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理性和激情是柏拉图提出的人的三个方面，目的是为深化其他三个等级的观念。这三者与正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要想了解正义是如何在这三方面发生效用的，首先必须对三者进行初步的理解。这三者呈现连接关系，仿佛一个天平。当人肉体的欲望膨胀时，行为必然趋向利己主义，当人的理性占据了上风时，灵魂就会渗透智慧，窥见理念世界的光芒。至于第三者激情，它处于前两者之间游移不定的位置，人类的激情能促使人更加追求欲望，也能增进理性，使人克制欲望。“正义”就像天平上的砝码，当主观欲望膨胀的时候，它则发挥效力，使人的激情产生作用，即便忍饥受冻，也要努力克服困苦，因此它是“工人和农民”阶级恪守本职、坚持工作的原因；当城邦受到外敌入侵或受到威胁时，激情会点燃烈火，促使战士等级奋力作战；当正义作用在卫国者身上时，法律和国家的监管机制便会并行执行，因为它是使智慧的灵魂摆脱肉体困扰的重要方式。在城邦中，“正义”便可以认作是主观自由的意义。当其发挥至最大效能的情况下，权利与义务便相得益彰，每个人都必然有他的职责和利益，也具备了属于自身的财产——他自己的“正义”。“正义”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包含了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概念，是人们安于职守和保证生活安定的基本立足所在。同时，正义也是城邦的存在基石，它依靠于国家法律行为的给予，依靠不同等级的美德而存在。
六、也谈金属人
金属人的编制与理想国的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悖论。当人成为虚幻，国家也无疑成为虚幻，进而国家的政体以及柏拉图关于金属人证实的三个等级合理性都被推翻。
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人物的虚幻而大打折扣。金属公民是柏拉图为说明其三个等级划分的合理性而编制的。编制的最主要部分是关于神创造三种不同人的传说。显然，柏拉图是借鉴古希腊神话而创作的：大地——地母神在我们出生前已经准备好构成我们肉体的物质，这种物质分为三种：金、银、铜和铁，由少至多递增，构成的人依次为：卫国者、士兵、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只有第一种人才可以支配政治，人数也很少。阶层划分与四种德行的配给相得益彰。这也是柏拉图的编造的细微之处。他认为统治者的德行是，把理性表现为智慧；战士的德行是，将意志或激情表现为勇敢；而劳役者的德行是节制。正义在统治者、战士和劳役者身上各行其是。不得不称赞柏拉图这样的一个“高贵的谎话”，虽然作者甚至希望这种谎言得到公认。
等级在神话的编制下合理起来，而人群被分级又是如何建立和维持的呢？一开始，城邦需要一种推动作用，即卫国者采取有力的开拓方式当上国家的统治者后，便由其指定两个等级的入口，后来他们便可以采取世袭制度了。至于子女，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他们必定属于他们父母的那一等级；如果他们不属于那一等级的话，那么他们就相应地升级或降级。等级的继承性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三个等级孩子的地位的提升和降低。卫国者的孩子因为无能会被降级，士兵和劳动者的孩子因为优秀可被提升。
柏拉图对自己的“神话”的推广并不怀疑，虽然当时的人不相信，但他认为通过灌输可以使后人相信。这种思想是有害的。通过灌输使民族的思维死板，甚至愚昧，这样的后果与理想国的立国教育以及他和苏格拉底奉行的自由、实在理论背道而驰，最终理想国可就真的毫无理想可言了。
七、关于理想国的教育
柏拉图理想国的教育在今人看来有太多的不合理，诸如诗歌、戏剧、音乐等等，都被选择性的剔除，而理想国的公民们也在一系列的条款下失去了人性，无欲望，情感单一，“正义”的各行其是如机器一般。理想国到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失败。而柏拉图也只能站在空想上，独裁一般的实行着他的理论主张……
柏拉图十分重视理想国的教育，他的教育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音乐和体育，这两个词的涵义与当今相差甚远。音乐与我们今天的“文化”大体相当。其目的是为了将理想国的臣民培养为符合“正义”原则的人。这主要通过声音、节奏、文学诗歌等文学形式训练臣民内在的和谐，塑造团结上的心灵。但诗歌必须通过严格审查才能被用来教育，原则标准是，传达正义和善。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力量，培养受训者体魄，以应对非常局面。
柏拉图教育培养内容包括：威严、礼仪和勇敢。但柏拉图对培养途径进行筛选，从而符合他的原则，即“正义”。从尽可能的早期岁月开始，对青年接触的文学、诗歌和能听到的音乐就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保姆和母亲所讲授的内容，必须是合乎官定和法律允许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打破了大希腊时代一贯的作风，驳斥了言必称“荷马·赫西俄德”的传统，不允许讲授流传的《荷马史诗》和《神谱》上的内容。在他看来，这两部已经被希腊人当做主要课本的书籍，包含着很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宣扬神祗人性化，他们不仅会犯错误，有时比人类更能作恶，这是不能给青年以教育启迪的。在教育中，必须首先强化的概念就是“神不可能制造邪恶，邪恶的行为只来自神祗以外的世界，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事物的创造者。”《荷马史诗》和《神谱》中有关神的描绘和柏拉图的神是迥然相异的，前者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且经常用此胡作非为），在道德规范上，毫无称道的榜样可言，甚至代表着可畏的黑暗野蛮的成分；另一个方面，后者几乎等同于一个空泛的概念，柏拉图从不试图在善和神的至理中讲述他们的具体形态，只强调某些精神的指导性，于是便比前者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探讨意味。教育的第二点，就是剔除一切关于传统故事中怕死的成分，务必做到“民不畏死”，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对孩子们要加强教育，要他们知道“奴役”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因此他们不应该听到好人也哭泣流泪的故事——在神话中这是连神和英雄们也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完成了前两点之后，理想国的礼仪要求人们摒弃过分的激情，不能大哭大笑，因为过度的感情有违公民平和的行为规范（在荷马那里，“神祗被幸福激动得大笑不已”是并不鲜见的，柏拉图担心理想国的人引证这句话作为对平和规范的抵触）。然后，传说中存在着大量宴饮的例子，又有描写诸神纵欲的场景，这对理想国公民清淡节欲的制度形成了诱惑。最后，一切都应该循环有序才对，神话中应该体现的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而这在两大神话作品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就很可能产生对柔弱意志的不良影响。行吟者的诗歌有太多个人喜好的成份，这是柏拉图不能容忍的，因为这种诗歌中个人的喜好对公民平和行为规范有着极大的威胁，从而影响国民的教育，于是柏拉图最终在理想国中剔除了诗人。
希腊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有太多人性色彩，他们所做的是征服和支配世界，而不是去创造世界，这与其他民族神话中的主神有着极大的差别。这是些具有奇怪的“污点”的神祇，在他们身上，你无法发现其他民族乐于宣扬的东西，很难把他们同护持世界一类的事情联系起来——虽然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头衔，但他们并不关心地上人们所期望他们保佑的东西。他们喜欢舒适的生活，袒护偏爱的人和财物，贪图****，只谈权利，害怕责任，是一群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这样的性格特征也推及到传说中的人间英雄身上，他们也一样充满着缺点，诸如好色、喜新厌旧、骄傲自大等等。但以上的一切，并不妨碍希腊人和以后的罗马、西欧人崇拜他们。在希腊诸神身上，后人并非从其得到什么规范和教条，而是得到一种印象化的精神，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而这些是从人的精神状态来考虑的，而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显然，东方人对孔子的膜拜是从后者出发，目的是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
戏剧作为一种极富宣传意义的文学形式，显然柏拉图给了它以特殊的地位。但柏拉图对国民教育的戏剧有着悖论般的原则。也终因戏剧的“瑕点”而遭到柏拉图的驱逐。他认为，戏剧中的角色应该与生活实际中的情况相符，好人不应该被指派去扮演坏人，而坏人也不应该希望去演出与他实践理念相违背的角色，这必然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量的反面角色都是由刑徒、仆役、奴隶、战俘来扮演，或者由那些曾经刻意模仿过类似行为的艺术家来充任。另外，戏剧中充斥着无时不在的谎言和激情的场面，演员就不可能没有道德上的瑕点。一个良家的公民不应该把戏剧作者和演员作为职业的追求目标。这种欲加之罪的可笑理论使得柏拉图找到了最终的托词，然后把戏剧也排除在音乐之外，驱逐出理想国！但这并不是说柏拉图不尊重戏剧艺术，他是十分看重这门帕那索斯山（Arnassus）的学问的，更不要忘记我们的对象是一位了不起的戏剧天才，三十六篇有问有答、情景冲突的对话完全可以看作三十六部戏剧，但一旦理想国和他所设定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首先肯定了艺术和诗歌的功用——“当有这样聪明得可以模仿任何事情的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并且提出要表演他的艺术和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全心的、五体投地的方式，把他当做是一位了不起、神圣的大人物来膜拜”，当戏剧理想和他所创作的戏剧中的理想（《国家篇》即是柏拉图最重要的一部对话作品，是一位多人出演的政治戏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第一个放逐的就是他自己这样充满激情的文艺人士——“但我们也必须告诉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是不容许有他这样的人的，这是在法律许可之外的。于是便给他们涂上香料，戴上花冠，然后把他们送到别的城邦去。”在柏拉图看来，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音乐”（文化）审查体系，检验什么可以上演，什么必须禁止。就音乐一项（狭隘上的音乐），他分析了当时并存于古代希腊范围的几种音乐派系，剔除了吕底亚和爱奥尼亚音乐，因为他们分别是以“愁苦”和“靡靡之音”为基调的，而代表武士精神的“勇敢力量”的多利安音乐和“铿锵有力”的弗莱吉亚音乐才是可以允许的。音乐必须表现足够的勇敢而又充满和谐，并且必须简单。少有节奏的突转。由此可见，理想国中的音乐是贫乏的，音乐也只起到宣传的功效，而无其他的作用。
体育作为理想国教育的另一组成部分，柏拉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与当今体育在国民教育的地位是很不一致的。理想国臣民体育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力量，培养坚强的体魄，以应对非常局面，而当今体育却不是为了应对非常的局而，而是维护健康的需要。理想国青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前，是应该远离丑恶和罪恶的，但一旦年龄适当，就必须暴露在“诱惑”之下，好好地去见识一番，特别是需要未成年的公民去看一看战争（那个时代，希腊世界战争频繁，几乎没有歇息的日子，因此走上战场是极为普通的事）。这样才能使他们面对“恐怖”而毫无恐惧之心，在享乐面前不失去意志力。这些考验是必须经受的，其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卫国者。在食物方面，卫国者及其后继人也接受着严格的限制，只有烤制鱼肉，而且不许加佐料、配菜和点心。这也是理想国中没有医生的原因。
柏拉图对其统治者并不抱以当今的人才选择标准，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他不希望治国者有改革能力和独创精神，只要安守本分，各行其是即可。这是因为他忌讳变化且不愿看到原始社会制度没落。这来自于巴门尼德的“整一静态世界观”。静止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停滞，没有“创造力”的领导，又如何面对困难以及选择未来的领导者呢？显然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是行不通的。
身体的健壮，是可以通过强化的训练来实现的。然而创造一个智能超群的治国者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柏拉图的认知论，是反对“有限度精神”的独立性，这必然引发一系列导致任何种类的权威主义也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现实角度看，一个独裁主义国家的群众，应该是那些能够顺从地接受领导、指挥的人，最好就是平庸之辈，同时要排除那些反叛、怀疑、敢于抵制他的权威的人。于是乎一个天生的具有独立性人格并为主驱动的人便是能勇敢地对抗权威的人，这自然是绝对稀少的，而一旦出现，则他的这种精神来源于何处呢？因为理想国是没有适当的教育机制促进“革新精神”的（任何生产资料尽可能保持朴素原始），单调的社会体制也是不赞成这样的人出现的——当然，哲学王（古代的高智能独裁者们）也是奉行最简单的治国原则的，革新自然也不会从他们中产生，惟一所需要的创造力和革新思维可能仅仅是要能够对他们的意图和部署进行快速鉴别和领会——因此就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变化和独创的意义。所以，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真正的发明家和创新的工匠们是绝迹的。对柏拉图的“独裁”形式，我们可从今天一些独裁者那里得到契合，他们都压榨民主思维，极端、刻板，自我意识强烈。虽然在这些独裁者身上有众多的不同，例如爱好、出身、知识水平等，但他们政治取向的个人主义色彩却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