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柏拉图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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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柏拉图与乌托邦(4)

军事实践者是最能体现个人独裁意志和个人英雄精神的群体。当然,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环境。军队以规则和服从而闻名,但选择真正有能力的将军,也必然悖于服从的宗旨。因为真正的服从是没有创造力的表现,更不可能有能力。当然,再也没有比认为优秀的服从者同时也是优秀的指挥者更为荒唐可笑的观点了。无论什么时候,绝对忠诚和军事纪律的需要总是领导者的首选,最佳的筛选方法当然就是把那些有着小主意的下属赶出第二领导层。在许多著名将帅队伍里和庞大政党中,优秀领导的继承人往往不大出色,因为在选拔过程中,那些忠诚且表现欲强的人和有能力的人通常被拒之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柏拉图理想国选拔制度主要通过世袭,杰出的人才往往被埋没,而正是理想国的国家机器原则造就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柏拉图看作是平庸主义的奉行者,而最终阻止了国家政权的有效更替。这一点是相当悲哀的,它的本原目的在于把倾向于进步的人从理想国领导层中剔除出去(根本不可能诞生思想进步的人)——在这里,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暴动,更不可能有自上而下的改良,一切政治创新和有益的建树都被抹杀了(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柏拉图实际上并不谙于具体的治国方略,只是翻来覆去地表述治国者的优越能力使他们完全胜任这项工作),城邦除掉的将是出色的品质。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社会更可悲的呢?它足以酝酿出最坏的领导,这是由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所带给学生的除了安于本位,就是要狂热地热爱职位及其带来的福利。情况就像是这样,在一个奇怪的足球教练那里,他教导队员的不是如何增强体能,打好每一场比赛,而是强调足球的优美和高尚,用诗歌的形式“抒发他们胸臆间的赞美之情”。在理想国,制度和天然的出身下级处于不平的地位,他无权反抗上级的不公和淫威。

八、关于卫国者

理想国中,女性被提升到统治阶层的地位,也因此,卫国阶层在男女关系上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而生育也只作为国家利益的驱使而非爱情的动力。

卫国者在理想国是权力的掌控者,他们倡导公有制,而所有公民也都必须遵守。公有制的存在,使柏拉图的理想国处于大锅饭状态。这里每个人生活都十分简朴,即使国家的首脑,也必须保持军人的风范,仅仅住在一个小屋,吃简单的食物。因为一切归公,财物并不能激发人的欲望,下层臣民也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反抗上层统治者。妇女在理想国被提升到统治者的地位,她们从小必须和男孩子一样进行训练,学习音乐、体育以及战斗技术。柏拉图对女性地位的肯定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女性进入卫国者阶层却造成了理想国男女关系的混乱和无序。

这种女人地位的提升引起后代学者的关注,但显然,女人所造成的混乱更为他们所反对,德国哲学家狄慈根这样说道:“苏格拉底”用一种虚伪的勉强,把他的共产主义应用到家庭之中。家庭与国家模糊了界限。不仅朋友间(全体公民在这个公有制城邦中都应该毫无芥蒂之念成为朋友)应该财物共享,而且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应该施行这样的原则。这当然并不是不存在难度,却可以通过适当的努力加以克服这种“不利于城邦发展的保守”。立法者在选择一些合适的男女成为卫国者后,就使他们住在公共宿舍里,吃公共的伙食。婚姻在卫国者阶层成为公有制的一种特产:女卫国者是同一阶层的共同妻子;男卫国者是全体女卫国者的丈夫。理想国的生育原则是:最好的父亲和最好的母亲生育最多的子女。而孩子出生就被秘密带走,因此父母从不知道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对父母也毫不相识。天生残缺和低等父母所生的孩子,“都要被放到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像他们所应该的归属”。但未经合法婚配所生的子女,即为非法子女,无论健康与否都必须制裁,而不授予其公民资格。父母亲年龄分别在25~55岁和20~40岁,是合法的生育年龄,超过这两个阶段,生育的孩子便要杀掉或事先流掉。既然每个人都似乎无父无母,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年长的男性公民都称呼为“父亲”,而把比他年长的女性叫母亲,与他年龄相近的则被称为“兄弟”和“姐妹”。这样也可以增强相互间友爱互助的氛围。个人是不得与“父亲”和“母亲”婚配的,“兄弟”、“姐妹”间的婚配也是禁止的(柏拉图又一次在行文中暴露了他逻辑混乱的毛病,如果我们深入地想下去,就会发现这个毫无直系血亲而又称谓错乱的国家里,一切婚配都被禁止了——因为柏拉图先说了理想国中任何人都以年长的人为父母,年龄相当的为兄弟姐妹,但又说相互间禁止婚配)。个人在国家安排的婚配中是没有地位的,两性****应该始终奉行着城邦义务这一高超利益驱使,而不是受到所谓的诗歌中传说的爱情作用。柏拉图充满热情地歌颂理想国的统治阶级,并努力为其营造严格的光环。他追求减少私有感情的眷顾,消除不良的反对公共精神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因素。理想国极度的追求国家利益,而最终导致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柏拉图用“四主德”对理想国的政体形态进行诠释。而这种对国家机构的本质研究上引起了后代哲人的重视,在消除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上,大多数人与柏拉图持一致观点,认为必须强化突出国家利益,确保各项国家制度的实施与进行。“民族权益”、“全民”、“道德”和“国家共性”必须处于优势地位。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正义的形式原则作为人格的抽象的共性,而以个人的权利作为现存的内容,亦必须浸透全体;而一个等级必然也属于全体……在其中全部的财产就是永久的财产,一块土地的占有正像其身体的占有一样……”

九、关于洞穴理论

洞穴理论不仅是柏拉图为理想国制造的哲学理论,同时又是他对自己和世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洞穴理论中,我们看到了哲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印证了柏拉图的睿智和伟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柏拉图的预料。

洞穴理论是柏拉图哲学思想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几乎影响了后来的整个基督教哲学世界。《国家篇》第七卷中,柏拉图以哲学治国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从而引入了著名的“洞穴理论”。洞穴理论的隐喻,会把人引入一个不寒而栗的状态。柏拉图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深黑幽暗的洞穴,只有一个通光线的小孔与外面连接。那些不懂哲学的人就好像是被监押在洞穴里的囚犯。由于被锁住了手脚,连脖子也被绑在一起,所以他们无法移动,因为锁链的束缚只能向前看去。在他们背后,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火光投射到前方。在囚犯面前高耸着一堵墙壁,好像是看傀儡戏的观众面前的大幕。火光闪动,引得无数的影像在墙壁上跳动、来往,背着各种道具,“他们通常也把这些情势理解成生活而自我麻醉”,“各种材料制成的各种动物形象和影像出现在这座墙上”,“有些人在说话,有些人在沉默着”……这不能不说是一幅奇异的图景,包含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暗示。不谙哲学的人,就像是困居的囚犯一样,只看到自己和同类的影子,而这一切都是火焰投射的结果。而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象,而真正的实体也不会去理解和思索。于是虚象成为实在,而对真正的实在毫无所知。

黑暗中的人们并非毫无光明的希望。如果一个人恰当的运用理智,去看穿阴影的本质,去利用瞬间的理念光芒追求光明,则希望仍是存在的。然而,这个人也必然开始了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旅程。这便是智慧和哲学解脱的开始。

因心灵寻求光芒,也必受光芒之苦。哲学的解脱过程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囚居者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无光的环境,刚开始见到光明会非常的不适应并很容易被眼前的事物迷惑,产生驳杂的感受(正像明眼人骤然处于黑暗的感受)。但光明世界的一切也会在“思考更加实在的东西”而呈现在他的面前。于是驳杂的感受烟消云散,剩下的是各个实体的存在。

探寻的“囚居者”最后将历尽艰辛,他见到“善”,而观察到的意念的阴影和理念之光清晰而明确,没有任何迷惑性。“善”的最高最亮的实在全貌也将被看到。

洞穴外面的世界若为人所见,他立刻会觉察到洞穴内部的一切全部是欺骗。外部世界的自由快乐也成为他出洞后的最大收获。假使他正是一个精通哲学的治国者,他也会感觉自己最大的义务就是重新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从前的伙伴中间去,去给他们讲实在与虚幻的关系,指示给他们解脱的道路——他一定会以极大的慈悲心理怜悯他们。但是,他这样做几乎是毫无结果的,脱离了阳光的本体,他的劝告变得毫无意义,自己的影像也更加模糊,在他的伙伴看来,他甚至比逃出洞穴以前还要愚蠢可笑。“自由”者对洞穴的回归从一开始就是痛苦的。他会被束缚的人们看成疯子,而他所证实的一切都将成为他被戕害的理由,改变洞穴中的同伴甚至会搭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自由”者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无论他选择哪一条路,都是危险的。离开洞穴,背弃自己的过去是危险的;放弃哲学的理想,自甘堕落沉沦地陷落到洞穴中去,也是危险的。真正快乐的人是愚昧的,而懂得世界本原的人永远痛苦。拥有智慧也因此为之痛苦。

洞穴理论是柏拉图双重含义上的救助,包括自救和救赎他人。到后来他由于心理上的缘故,把自己在叙拉古的失意归结在“其他人拒绝哲学,宁愿待在混乱的幻象中。”在他的理论里,哲学家要想成为理想的治国者或国家最终获得解放,一定要走回头路,和那些未曾见过真理阳光的人们待在一起。这是他国家理论的交汇点,即理解了至善与实在的人指导尚未开化的人,这是必需的。于是,这无疑便形成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柏拉图坚持这样做的绝对性,他甚至坚持说,“如果神想要改变他的创造物的话,似乎也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他也隐隐知道这过于理想化难以执行(他本人正在此遭受了挫折,叙拉古之行的失败正说明虚幻拒绝实在的道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牺牲精神影响了后世的基督教学者们。他们从这里看到了上帝之子舍去肉身坚持传道的理想。这也正是哲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类似于佛陀救世、儒家治国的理想。

柏拉图用“洞穴”隐喻哲学治国的艰巨、伟大和痛苦。而柏拉图对其到底是如何:放弃还是坚持,今人已不甚明了。

作为他的另一歌颂摹本——苏格拉底,不可不提。柏拉图在这里显然是在赞扬苏格拉底悲壮的行为——他领悟了智慧,却想用哲学的思维做“引导不可解救的人们”的努力,结果成了城邦法律的牺牲品;他了解了至上的存在“善”的本质,坚持用德行和知识求解“善”的道路。苏格拉底的行为体现了“自由”的真正含义,他摆脱了无谓意见的纠葛,努力追求真理。苏格拉底虽然相貌丑陋,行迹邋遢,却是不折不扣的至美;然而“举世皆浊我独清”——他的死正说明了世界不允许真正智慧和哲学存在的无情事实,他们处死了所谓的“疯子”,表面上解除了威胁,实际上却是真理的极大损失。柏拉图相信苏格拉底的行为必将会有回报。在哲学的路上,灵魂也必会升华,而现实生活中,也会得到后来人的理解。

十、“善”与哲学治国

“善”即“至善”,在柏拉图理论中,它创造了万物,甚至创造了神,是时间的驱动者。而“善”也自然成为治国者行使最高权威的主导力量,但是以“善”治国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甚至会造成国家的无序而需要重新建立秩序。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不由得让人疑问,谁制造了这样的洞穴?为何要制造这样一个洞穴?如果有造物主的话,这一切将成为造物主的罪恶。因为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痛苦而又绝望的场所。但“神为何要创造他不愿意的东西?包括愚昧、无知和罪恶”。

柏拉图注意到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并解开了基督徒解说上帝时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他用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善”(后来也被称为“至善”)来进行解说。善的解释完全不同于我们现代人看待这个词的道德意义。柏拉图在解释“善”时,首先引入了“分开的界限”的假说,即把整个实在划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又可以继续将任意一部分都划分成两部分。把它假想成一种包含映像的空间,当采取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填充的时候,可以应用两种思维——一是具体把握每一层面上的物质,二是把握填充层面上的物质种类。柏拉图通过善将世界重新建构。在重新建构的世界中,我们在映象的指引下,将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但这必通过心智和理智来把握。

映像想象的空间在柏拉图那里最终指向一种单一的本原。在这幅等级画面中,整体是受单一的形式——一切形式中最高的形式的引导的。这种形式即被称之为“善”。“善”,光照整体,如太阳照射大地。它创造一切的本原物质,指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