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朝气少年赴苏留学
1925年10月，300多名中国留学生出国来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首都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和深造。其中有一个俄文名字叫尼古拉的15岁少年。他看起来和其他的同学没什么两样：年轻、热情，对知识充满兴趣。但是少数知道他中文名字的人却总是对他格外关注。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国民国政坛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国民党高层人员、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他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一直就主张反苏反共，为什么会把长子送到苏联去接受学习呢？原来当时是苏联人出钱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立了黄埔军校，希望训练出一支俄式装备的真正军队。苏联人对于组建黄埔军校后任命谁为校长有绝对的发言权。蒋介石想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就要先掌握这所军事学校的领导权。而他比起其他人的优势在于他曾经去过苏联学习和考察，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而且参观后他并不满意苏联模式，但是毕竟这为他竞选校长的资格增加了一枚有力的砝码。
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而蒋介石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发生矛盾。他为了表达自己和苏联人之间的“同志般的友情”，用以掩饰自己的反共企图，竟把唯一的亲生子送往苏联。
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并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俄语学习之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
在校期间，蒋经国学习相当努力刻苦，俄文成绩进步很快，不久就能与人用俄语交谈。入校刚刚2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苏共预备党员。同时，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很受瞩目。
实际上，蒋经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当中。那时，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斗争甚为激烈的时候。而蒋经国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先在校刊上发表了《我从来没有如此说过》的文章，为那些同情托洛茨基而受到压抑的同学鸣不平。尔后，又竭力鼓动同学间的暗中活动，并劝他们书写小册子和开会，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
内部矛盾激化后，反对派的领导斯大林开始对异己进行打击。军政学院的院长因为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而受到整肃，近百名同情托洛茨基的中国学生被监视。蒋经国便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于是，他向学院党委提出了回国申请。
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军政学院党委无权审批，便层层上报，最后报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那里。经过深思熟虑，斯大林决定把蒋经国牢牢掌握在手中，作为一颗关键的棋子使用。“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然而，正当蒋经国准备积极改造、洗刷污点的时候，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蒋经国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为父亲的作为难堪，也感到受了羞辱。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登上了主席台，对蒋介石公开进行声讨。
蒋经国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尽管他还发表了和父亲断绝关系的声明，但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还是逐渐走上了艰辛的道路。
1930年9月，蒋经国被分配到莫斯科市狄拿莫电气厂当学徒工，开始真正体验苏联最基层的劳工生活，在人生道路上独立地摸爬滚打了。
对于蒋经国这次命运的安排，分析家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理论中，劳动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而工人阶级又是革命中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安排蒋经国到狄拿莫电气厂去工作，是给他的一份殊荣，同时要他在生产实践中得到锻炼。依据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哲理，若想获得和造就有用的人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使其将来能够胜任重要工作。另一种是，到1930年年中，在中国的大地上，蒋介石施展其超人的权术和政治手腕，纵横捭阖，在与诸军阀的争斗较量中，终操胜券，平定中原。无论如何，蒋经国毕竟是当时中国反革命霸主的儿子，其血脉里流的是蒋介石的血，而血浓于水，其情难断，其缘难绝，所以不能为他安排仕途，也不能用其所学到红军中当军官，索性用到工厂劳动作为对他惩罚的手段。在异乡把蒋介石的儿子作为人质，以警示蒋介石在反革命的道路上悬崖勒马，速速回头，不然他的儿子将要不断地遭受体罚、痛苦。
但是电气厂的艰苦生活并没有让蒋经国气馁，反而让他从贫穷中得到教育。他开始反思分配不公，反思自己的生活，并且养成了刻苦上进、热爱劳动的习惯。当时电气厂的领导十分欣赏他，准备提拔他担任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
没想到此时给了蒋经国打击的反而是他一血同胞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向反革命魁首的儿子交出丝毫的权力，从而建议工厂取消对蒋经国的推荐，不再提名他为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接下来，王明又提出制裁蒋经国的新的建议，要他到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泰去开采金矿。
蒋经国得到消息后，有高兴也有恐惧。高兴的是，如果去到阿尔泰，就可摆脱王明的控制，少遭劫难；恐惧的是，阿尔泰天气寒冷，终年是冰天雪地，自己的身体可能难以适应，再一考虑，即使到了那里，王明的“权威”也难以逃脱，他可随时通过苏共对他进行“遥控”。于是，蒋经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留在莫斯科的请求。最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网开一面，把蒋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蒋经国依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当时苏联境内和中国大地一片倒蒋的呼声。王明再次提出让蒋经国前往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进行劳动改造的建议。
此时年仅二十多岁的蒋经国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拖着大病初愈的软弱身体，带着那只早已破烂不堪的箱子，艰难地向阿尔泰进发。
2.少女芳心温暖病中人
阿尔泰终年冰天雪地、罕见人烟。矿区周围布着一圈连绵千里的铁丝网，“包围”着在其中改造的人。如果有逃跑者，出现在寸草不生的大地上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再加上此地一年中的大多时候都是冰雪覆盖，即使逃跑者侥幸能逃出矿区，也会被冻死在半路上。如果说在其他地方，蒋经国对自己的身份还比较模糊的话，而这里的客观环境已很清楚地告诉了蒋经国此时自己的身份。
也许是因为蒋经国劳动改造“表现”好，也许因为有人认为蒋经国还有用，万不能在此地消失……他到矿上还没到一年，就又给调回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了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上了一名技师。
蒋经国到厂没几日，就感觉到了周围紧张的政治氛围。他已经吃尽了政治苦头，极其盼望平静的生活。并且由于他的特殊背景，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被卷入政治的旋涡之中。蒋经国收敛了学生时代的锋芒，谨言慎行，多干少说。
这天，蒋经国同厂里的工人们一起从火车上往下卸钢筋、铁条，然后再装上卡车运往工厂。一个叫彼得的苏联青年看蒋经国个子长得小，想奚落他一番，让别人都只扛一捆铁条，却唯独把两捆铁条放在蒋经国肩上。
蒋经国扛着两捆铁条，刚要开步走，哪知工友们仍在起哄，还要再加一捆铁条。蒋经国咬咬牙，固执的性格和自尊，促使他叫彼得往他肩上再放一捆铁条。这时的彼得有些慌了，怕玩笑开大了收不了场。可蒋经国让他非加不可。彼得无奈，只好在他肩上又加了一捆。
蒋经国涨红了脸，咬着牙，扛着3捆铁条，步履维艰地朝10米外的一辆卡车走去，最后终于将3捆铁条扛到卡车面前。现场的几百名工人从惊愕中醒来，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蒋经国一时不知所措，脸上现出少女般的腼腆。少顷，他醒悟过来，向大家友善地扮了个鬼脸，又投入到劳动中去。
蒋经国没有发现，在现场注视着他的目光中，有一双柔情脉脉的眼神。那是一个叫做芳娜的苏联少女。人群中，芳娜没有勇气上去和蒋经国说话。但是她心中却记住了这个倔强有劲的中国男人。
不久之后，蒋经国升任该厂的副厂长，具体负责厂里的生产工作。他在工作中不断强调“党的路线”、“党的需要”，终于让其他人不再把对蒋介石的仇恨记在他身上。
一天晚上，蒋经国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途中，看到一个魁梧的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女子不停在闪躲，但是大汉步步紧逼，用俄语对她说着什么，情绪激动起来，还动手摇晃着她的双肩。当时苏联也时常发生一些男子强奸女人的丑事，蒋经国一看情况不对，连忙走过去询问：“什么情况？”
那个少女正是芳娜。她一看见蒋经国，立刻两眼发光，躲到他身后。苏联大汉见蒋经国矮矮小小，并不以为然，挽起袖管威胁蒋经国，让他别管闲事。没想到蒋经国个子不高，力气不小。他挥起胳膊，两三拳就揍得大汉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
获救的芳娜热情地拥抱蒋经国，不住地说：“感谢你，尼古拉。”
蒋经国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芳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啦。”
蒋经国送芳娜回宿舍，一路上两个人闲谈。蒋经国知道芳娜是一个孤儿，从小跟姐姐长大。同病相怜，从小不在父亲身边长大的蒋经国跟她谈得很投机。两人竟然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到了宿舍门口，芳娜深情地望着蒋经国，大着胆子说：“明天下班后还有时间一起聊聊吗？”
蒋经国踌躇了一下，他有些担心自己复杂的身份背景会给这个单纯的少女带来麻烦。但是看着她明亮动人的蓝眼睛，他不由自主地说：“好。”
两人就这样越走越近，越聊越热。几乎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芬娜的温柔、善良、聪明，越来越深地印在蒋经国的脑海深处，挥不去，抹不掉。而蒋经国的踏实、勤奋、有责任感，则带给了芳娜难以割舍的安全感。
蒋经国又担任了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工作卓有成效，爱情甜蜜，这让他在长久困苦的生活中感到一丝安慰。
但是到了1935年，王明又在极左思潮下，认为必须对蒋介石处之而后快。因此他要用蒋经国要挟蒋介石，以便“扰蒋方寸，迫蒋就范”。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发表了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在文中痛批了父亲一顿：
“……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之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吗？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把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这封信通过苏联的新闻媒体广为传播，不久，《纽约时报》摘要转发，成为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而带给蒋介石的是极大的耻辱。
蒋经国在写下这封信后也病倒了，他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几天滴米未进。幻觉中，他像是回到了故乡溪口，在母亲毛福梅的怀里，喝着甘甜的泉水……
蒋经国迷迷糊糊感到一股清甜的牛奶从他嘴里灌入，滋润着他干枯的喉咙。他勉强睁开双眼，看到芳娜最时常戴的那块大红色的头巾。她鹅蛋形的脸庞消瘦了许多，两个眼睛哭出了血丝，金色的头发从耳后垂落，也顾不上梳理。蒋经国心里涌起很深很深的爱恋，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值得与之相伴终生。
芳娜看蒋经国醒过来了，连忙擦干眼泪，将面包在牛奶里泡软了，喂给他吃。然后又喂他吃下了几片退烧药，试着他额头的温度，总也不放心。
蒋经国强撑着笑一笑，对芳娜说：“我没事的。我那么强壮，这点小病伤不了我。你回去吧，别总跟我在一起，人家会说闲话的。”
芳娜红着脸，咬咬牙说：“我不怕。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我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也不管你的爸爸是谁。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有你在身边，我就觉得安全。”
蒋经国动情地说：“芳娜，谢谢你。你能为我唱一首歌吗？”
芳娜侧着头想了一想，站在门边披着红头巾，轻轻唱了起来：
“center”“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center”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center”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center”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center”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
“center”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center”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
“center”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center”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center”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center”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center”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3.新婚夫妇苦中作乐
1935年3月的一个傍晚，在乌拉尔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里，传出了激昂的《国际歌》声。伴随着乐队的伴奏，合着工人们的阵阵欢呼和掌声，迎着那凌空撒落，代表喜庆的纸屑花雨，蒋经国和芳娜满脸笑容地拥抱在一起，庆祝他们的结合。工人们向这一对在患难中结合在一起的异地国情侣，不断地喝彩和发出友好的祝福。
婚礼上，蒋经国身穿崭新的西装，打着红领带，微胖的圆脸因兴奋而微微泛红，两道粗黑的卧蚕眉下的一双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缝。芳娜今天也打扮得更加迷人，金黄色的头发被绿发卡拢成了一束，越加衬托出鹅蛋脸庞的俊俏与妩媚。经过描画的柳叶眉下，大眼睛神采奕奕，白皙的面庞因为羞怯而潮红，像喝醉了香醇的美酒。她身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显得越发婀娜多姿。芳娜时不时地用她那漂亮的大眼睛打量着紧紧挨在自己身边的丈夫，感到无限幸福；蒋经国也频频地看着依偎在自己身边的新婚妻子，享受着爱的甜蜜。
工人们痛饮着他们最爱的伏特加烈酒，让酒精把这个夜晚的气氛推向最顶端。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婚礼，但是却让贫穷而勤奋的人们感到无限快乐。
1935年年底，蒋经国和芳娜的长子爱伦出生，在蒋氏家谱中取名为蒋孝文；次年又添一千金，取名爱理，即后来深受蒋介石和蒋经国喜爱的蒋孝章。孩子的出生，为他们这对患难中结成的异国情侣，带来更大的乐趣，他们夫妇共同享受着天伦之乐。
但是中苏关系的持续交恶和蒋经国特殊的身份导致更大地阴影又笼罩在了他们的头上。
1936年9月的一天，芳娜下班一回到家，匆匆忙忙地问蒋经国：“你犯了什么错误，上边为什么把你的副厂长职务给免除了？”
蒋经国还并不太在意，一边高兴地逗着儿子爱伦，一边说：“不当厂长不是更好吗？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无官一身轻。’干得越多，越有可能犯错误呢。”
芳娜十分着急，还有些悲伤，她又问：“尼古拉，你应该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究竟是因为你工作出了错误，还是因为上层的大清党运动？或者是因为你得罪了那个王明而导致这样的后果？”
蒋经国仍抱着爱伦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与你刚才说的都有关系，也许又都没有关系。”
芳娜泪水潸潸，又说：“听说托洛茨基已被开除了党籍，受到了批判，会不会因为你过去与托洛茨基交往的关系呢？”
蒋经国这时愤然地说：“我和托洛茨基有什么关系呢？无非就是有过几次谈话而已。不错，托洛茨基是蒋介石的朋友，1923年蒋介石访问俄国回国后曾对我说过‘托洛茨基很伟大’。我到苏联求学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几次召见，这些事都是公开的，有什么可以责难的？”
芳娜抹着泪说：“既然与你没关系，那怎么听说工厂正在召开党委会议，要取消你的候补党员资格……”
“你说什么？我的候补党员资格被他们取消了？”蒋经国此时神色大变，他对撤销副厂长职务不太在意，却承受不住取消候补党员的打击。此时的共产主义是他的全部信仰，而苏联共产党却将他视为叛徒、渣滓。这让蒋经国感到被组织抛弃了。他愣了半天。突然搂住爱伦的头失声恸哭，芳娜也“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扑在痛苦的丈夫身上。
但是没想到这还不是对他全部的惩罚。不久之后，他被工厂开除，失去了收入。于是，蒋经国再次上书斯大林，请求回国，可又未得到批准。蒋经国又一次领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无情和残酷。
蒋经国没有收入，全靠妻子芳娜扛起生活的重担，照料丈夫和两个孩子。见蒋经国情绪低落，她还不断安慰他，劝他散散心。苏联女人的坚强能干和无私的美德在她身上不断的发光。
1936年严冬的一天，刚刚下班的芳娜走出车间，来到工厂的门卫收发室。她想向收发室的大胡子老人讨几张报纸拿回去给正在家里愁闷的蒋经国看。开始，大胡子老人说报纸都是给车间的，不能给她。芳娜哀求说：“求求您师傅！尼古拉他病倒了，非常希望看看当天的《真理报》！”老人听了，叹了口气，急忙拿了些报纸，递给等候在窗外的芳娜。
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冒着凛冽的寒风，面容瘦削憔悴的芳娜快步地奔走在工厂通往宿舍的雪路上，回想起与蒋经国婚后的猝然变化，善良的俄罗斯少妇眼圈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快到家的时候，她马上擦干眼泪，换上微笑的面孔，推开门，大声招呼：“我回来啦！”
屋里冷冰冰的，为了省些柴火，蒋经国把刚满周岁的儿子爱伦放在小暖阁里，自己却躺在冰冷的被窝中保暖。
芳娜连忙点燃炉火，又拿出一块面包说：“来吃点吧。”
蒋经国摇头说：“我不饿。留给你跟爱伦吃吧。”
芳娜说：“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怎么可能不饿？我知道你想节省一些，但是不能把身体弄坏了啊。等以后你恢复工作了，我们还都靠你呢。”
蒋经国愁眉苦脸地说：“我实在想回国啊，但是也不知道父亲在西安怎么样了……”
芳娜知道，自从12月20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在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起兵谏，蒋介石在骊山被囚》——的塔斯社电讯后，蒋经国就陷入了情绪的最低谷。他吃不下睡不着，每天惶惶不安，担心着国内的局势。消息的不通，让他的担心永无休止。芳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芬娜从与蒋经国结合以后，对蒋经国的内心世界已了如指掌。虽然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儿子，曾两次在报纸上公开指责他的父亲蒋介石，但从他的内心世界，从情感上并未达到彻底决裂、不共戴天的地步。在私下里，蒋经国常常向她流露出对家乡故人的怀念，其中也包括他的生身父亲——如今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的蒋介石。如果说9月份他被免职和开除党籍两件事对他是沉重的打击，那么12月份发生在中国西安的“兵变”，则使蒋经国心中最后的希望也泯灭了。他感到前程是漆黑一片。
芳娜想起自己刚要来的报纸，连忙拿出来给蒋经国。蒋经国像是突然来了力气，马上从被窝里爬出来，搓热了被冻僵的指头，一张张匆匆翻阅起来。突然，他眼睛一亮，大叫起来：“啊！芳娜，有好消息！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了！”
芳娜连忙过来一起看。报上说的是，宋子文、端纳，还有宋美龄，都赴西安营救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也赶到西安，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西安事变”终告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返回了南京。
“我们有希望回国了！我要带你们回家了！”蒋经国摇晃着芳娜，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满脸热泪。爱伦也被吵醒了，在小床上伸手踢腿地哭。蒋经国一把抱起他来，热烈地亲吻着他的小脸，充满喜悦。小小的陋室里充满了欢乐。
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国国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蒋介石与中共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合作，此间蒋介石曾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流露盼子回归之意，于是周恩来等便通过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与斯大林接洽，要求安排蒋经国回国。既然国共梅开二度，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也转为正常化，斯大林不再需要“人质”。一向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的共产国际当然不会再次作梗，蒋经国回国才成为可能。
就这样，由“西安事变”做契机，蒋经国在苏联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终于可以返回离别12年的故乡了。
4.回国路遥忐忑不安
回国的通行证终于拿到了，蒋经国此时却忐忑了起来。由于蒋经国在苏联曾发表过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和《致母亲的公开信》，表示要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使蒋介石很难堪，再加上在苏联与芬娜的跨国婚姻也没同蒋介石商量，所以当斯大林批准他回国的申请时，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
思来想去，蒋经国决定找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了解情况。刚好当时蒋廷黻也正在到处找他。1936年蒋廷黻到莫斯科之前，蒋介石就找他谈过，希望他长期滞留在俄国的长子蒋经国能够回国。所以蒋廷黻在和苏俄外交部部次长史脱尼可夫的会晤中，也提到蒋经国，希望史脱尼可夫可以代为寻找。史脱尼可夫认为十分困难，但是愿意帮忙。
1937年某夜，当蒋廷黻正在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他有客来访，但是在未见他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蒋廷黻有一种奇妙的预感，他立刻接见了来客，一看正是蒋经国。离1925年蒋经国到莫斯科，已经过去了12年。艰苦的劳作和严酷的天气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如同四十岁的中年人，但实际上，他还只有27岁。只有循着眉眼的蛛丝马迹才能发现他和蒋介石的血缘关系。蒋廷黻十分高兴，蒋经国看起来却充满了担忧，他忧郁不安地问：“我现在回国，父亲会不会有意见？”
蒋廷黻忙说：“蒋委员长非常盼望着你能回国，他决定不计较你发表的声明，只要你能回到他身边，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蒋经国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对于我的苏联妻子，父亲可以接受吗？”
蒋廷黻挥一挥手说：“蒋委员长说了，只要你能回国，一切都可以不计较。”
蒋经国这才放下心来。他搓了搓手，似乎有些局促地说：“但我现在没有钱，也没有护照。”
“不用担心，我会为你安排一切的。”蒋廷黻肯定地说。
蒋经国高兴起来，圆脸上浮现出真正愉快的笑容。蒋廷黻又说：“你应该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回国。还有，别忘了给委员长和夫人带一些礼物。夫人很喜欢俄国的羊皮外套。”
蒋经国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但是还站着不走。蒋廷黻想了想，明白了他的困难，于是说：“给他们的礼物我会替你准备好。过两天你带夫人一起来共进晚餐吧。”
几天以后，蒋经国和芳娜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再次来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蒋廷黻把礼物给蒋经国看，送给蒋介石的是一个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的小装饰品，送给宋美龄的是一件波斯羊皮外套。芳娜娴静地站在一旁微笑，略加打扮之下，她耀眼的金发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蒋经国显得从容许多，饭桌上，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抱负。蒋廷黻冷冷地听了一会儿，严肃地告诫蒋经国说：“我建议你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过多的想法，而是多听，多看，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否则只会让你跟蒋委员长的关系更糟糕。”
蒋经国沉默不言。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蒋廷黻的话。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子芳娜，儿子和女儿踏上回国的征途。当年出国是1人走，而今返回是4人归，蒋经国感慨万千。在苏联虽受过太多的磨难，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12年，要离开了，却也有依依惜别之情萌生。
4月初，蒋经国和芳娜乘苏联轮船“马特洛索夫号”到香港，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在香港码头下船时，他的弟弟蒋纬国及一大批中国官员恭候迎接。
许久不见，蒋纬国也已经是一个21岁的青年了，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弟兄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芳娜从小生活在人迹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没有见过如此华丽的都市，更没有见过这般隆重的欢迎仪式。她开始意识到，她的丈夫蒋经国回到中国后的境遇将会比在苏联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以后会怎样，她还难以预料。
温和潮湿的气候，柔软的床铺和被褥，甜美多汁的蔬果，佣人慢火煲的广东粥，吃不完的饭菜，这一切都仿若仙境一般。几天后，蒋经国一家便由蒋纬国等人陪着来到上海。蒋纬国先到南京通禀蒋介石。两日后，蒋经国与芳娜也抵达当时蒋介石坐镇一方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金陵古都南京。
但是几天之后，蒋纬国才告诉蒋经国此时的蒋介石已不在南京，回了老家溪口。大家都以为蒋介石会急着见蒋经国，但蒋介石不冷不热，绝口不提见面的事。
听了蒋纬国的话，蒋经国有些沉不住气了，芳娜也十分不安。她拉拉蒋经国的衣服，满眼忧虑。蒋纬国看在眼里，问：“嫂嫂有什么问题？”
蒋经国替她回答：“芳娜担心父亲是不是不喜欢我娶了一个苏联女人回来。我跟她说不是，但是她不相信。”
蒋纬国说：“绝对不是。我从父亲的口气判断，他老人家还是对你当年在苏联报纸上公开骂他之事，心存芥蒂。现在虽然他同意你回来，但是他却始终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必须委屈你受点苦，才能跟父亲和解。”
蒋经国叹息说：“纬弟，事情已过多年，还说那些有什么用呢？我当年身不由己，否则又怎么能做下终生痛恨的事呢？如今父亲不肯召见我，而我又不能去溪口见他，难道就让我与妻小一直留在南京吗？”
蒋纬国立即劝道：“大哥你千万莫急，太急反而坏事。再忍耐几日，会有机会的。”蒋纬国还告诉哥哥这次蒋介石去溪口不是为了躲避他们夫妇，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因张学良遭软禁而替张学良求情的说客。他还告诉蒋经国他做蒋介石的工作没做通，便向随蒋介石去溪口的几位国民党大员请求帮忙，如戴季陶、陈布雷、冯玉祥等，经他们出面后，一定会“柳暗花明”的。
蒋纬国说得果然没错，两天后的一个傍晚，一辆黑色的豪华小轿车驶进了蒋经国与芳娜临时下榻的那座宅院。车门开处，走下来一位穿黑呢料中山装的官员，看见蒋经国与芳娜后急忙作揖赔笑，身后紧跟的是蒋纬国。经弟弟引见，蒋经国与芳娜才知来人是蒋介石手下亲信、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
蒋纬国告诉蒋经国与芳娜，蒋介石已决定要接见他们，特派毛庆祥来接他们。接着毛庆祥又对蒋经国夫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说让他们先到杭州拜见过宋美龄，再回溪口与他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