国的养生并不神秘。紧密结合人的日常生活，遵循自然规律是中国养生长生风俗的基础。由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规律升发开去，及于农事，便派生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性总结，先民们把它奉为“天地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纲纪”（司马迁语）。既然是“天地大经”，人们在农业生产上顺其变化，社会生活中把这种变化引进到养生中来，是符合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规律的民族传统的。这一特点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阐述得很是详尽：
其一，春天的养生之道：“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同上，第17页。从立春到立夏是春天的三个月，自然界推陈出新，天地间充满生机，万物都欣欣向荣。这种自然环境，人们可以晚些睡，早点起，到庭院中散散步，披开头发，舒缓形体，使得情志活泼充满生机，好比天地对待初生的万物一样，让心中乐观的意绪生发，给予而不要剥夺，称赏而不要惩罚。如此这般就是应顺春天之气的养生之道。相反，就会损伤肝气，发展到夏天，甚至会产生寒变之病。
其二，夏天的养生之道：“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此，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从立夏到立秋是夏天的三个月，自然界一片繁茂秀美，此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气与天气彼此交合，万物都开花孕果。这时，人们可以晚睡早起，不被白天的漫长所困扰，使情志平静安详，好比植物的花苞授粉成秀一样，使体内的阳气得以宣泄，好像自己所爱的一切都呈现在外，应顺了夏天的养长之道。反之，就会损伤心气，到了秋天变生疟疾，使得秋天的收养能力大为减退。
其三，秋天的养生之道：“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同上。从立秋到立冬的三个月中，自然界进入平定的季节，秋高气爽，天地清肃。在这种自然环境里，人们应该早睡早起，使情志安宁，以缓和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同时还要收敛神气，使肃杀秋气在人体中得以平和，再者是不让情志外驰，保持肺气的清宁。如果违背了这种养生之道就会损伤肺气，到了冬天还会产生出顽固的泻病来，减弱人体的藏储能力。
第四，冬天的养生之道：“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祛寒就温，无泄皮肤，使志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从立冬到立春，自然界生机闭藏，水冰地裂。这时人们养生不要扰动阳气，应该早睡晚起。睡起的时间，大抵可以太阳的出没为标准。在精神上，最好使自己的情志匿伏起来，假如违背了这种养藏之道就会损伤肾气，当春天来临时易于发生手脚软弱的痿厥病。这样，人体贡献给春天的生长能力就大为降低了。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提出了：“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同上，第19页。的理论，这是从反面论证违四时规律而生活的危害性。天地间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以及始终死生的根本所系，所以圣人春、夏季节保养阳气，秋、冬季节保养阴气，原因就是为了应顺这种万物之根。这样，圣人才能和万物一样，浮沉于奥妙无穷的生长世界而疾病不起。
这种天人合一的养生观，还集中地体现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里。文中以上古时代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四种养生家为例，认为真人的长生秘诀是抓住天地造化的契机，掌握阴阳变化的规律，吐纳精气，独立守神，把肌肉形体调养得始终如一，所以能使生命长存于天地之间，没有终极之时。至人的长生秘诀是修养道德，掌握养生方术，调乎阴阳，适应四时，远离世俗间醉生梦死的生活，独自积精养神，优哉游哉，这种人的寿命也和真人一样，可以长期在自然界生存。圣人、贤人的长生秘诀，大体也是安于天地的和气之间，自觉按照天地、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适应阴阳升降的变化，分别四时季节的不同，同时酌情效法上古真人的养生方法，使生命获得延长。通观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长生之术，存在着相同的特点，就是顺应天地寒暑，遵循阴阳四时的变化。各色养生理论，围绕这一基点，在天人合一的养生观上做足了文章。
三、五行与养生
五行与四时是中国古代所创造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五行的本义与天体运行有关，这一点在前书中已有论述。由于五行是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因此，在各种传统文化门类里都能寻找到五行理论的踪迹。宋代学者俞琰在谈论养生与五行关系的时候，一直把它追溯到上古神话时代，追溯到人文始祖女娲氏。
俞琰《席上腐谈》卷上专题探讨养生问题时，别具匠心地把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和生长不死挂起钩来。文章说，《列子》所载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流传很广，却有“明白人”讥笑说是荒谬之言，因为天从来也没有破缺过。即使退一步说，天有破缺，又岂是炼石所能补救的？俞琰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列子》是道家著作，道家在这里借女娲的故事讲养生，以女娲补天为例，阐述道家养生修炼的道理。《列子》中所说的五色石，按照阴阳五行对应理论，养生家们可以把它比作是五脏之气，就像《庄子》中的《庖丁解牛》，借游刃有余的解牛刀讲养生之道一样。原来长生之法，潜神内视，先把五脏之气会聚丹田，然后再从丹田熏蒸而达于大脑。在中国传统理论中，脑为昆仑，处在人体之上象天，所谓“补天”，就是《黄庭经》所说的“子欲不死修昆仑”，也就是补脑即为补天。
此外同书卷下，俞琰还引司马承祯的养生法加以发挥：“司马承祯序《天隐子》云：要妙在乎与天地真气冥契同运。又云：觉气来则运自己之气，适与天地之气偕作，此是至妙之术。倘三百六十日内，运自己之气，适合天地之气三两之，则自觉身体清和，异于常时，况久久留之，则神仙之道，不难至矣。”转引自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页，《天人合一的养生观》部分。在俞琰那里，所谓长生的“神仙之道”，核心问题是要人与包括五行在内的天地真气的契合，与天地之气偕作，自会身体清和，久而久之，则长寿之道“不难至矣”。
宋代文豪苏辙也是位养生大家。他在自己的养生著作《龙川略言》中也从“五行”和“忘物我之异”中开掘“天人合一”养生观的深刻道理：“人禀五行以生，与天地均，五行之运于天地无穷，而人寿不过百岁者，人自害之耳。”见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页。人本是依据五行原则而产生的生物，和天地的本质相同，五行在天地之间运行永无止境，而人的寿命不过百年的原因是人自己造成的。在阐释其原因时他说：“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内其在我，而外其生物，物我之情，不忘于心。我与物为二，则其所受五行之气，判然与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尽其所有而止，故或寿或夭，无足怪也。今诚忘物之异，使此身与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气中外流注不竭，今安有不长生哉！”同上。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人出生之后就辨明了物我的不同，把人看成了内在的，而把物看成了外在的物质。人和物被认定为两个东西，那么它们所接受的五行之气从本质上讲决然不相通，凭借各自所接受五行之气的多少，各尽其能量而止息，因此，有长寿有夭亡就不值得奇怪了。如果忘掉物与人的不同，让人的身体与天地相互沟通，五行之气内外流通贯注不止竭，人怎么能够不长生久在呢？
应该说，俞琰和司马承祯讲养生“要妙在乎与天地真气冥契同运”，苏辙讲养生强调要与“五行之大分”相通，都是强调养生与天地真气，也就是天与人只要解决了气的“相通”，“流注不竭”，就是抓住了养生的最核心问题。这些学者的思想，典型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养生长生观的理解。
四、以理养静
东汉的神医华佗有个学生，名叫吴普。一次，华佗对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见洪丕谟：《中国古代养生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从此，这段生命在于运动的话就成了养生家们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并为千余年后的科学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