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战争时期，军人权势的膨胀是极其自然的。
作为职业军人，赵匡胤当然知道，当兵这一“行”，自古到今，战将如云，想出人头地，“当年万里觅封侯”比“学而优则仕”要快捷得多，也要便利得多。
在一般人的眼里，起码在周世宗柴荣眼里，赵匡胤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一员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骁将。所以周世宗只让他“参军”，而不让他“参政”，国家大事向来不征求他的意见。
其实赵匡胤不仅仅是一名军人，他对政治的兴趣，大约可以说产生于整顿后周禁军之时，萌动于征战淮南之际，治军之余，含而不露的“小动作”做得十分周全。
首先是罗致人才。武人觇国，往往要倚重手下的幕僚出谋划策。孤家寡人成不了大事，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道理。自唐代中期以后，在中央政府的人才不见得多，地方幕府却是人才济济。《旧唐书·赵憬传》有句话讲得很客观，里面说“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样方镇”。当时情况，割据一方的节度使自不用说，就是一般的武臣刺史，也常有谋士侧身其间。许多节度使的幕府，收留的不是一位，而是一批。
赵匡胤在升任节度使前后，也学着这种方法，采取同样的手段，罗致了一批人才。除了前面说到过的赵普、楚昭辅以及王仁赡外，另有几位谋士也先后进入赵匡胤的幕府。
一是幽州人吕馀庆。吕馀庆历仕晋、汉、周三朝，在濮州任录事参军时，其才干为节镇澶渊的柴荣所知。显德初，赵匡胤领同州节度，闻吕馀庆有才，遂荐为从事。后赵匡胤领滑、许、宋三镇节度使时，把吕馀庆调到自己身边，“并为宾佐”。
一是宋州人刘熙古。刘熙古为后唐长兴进士，善骑射，文武双全，历任后晋三司户部出使巡官，永兴、渭桥、华州诸仓制置发运，后汉卢氏县令，后周澶州支使、秦州观察判官。赵匡胤领宋州节度使时，刘进入赵匡胤的幕府，出任节度判官。
一是开封人沈伦（原名沈义伦，因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为沈伦）。沈伦初以教书为业，后充当后汉镇陕大将白文珂幕僚。显德初，赵匡胤领同州节度时，由曾担任过开封知府和副留守的后周重臣咎居润推荐，沈伦进入赵的幕府。后赵匡胤领滑、许、宋三镇，沈伦一直充当幕府从事，掌留使财货，颇为称职。
一是潞州人李处耘。李以军事才能见长，曾是后汉及后周大将折从阮幕僚，随折历任邓、滑、陇、邠四镇从官。显德中，折从阮死，遗表推荐给担任殿前亲军指挥重职的赵匡胤，任都押衙，后成为陈桥兵变的重要谋士之一。
经过这些年的“有心栽花”，赵匡胤的手下可谓人才济济，既有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又有运筹帷幄的谋者智士；既有善于宣传的行家，也有长于理财的经济能手。尽管他们有各自的特点，能力高下也不一般，但他们全都对赵匡胤忠心耿耿。事实证明，这一重要的谋士集团对于赵匡胤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有了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并不等于就能达到目的。赵匡胤不单单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深悉政情、广通谋略、懂得举止进退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虽受到周世宗的重用，但他的资历和声望却难以与同僚相比，而且在他的上面，还有好几位赫赫有名的上司随时可以对他发号施令。
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早在广顺二年（952年）赵匡胤26岁时，就已出任殿前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即位后，出任殿前都指挥使；高平之战后，领武信军（治遂州，今四川遴宁）节度使，之后又改任滑州节度使，是赵匡胤的直接上司。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952年任殿前都指挥使，954年正月领武信军节度使。郭威临终前，曾让他拜柴荣于堂前，以定君臣名分，要求他辅佐柴荣治国，可见此人威望之高。周世宗即位后，出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高平之战后，为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不久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侍卫司最高统帅，地位比张永德还要显赫。
韩通，周世宗所倚重的重要将领。954年为保义军（治陕州，今河南陕县）节度使，955年升任侍卫亲军都虞候，多次随周世宗出征，屡立战功。亲征淮南时，周世宗任命韩通为京城都巡检留守，是当时的卫戍司令。韩通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号称“明君心腹，圣代爪牙”，对周世宗忠心耿耿。
韩令坤，赵匡胤的儿时伙伴，周太祖帐下亲军。郭威即位后，任禁军铁骑散员都虞候，控鹤右第一军都校，领和州刺史。柴荣即位后，升为殿前都虞候，为当时赵匡胤的上司。954年十月，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洋州（今陕西西乡）节度使。
以上几人，其地位、权势、声望都是当时赵匡胤不能相比的，其他将帅，如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成德军节度使郭崇，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山南东道节度使王审琦，西京留守王晏，忠武节度使白重赞，凤翔节度使慕容延钊，武宁节度使向训，其资望也高出赵匡胤。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赵匡胤在处事待人上做得十分周密，相当得体。
首先是谨慎地伺候周世宗。“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他懂。赵匡胤与周世宗无亲无故，给周世宗的印象，完全是靠才干、靠战功，凭本事吃饭。他与李重进、张永德这样的皇亲国戚不同，也没有韩通、李继勋那样根基深厚的背景，因而在处理与周世宗的关系问题上，他采取小心翼翼的谨慎姿态。特别是在屡立战功得到越级提拔时，他总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忠顺而不留下功高震主、悍将难制的坏印象。
有这么几件事颇能显露赵匡胤的此种心态。
第一件，攻克滁州后，周世宗派翰林学士窦仪到滁州清点唐军留下的财物。窦到滁州后，便将官府所藏逐一登记造册。赵匡胤派亲兵到窦仪处索取府库中贮存的绸绢，遭到窦仪的拒绝。按说作为占领军司令，攻克滁州的首位功勋人物，克城后纵兵剽劫都算不上大事，五代时期这样办理的战将比比皆是，索要一些绸绢也在情理之中。但窦仪却不买账，他的理由是：这些财物既然已被官府籍没，就成了后周王朝财物的一部分，要取，可以，但得拿皇帝的诏书来，否则不行。起初赵匡胤也很恼怒，以堂堂攻城司令索要区区一点绸绢尚不可得，这战将可当得够窝囊。转念一想，渐渐又冷静下来，既然不赏面子，就说明自己还没有居功自傲的资本。因而没有大吵大闹，而是遵从了窦仪的意见，悄悄平息了此事。
第二件，发生在平定滁州后从周世宗征战寿春之时。当时南唐军队连连败退，赵匡胤屡立战功，大名传遍南唐朝廷上下。李璟无可奈何之际，想用反间计离间赵匡胤与周世宗的关系，派人私下找到赵匡胤，馈赠白银三千两，并修书一封，许以高官厚禄。赵匡胤不为私利所动，为防止和消除柴荣的猜疑，主动将白银交给了内库，同时将情况报告了柴荣。
赵匡胤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小心翼翼，但在某些方面却很张扬，比如打仗，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物中总少不了赵匡胤。又比如每次临阵指挥战斗，他必定要将坐骑打扮得十分夺目耀眼，武器和铠甲也必定要与众不同。部将们大惑不解，说如此这般容易被敌人发觉。赵却回答说：“我就是要让敌人认出我来。”仔细想想，这种其实毫无必要的举动，除了炫耀自己的威名外，更多的，恐怕是想留下一个勇猛的、纯粹的军人形象吧。
赵匡胤虽为一介武夫，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头脑简单。说他“不学（其实从那时起他已开始留心读书了）有术，粗中有细”是颇为形象的。对周世宗小心翼翼，谨慎伺候，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沉稳而不露声色形迹，特别是不做建议，不代人言，只是默默完成所给任务的忍耐方针。这种韬略，他的同辈是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周世宗所真正引以为心腹的，还是他的亲戚张永德。张永德忠厚诚恳，对周室的忠诚无可怀疑，但他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关键时刻了无主见，身为大将却无大将风度；另一个弱点却是好为人代言，有人一撺掇，总是迫不及待地向皇帝上书，令周世宗深为失望。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周世宗北伐契丹，因病而还，回到他的发祥地澶渊时，柴荣留恋不舍，滞留不行，《却扫编》记载说：
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恂惧。时张永德……以乐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天下来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承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曰：“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世宗熟视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吾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趋驾归京师。
此段故事，《旧五代史·世宗纪》中也有记载，可见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周世宗一句“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足见柴荣素知永德之性格，透露出难以成大事的深深失望。
赵匡胤含而不露的另一招是帮助张永德发展派系势力，推波助澜地扩大部门矛盾。
张永德和赵匡胤都供职于殿前都指挥使司，其中张是赵的顶头上司。按照后周三衙分立的军事体制，除殿前都指挥使司外，还有侍卫亲兵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司。广顺二年（952年），这三个军事部门分别由李重进、樊爱能和何徽担任。高平之战后，周世宗改革军队，扩大殿前诸班军力，使这支近卫部队异常精锐。显德三年（956年）十二月，周世宗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虽低于当时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但军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殿前司系统和侍卫司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摩擦，产生磕磕碰碰的矛盾。事实上，张永德和李重进这两位部门领导人不和的问题，早已尽人皆知。956年十月，周世宗从淮南已返京，前方战事紧张，时李重进驻军寿州，张永德率军屯下蔡（今安徽凤台），“永德每宴将吏，多暴重进短，后乘醉谓重进有奸谋，将吏无不惊骇，永德遣亲吏乘驿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将俱握重兵，人情益忧恐”。
此事载于《宋史·李重进传》，《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从张永德每次请客都要讲李重进的不是，甚至拿莫须有当事实火速派人给柴荣打小报告这点看，两人的矛盾是冰冻三尺，由来已久。其中不免有张永德仗恃实力有意陷害和排挤的成分。
这种恶意的中伤，甚至是有意陷害，与史籍记述的宽厚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免叫人联想起别有用心的部将对这位遇事无定见的主帅的有意挑唆。
看看张永德和赵匡胤的关系，或许你就会从这扑朔迷离的浓雾中找出点什么。
《宋史·张永德传》的记述很有意思。据说张永德亲闻睢阳书生预言赵匡胤将受天命，便“潜意拱向”，也就是曲意逢迎。在显德五年（957年）赵匡胤续弦王氏时，张永德还出钱数千资助。出资助娶，作为对部将尤其是自己所钟爱的部将一种关怀，应在情理之中，但硬说张永德以皇亲国戚兼殿前司统帅的身份，有意去亲近和巴结一位下级，却颇不可思议。如果拂去谀奉史臣在两人关系上布下的疑云，说赵匡胤巴结张永德，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但不管怎么说，张永德和赵匡胤的关系的确不一般。直到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他还时常找张永德“道旧故，饮以巨觥，每呼驸马不名”。既然上下级关系如此融洽，赵匡胤在张李关系上吹吹风，出出主意之类的动作应该说也是极为正常的。
尽管赵匡胤与张永德关系密切，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本人却不公开介入矛盾。他身为张永德所倚重的殿前司部将，却注意与侍卫司的将帅搞好关系。将军与书本打交道不多，与人缘打交道不少。虽然他的上司总要找些岔子与侍卫司的同行们过不去，但赵匡胤对他们却持一种客气和尊敬的态度。例如他对侍卫司虎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以兄事之”，与侍卫司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光翰交情很深，同幼年好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情好亲密”，至于原侍卫步兵都指挥使李继勋，已不是一般的关系密切，而是正式结拜了兄弟的铁哥们。对李重进和韩通等将帅，赵匡胤虽然心里有看法，但表面上却待之恭敬有加，起码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永德来攻击李重进。可见赵匡胤还是很注意处理好上下左右的诸种复杂关系的。
赵匡胤从后周显德初年就执掌殿前司，周世宗改革禁军时他又参与其事，故与许多武将联系密切。他们对赵匡胤的拥护，是导致后周政权倾覆、赵匡胤上台的重要原因。这批武将，又以世人所传的“义社十兄弟”最为著名。
五代时干戈扰攘，城头变幻大王旗，皇位更迭恰似走马灯，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武将们都想方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而通过拜把子结兄弟来拉拢人才、增强己方实力就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后周太祖郭威即通过此方法，以培植个人势力。
据《宋史·李琼传》载：郭威早年曾与一班中下级军官结为生死兄弟，号称“十军主”，并刺臂宣誓云：“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此后郭威正是倚靠“十军主”的支持、拥戴，才一举登上了皇帝宝座。至此，赵匡胤也效法周太祖郭威的故智，结成了一帮把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据《宋朝事实》卷九《勋臣》记载，义社十兄弟成员除赵匡胤之外，其他九人为：
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
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
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
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
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
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
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
彰德军节度使韩重赟；
解州刺史王政忠
此处所述九人的官职当然是在北宋建立之后所封赐的官职，而在结义社的当时，这九人的官爵并不太高。当时，“义社十兄弟”以赵匡胤为首，大部分为殿前司将领，其他的也与殿前司关系很深，或由殿前司出任侍卫训将官。这是赵匡胤为发展个人势力而采用的重要步骤，而这义社兄弟也就成为赵匡胤集团的中坚力量。
当然，在后周末年与赵匡胤以兄弟相称的将官不止这石守信等九人。就以《宋史》所载，如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真定安喜（今河北定州）人，与赵匡胤同侍奉周世宗，因年长于赵匡胤，且两人同姓，故赵匡胤待之以兄长之礼；而赵匡胤与大将慕容延钊亦相友善，显德末，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其副手，任殿前副都点检，也因慕容延钊年长，赵匡胤事之为兄；又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光翰，与赵匡胤关系也甚深。此外，大将高怀德、张令铎等人也都成为赵匡胤的朋友。因龙捷、虎捷二军皆属侍卫司，故此赵匡胤在把殿前司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努力发展与侍卫司诸将的联系，壮大己方力量。因此，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这些将领或袖手旁观其成败，以决定自己的归依，或与义社兄弟一起积极参与其间，成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如张光翰、赵彦徽就因“翊戴”之功，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优厚回报：自拜诸军节度使，安享富贵荣华。
“义社十兄弟”的形成，大大增强了赵匡胤在禁军中的活动能量，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派系势力，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赵匡胤的地位日益上升，炙手可热的时候，当他拥有自己的智囊团和势力圈子的时候，当他的内外关系处理得极为周到得体的时候，渐渐地，他滋生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感慨，萌发了问鼎中原的大志。特别是在他羽毛渐丰的时候，他想起该试试在高空飞翔的能力了。
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赵匡胤必须取代张永德充当殿前司的最高统帅。随着军功的增多和地位的上升，赵匡胤也的确开始不把张永德放在眼里了。显德四年（957年），平定淮南大胜而归的赵匡胤以为淮南之役，自己居功最多，对自己的职务有些不满意了。四月，张永德领兵防御北部边境离开了京城，赵成了殿前司的代理最高统帅。但代理毕竟只是代理，大凡雄心勃勃的人都不甘居人之后，赵更不例外。他放出了试探气球，一时间，军内军外围绕朝廷对有功之臣的赏赐议论纷纷，有一种议论渐渐流传开来，说是赵匡胤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朝廷“虽云酬勋”，却“止于移镇”，显然“赏典太轻”，因而“物议不允”。舆论向来是政治的晴雨表，也是很多政治家乐此不疲的“民意测验”，尽管这些舆论大部分时候是被人操纵的。不过，赵匡胤在这次“民意测验”中的得分并不高，试探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尽管“物议不允”，但赵匡胤的军职却没有提升。
不过，赵匡胤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皇天不负有心人，周世宗北征时，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起源于一块神秘的木牌。据《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记载：世宗北征时，“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宋史·太祖纪》的记载稍有差异，说是“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做天子’，异之”。
毫无疑问，这是一道谶符。尽管木牌的来历说法不一，但估计事情还是存在的，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为的。对这块神秘的木牌，许多人都进行过分析，归纳起来，不外有这么几种可能：一是离间君臣关系；二是李重进派系为加害张永德而做的手脚；三是赵匡胤集团为排挤张永德而采取的一箭双雕之法。不管是哪种可能，这块木牌都给张永德的前程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从客观上给赵匡胤挤掉张永德取而代之，进而制造天意，篡夺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周世宗临死前，对身后之事作了精心而缜密的安排：
其一，册立皇后。周世宗即位时，册立大将符彦卿之女为皇后，符皇后死于显德三年（956年），此后周世宗未再立皇后。至此，周世宗复册立符皇后之妹为皇后，以便垂帘听政，并利于取得符彦卿的全力支持。
其二，确立幼子的皇嗣地位。周世宗育有七子，前三子在后汉末年内乱时被后汉隐帝所杀。此时，第四子柴宗训年仅7岁。六月，封柴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笫五子柴宗让为燕公，领左骁卫上将军；确立柴宗训为皇位继承人。
其三，在文臣方面，周世宗托孤于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当时周世宗欲任用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但有人认为魏仁浦未参加科举考试，不是进士出身，不合为相。周世宗便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君上辅佐者，尽由科举一途耶？”力排众议，并为加强文臣权职，就令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为宰相兼枢密使，以三人一齐位兼文武，执掌中枢军政大权，辅佐幼主。
其四，在武臣方面，周世宗任命吴廷祚为枢密使，并选择韩通、赵匡胤为托孤之臣：免去张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升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李重进仍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但统领所部兵马赴河东备御，而提升韩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周世宗解除张永德的军权，让李重进出京领兵，而由赵匡胤、韩通统领殿前、侍卫二司禁军，除有平衡殿前、侍卫两司权力，使其互为牵制的因素以外，还与赵、韩两人资望较浅，对后周帝位的威胁相对于张永德、李重进来说要小等原因相关。
不过，“点检做天子”这一谶语总让周世宗有所不安。当时右拾遗杨徽之也上书天子，称赵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周世宗虽未因此罢免赵匡胤，但还是下令军政主要由韩通裁决，以此作为防备。宰相范、王、魏三人“廉慎守法”，以宽厚长者著称；而韩通素称谨厚忠实，无野心，虽脾气不好，人缘较差，然而有勇力，能得军心。周世宗的最终安排，是欲文倚靠三相，武依仗韩通，并加上赵匡胤等对韩通有所牵制，以平衡各方势力，由此维系其儿子的帝位。
周世宗煞费苦心的安排，应该说是充分周详的，但还是漏算了一点：即自低级军官中自己一手提升为禁军统帅，出任殿前都点检的心腹爱将赵匡胤的野心；而文之三相、武之韩通，皆忠厚有余，机变不足，难以应对突发事变，从而使得周世宗尸骨未寒，便江山易色，实有负周世宗的重托。
由于当时君幼臣强，人心猜疑，政局不稳，故自军中逐渐传出密谋推戴赵匡胤为天子的谣言。
五代时期的武将，一旦掌握了中央军权，往往会萌生篡位之野心。升拜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统率着数万人马的禁军精锐殿前诸军，文有赵普等幕府谋士，武有“义社十兄弟”等战将，且其在跟随周世宗南北转战中屡立战功，故在军中的威望急速上升。但由于周世宗“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且“又勤于为治，聪察如神”，并有“性刚而锐敏，智略过人”的王朴辅佐，从而使得赵匡胤小心谨慎，以种种忠诚之姿态来取得天子的信任，而不敢有所妄动。至此，英武的天子与“智略过人”的辅佐之臣先后谢世，深埋在赵匡胤心底的野心由此迅速膨胀，欲借此“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之大好时机，趁乱夺取后周政权。于是赵匡胤及其谋士、军中弟兄纷纷活动。
自唐代覆灭以来，五代各政权的更替如同走马灯般地进行着，在短短的53年中，先后换了14个君主。历来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一变而成了有兵权、有实力的武人可以随意抢夺的东西。在权力更替中，禁军将士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获得大量的财物等赏赐。同时五代乱世，礼义沦丧，君臣关系是以利益为维系的纽带，利合而为君臣，利分即成仇敌。因此当时禁军将士颇为喜欢拥立新天子，以获取更大利益。现在统治天下的皇帝由英武的周世宗换成年幼无知的周恭帝，故那些不甘寂寞的禁军将士又萌生了效法其前辈贩卖天子宝座的念头，加上别有居心者从中积极活动，使得局面逐渐失控，向着赵匡胤集团中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匡胤等人的企图，随即被不少官员察觉。虽然有人明哲保身而观望，但还是有官员为此上书朝廷，如殿中侍御史郑起即上书宰相范质，指出赵匡胤等人言行诡谲，应引起朝廷警觉，且赵匡胤颇有人望，处于今日“主少国疑”之时，赵匡胤不宜再执掌殿前司虎狼之师。但这意见却并未被范质等重视，故而也没有为此采取任何措施。
在郑起上书宰相的同时，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之子韩微亦察觉了赵匡胤的篡位企图。执掌朝廷军权的韩通本属一介武夫，胸无点墨，且又性格狠暴，人称“韩瞪眼”。但其子韩微却足智多谋，不同凡响。因其小时候生病后落下终身残疾，成了驼背，人称“橐驼儿”。别看韩微长得丑陋，却很有见地，至此危急时刻，竭力劝父亲先下手除掉赵匡胤，以免后悔莫及。但韩通不听，亦不在意。但赵匡胤得知韩微向韩通告发了自己，既嫉恨又担忧，更加紧了夺权的准备，终于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坐上了皇帝宝座。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春节，当后周君臣在宫中庆贺新年之际，忽然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属河北）两地长官遣人入京奏报契丹南下入侵，北汉兵马自土门东出与契丹军队联合。后周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等大臣在仓促之中不辨真假，急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领三军将士北上御敌。
对于此次北汉和契丹联军的突然而恰到好处的南侵，宋朝君臣自然是一口咬定确有此事，基本依据宋代国史而撰成的《宋史》，还特意在《北汉刘氏世家》中指出：显德六年（959年）冬，北汉主刘钧结契丹南侵后周，但得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的消息，便“与契丹兵皆遁去”。这太使人意外了，想当年周世宗柴荣初即位时，政局不稳，北汉刘崇认为正是其夺取中原政权的良机，即去联络契丹出兵一起南侵，至此竟然会在听到中原政权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内乱之后，与契丹军队皆不战而遁，实在不合逻辑。果然，在《辽史》相关传记中，完全未见有此时辽军会合北汉兵马南下的记载。因此，来自河北前线的敌军南侵的情报，实是出于别有用心者的作假，其目的就是为了“黄袍加身”的闹剧顺利上演。
初二，赵匡胤升帅帐调兵遣将：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和侍卫步军虎捷左厢、右厢都指挥使张光翰、赵彦徽，全部随自己出征，而留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率兵协助韩通守京城，并派遣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领前军先行北上。从表面上看，赵匡胤如此派遣将士甚为合理，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都是部分出征，部分守城，既是劳逸均沾，又便于相互牵制。而这后一点，对于正忧愁于“主少国疑”的符太后、范质、韩通等人来说，应该颇为放心的。不过，赵匡胤的如此安排，实在另有深意。
因为侍卫司步军之将帅张令铎是著名的仁厚人，张光翰、赵彦徽素与赵匡胤关系密切，故侍卫步军就基本为赵匡胤所控制，而侍卫马军将帅高怀德亦与赵匡胤交情不浅，而且纵然他与马军将士不一心，但在随赵匡胤出征的殿前司精锐和侍卫司步军的挟制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尚且马军中还有部分中下级军校归心于赵匡胤。而留守京城的韩通，虽仍掌握着京城军权，但侍卫司马、步大军此时已分在数处：李重进率一支兵马驻扎扬州，韩令坤领一支精兵巡守河北沿边，另一支随从赵匡胤出征，所以留在京城的侍卫司人马已不多了，而且赵匡胤还特命石守信、王审琦率领一支殿前司精兵留在京城内，而这支部队，如遇到非常之事，是不可能听从韩通调遣、指挥的。不过，作为殿前副都点检的慕容延钊，资历深于赵匡胤，赵匡胤以兄长之礼待之，让他处于其中，终究有所不妥，所以赵匡胤派遣他领前军先行出发。
就在这一天，京城内盛传兵变即将发生的谣言，甚至有士兵在市中公然宣称“将在出军之日，策立点检为天子”。由于就在十年前周太祖郭威率领兵变将士进入京城时，为争取诸军的全力支持，故同意于“克京城日，听诸军旬日剽掠”。于是诸军进城后，纵兵大掠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禁遏，京城百姓财产损失极其惨重。因此，流言一出，满城惊疑，人心惶惶，自市民至官商人家，争相搬家出城逃避。
据宋代文献说，当时这策立新天子的流言，除内宫及范质、韩通等数人懵懂不知外，已是满城风雨。此说恐不尽然，因为符太后和小皇帝，如大臣们有意阻隔宫外消息，确可能有所不知。但身为宰相且并不昏庸糊涂的范质，和职掌京城军政大权的韩通，不可能丝毫不知。据《闻见近录》说，赵匡胤于临出发前，曾前往韩通府上辞行，韩通之子韩微再次力劝乘机除掉赵匡胤，并准备下手，但为韩通所阻止。由此可证，韩通至此不会还不知策立“点检做天子”之流言，而此类重要情况，韩通也不可能不告知宰相。那为何范质、韩通等人不采取断然措施以消弭灾祸呢？这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当年后汉隐帝就是因为莽撞出手，无罪处死朝中大臣，从而激怒统军在外的大将郭威，发动兵变，夺取了后汉天下。如若现在仍以流言为理由匆忙处死朝廷大将，一旦激起事变，其后患绝不会小于当年。而且在情况还不明了之时，断然措施与莽撞行事之间不过一纸之隔，这使得范质、韩通们实在难下决断。其二，当时朝中“老将大校多归心者”，就是宰相王溥，据《龙川别志》称，也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成了内应。所以就算“忠于周室，初无所附”的范质与韩通想采取断然措施，也必将遭到多方牵制，而错过那难得易失之时机。
不过，这城中纷纷扬扬的传言，也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司马光《涑水纪闻》等宋代笔记都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赵匡胤得知“点检做天子”之谶言已广为传布于京城时，其所作之反应是“惧”。即回家密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奈何？”其“姊面如铁色，方在厨房，引擀面杖逐太祖（赵匡胤），击之”，并喝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似为耶？”赵匡胤闻言默然而出。此处“姊”当作“妹”。这“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之语，可谓掷地有声，虎虎生色，显示出将家无弱女的本色。同时，这则记载也说明，当今有研究者认为，赵匡胤为夺取政权而制造舆论，又派人到处散布“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诚然，赵匡胤及其谋士赵普等人确实利用这现成的“点检做天子”之谶言为自己篡位夺权制造舆论准备，游说煽动三军将士，也确实使得本来就惯于以拥立天子谋私利的禁军将士一时胆气颇壮，欲重演故伎，再来一幕“新桃换旧符”的闹剧。但赵普和赵匡胤绝对不想把其策划的、欲实现“黄袍加身”的重大政治阴谋，变成一场路人皆知的“阳谋”，这实在太过儿戏。所幸这自军中密谋者辗转流传到社会上的“预言”，并没引起应变之才不足的范质、韩通们的特别警惕，因而也没有采收任何防范措施，从而只是让神经紧张的赵匡胤虚惊了一场。
初三，赵匡胤率数万人军自爱景门出京城开封，北上御敌。因为三军纪律严整，毫无异动，所以城中被流言吓得心神不宁的市民们，由此稍微心安。当晚，出征将士驻宿于陈桥驿。
陈桥驿是当时自京城开封上河北、山东大道上的一个普通驿站，位于开封东北四十里处（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与今日陈桥镇位于黄河北岸不同，当时黄河从郑州往东北方向流去，陈桥驿所在的封丘、长垣、滑县等地都处在大河之南，自陈桥驿向北走百余里路方能抵达黄河岸边。北宋以后，黄河在河南曾改道多次，约距今三四百年前的一次改道，才把陈桥镇从大河之南“割”到了北岸。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成为“龙兴之地”，使得陈桥驿在北宋时声名显赫。宋初，改作“班荆馆”，规模宏大，建造考究，陈设华丽，设施周全，成为接待契丹国使、过往官员和举行国宴的场所，而不再仅是一个普通的驿站。宋徽宗时，班荆馆又改为“显烈观”，以“显扬祖烈”，成为宋朝皇室及朝廷官员经常活动的场所。北宋末，显烈观毁于金人铁蹄，仅留下一棵老槐树。民间有“赵匡胤拴马时是将军，解马时就是皇帝了”的传说，据说赵匡胤宿营陈桥驿时，就将坐骑系于这棵槐树上，故称“系马槐”。该树高丈余，枝叶繁茂，历尽沧桑，为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唯一历史见证。
当日，有一个殿前司军校苗训，曾学过占星术，善于望气观星，在军中颇为知名。在行军途中，苗训与赵匡胤的幕僚谋士楚昭辅搭档，一唱一和，说天上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黑光纵横，并煞有介事地指示给其他将士观看，宣扬这是天命有归之征兆。中国古代一向以太阳代表帝王，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今天上两个太阳相斗，其含义不言自明。既然天意也是如此，那军中将士图谋兵变的信心不免更受鼓舞了。
当日夜里，驻扎于陈桥驿兵营中的三军将士，面对“主少国疑”的局面本已猜测不安，现今又在“点检做天子”的谶言、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的征兆和赵匡胤的谋士之游说、煽动下，不由得心中骚动难耐，摩拳擦掌。于是，那些为富贵欲望所驱使的禁军将士们纷纷汇聚在一起商议道：“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日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又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拒敌，未为晚也。”从聚议者的说辞上看，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仍为赵匡胤的亲信。
当时，在驿站中休息的赵匡胤，却一改往日带兵时的谨慎之态，大喝了一通老酒之后，假装醉酒，高卧帅帐，而让掌书记赵普担负起直接发动兵变的重任。夜深了，都押衙李处耘巡视一遍营寨，见众心已动，便回到中军帐内，与赵普商议下一步安排。不一会儿，一大帮禁军将领拥入赵普帐内，众说纷纭，欲马上推戴赵匡胤为天子，一时间乱作一团。赵普还担心军心有反复，见状就故意劝诫说：“太尉（唐、宋时对高级军官的尊称，此指赵匡胤）赤胆忠心，必定不会宽恕你们如此言行。”诸将闻听后不觉一愣，心想这算怎回事，于是有些人就慢慢地散开了。但这只不过是赵普所计划的，即所谓欲擒故纵，果然过了不久，众将再次汇聚前来，舞动刀剑，对赵普叫道：“按军规，军中有聚谋者就要遭到灭族的刑罚。现今已经定下此议了，太尉如若不从，则我辈岂肯就此退下而遭受刑罚？！”赵普见火候已到，就假意大声呵斥道：“策立，大事也，固然应当仔细图谋，汝等怎敢如此放肆、狂妄！”命诸将坐下听令。赵普为了万无一失，再次说道：“现今外寇压境，谁有对付之法？不如先驱逐外寇，凯旋时再商议此事。”诸将主意已定，便一口拒绝：“方今政出多门，如若等到驱逐外寇凯旋之日，则事情变化有不可预知者。只要立刻回军入京城，策立点检为天子，再引兵北征，破敌并不难。太尉如若不肯接受策立，那三军将士亦决难使其向北矣。”赵普见目的达到，就转换了口风。由于五代篡位的帝王为取悦将士，有在率军攻入京城时，纵兵大掠数日的恶习，称“夯市”或“靖市”，由此大失民心，故皆国祚不长。赵普为免蹈覆辙，极想改变这一兵变恶习，因此，赵普告诫参预密谋的禁军将校说：“兴王易姓，虽说是天命，但实系于人心向背。现今北征之前军已北渡黄河，各节度使驻兵四方。如若将士劫掠京城，必定生乱；而京城生乱，则外寇将愈烈，并使四方百姓惊乱生变。诸位如能严教军士，勿令剽掠，使京城人心不乱，则四方自然安定，诸位也可长保富贵不失。”在场将领都表示同意。于是赵普遣赵匡胤卫队军校郭延赟连夜驰奔开封，急告留守京城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秘密做好接应大军回京的准备。同时，赵普又命亲军将士守卫在帅帐及营寨中的重要场所，持枪待旦。
因为事情进展一如预期，所以醉卧帅帐的主将自然也就一直酣睡不醒。
四日清晨，天色还未大亮，兵营中的鼓噪声四处响起，声震原野。赵普便进入帅帐，禁军将校亦擐甲执兵，一起拥入赵匡胤的寝室，嚷嚷道：“诸将无主，愿策立太尉为天子！”赵匡胤也就此从梦中惊起，披衣下床，还没来得及与诸将应酬，就被众人搀扶着来到公案前，一件早已准备好的象征天子身份的黄袍（皇帝之衣色黄）就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众人然后纷乱地退后跪拜在地，高呼“万岁”。当年郭威发动兵变时，其手下于匆忙中是撕裂一面黄色的军旗权当黄袍，相比之下，此次赵匡胤的准备可充分得多。
不过，赵匡胤虽已得到参预密谋的将校允诺不入京劫掠，但还不知三军士兵是否也持同样心思，故摆出坚决不肯答应之态，然而箭已在弦，不容不发，所以众将士也就不再多言，争相将赵匡胤扶上战马，簇拥着向京城开封进发。赵匡胤于是揽辔驻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自己贪图富贵，拥立我为天子，如能听从我命令即可，不然，我不能为汝等之主。”众将士一齐下马表示：“唯命是从！”赵匡胤便与拥立者约法三章，说：
少帝和皇太后，我曾北面事之为君，公卿大臣，皆我朝中比肩之人，汝等不得辄加凌暴。近代为帝王者，初入京城时，皆纵兵大掠，抢劫国库、街市，汝等不许再如此。事情成功之后，我定当重赏汝等。如若有违令者，当加灭族之刑罚。
三军将士拥立赵匡胤代替后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取钱财，既然所拥立的新皇帝答应事成之后有重赏，自然应允照办。赵匡胤的这道命令使得陈桥兵变与五代时期其他频繁发动的兵变有了本质差异，使得此次兵变成为天下由乱到治的转折点。得到三军将士全力拥戴的赵匡胤，便先遣亲将潘美去京城见宰相等文武大臣通报兵变之事，并派遣幕僚楚昭辅入城安慰其母杜氏等家人，告诉他们兵变已获成功，然后整顿三军，掉转马头，直扑守卫空虚的京城。
赵匡胤领兵进城时，宰相范质、王溥早朝未退。听说发生兵变，范质走下殿来抓着王溥的手说：“没有慎重考虑，仓促地派赵匡胤出征，这是我们的罪过呀！”王溥惶恐得说不出话来，范质也十分紧张，王溥的手几乎被范质抓出血。
这时，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也在宫内，听说兵变，急忙回家，准备抵抗。结果被赵匡胤的军校王彦升在路中遇上，王彦升跃马紧追，追至韩家，韩通还未来得及关门，王彦升就闯了进去，把韩通及其妻子一齐杀死。
后来赵匡胤为了收买人心，不仅没有表彰王彦升杀韩通之功，反而对王彦升定专杀罪而问斩，幸有众臣讲情才免一死，但终生未予重用。当赵匡胤即位后，追封韩通为中书令，以大礼埋葬。本是一场兵变，可是仅杀韩通一人而得天下，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正月初四，赵匡胤入城后，在众将士护拥下登上了明德门，他命令众将士解甲回营，他也回到他平日办公的公署，脱去了黄袍。不大工夫，将士们把宰相范质、王溥等拥来。赵匡胤见他们一到，便哭泣着说：“我受世宗厚恩，可现在被六军所逼，一下子弄到这种地步，我非常惭愧，对不起皇天后土，可怎么办哪！”范质等还来来得及回答，军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说道：“我们有君等于没君，今日必得立个真正君主！”赵匡胤当即斥责了罗彦瑰，罗彦瑰也不在乎。这时范、王二人，我看你，你看我，不知如何是好。范质立而不拜，王溥急忙下阶先拜，范质不得已随拜，两人齐呼“万岁”。
范质、王溥请赵匡胤登崇元殿，然后召集百官到朝廷就列，举行周帝禅位礼。禅位礼举行得非常匆忙，还未来得及撰写禅文。没有禅文的禅位礼，怎个禅法，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正在急得没办法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却从怀中突然掏出一纸禅文进上，从而使这个禅位的尴尬局面大为改观。有人出来，以周恭帝的名义宣读禅位书。禅位书说：
上天生下众民，设立君主来管理天下。不论是尧老了能把帝位无私地让给舜，还是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些都是顺应时势的行动，其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我是最末的一个小子，正遇上家父早逝的不幸。当前朝野上下，人心都已离去，但国家命运会有好的结局的。你这位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将军，就是能秉承我太祖、世宗大业的人。你有神武的谋略，曾佐助我祖创业，能够严从天命。当服侍世宗时，在那艰苦的斗争中有你的奇功。当你领兵东征时，西边的人却埋怨你怎么不来西征。你的成绩可太多了。只有有德的人，才有资格去祭祀天地鬼神；只有大仁大义的人，才可被歌颂执法严明。我要应天意顺民心，效法尧把位让给舜。让出君位，真像是放掉了沉重的负担。我将永居宾位了。唉！这就是我的意愿，我必须如此，因为我深畏天命。
陶谷不愧是翰林学士，他在禅文里引经据典，瞻前顾后，把用意写得淋漓尽致。他这个人很聪明，早就料到，匆匆地举行禅位大礼，很难有谁先写出禅文。于是他急忙撰写了禅文，藏而不露。他觉得在临场急需没有而着急的情况下，突然献出来，更显得可贵，必然会得到新皇帝的赞赏、感激。可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尽管他在关键时刻帮了赵匡胤的大忙，但是赵匡胤想的却是：这小子，真会搞投机，以后对他可得小心点。
禅位书宣读完毕，赵匡胤面向北拜受，接着重新穿上黄袍，由宰相扶着登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拜贺。
随后，赵匡胤立国号为宋。国号宋，是因为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所以取用了宋字。
改元建隆，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34岁，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他非常可贵的是，不报复，不杀掠。不论是谁，甚至包括旧皇室以及反对过他的臣僚，都尽可能以仁相待。他封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他大赦天下，封赏百官，派使者通告郡国藩镇。
在陈桥兵变中，赵普运筹帷幄，筹划周密，指挥得力，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夺权之举，立下了“佐命巨勋”，初次显露出他出色的政治才干。陈桥兵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郭威兵变的翻版，但是策划得更加周密和成熟，夺权更加迅速。京城未遭洗劫，争取了京城士民之心。一天之内，便面临着新皇帝和忠于他的强大军队，各地节度使和驻屯禁军，一时手足无措，只有俯首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