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朝的失败原因
秦、汉之际究竟有哪些必待解决的问题呢？我以为：
（一）是需要一种大一统的学说。秦朝用法家的农战政策，把六国兼并了，但是狭隘的法家，其用处只能在于国与国对立的时候，才有效力，荀卿曾这样说过：“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明明是说法家易于兼并人的国家而难于在各个国家混而为一之后而使他凝聚起来，这是秦朝失败原因之一。
（二）是需要一个极自然的尊君理论。我们要知道周道以如此长久的时间还是停滞在封建制度里面，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是由于天子之政令只能达于诸侯，而不能达于诸侯之陪臣，诸侯之政令只能达于大夫而不能达于大夫之家臣，家臣唯知有大夫，不知有诸侯，大夫唯知有诸侯，不知有天子，所以尽管说天子是如何当尊，终于不能统一。秦用法家的政略，于封君身死即收其土田，所以大夫对于他下面的人，不发生君臣的关系，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制度，所以周王室不能做到的统一，秦实在是做到了。但是一部《韩非子》总在术的方面发挥，术者乃人君驾驭臣下的法术，法家虽是尊君卑臣，其理论根据实在非常薄弱，商、韩尊君卑臣的理论，以为君臣的关系乃是人臣以忠诚换取爵禄，假如一问人君之爵禄何自而来，则法家即无辞以对。秦朝统一以后，在此亦未有新的说明，此秦失败原因之二。
（三）是需要一种均富安民的政略。大家都知道战国是商人资本发达的时代，秦虽行的是贵农轻商的政策，但他在另一方又在鼓励战士，所以秦朝的兼并者虽然不是商人，而乃是有首功的战士。并且法家所主张者，不在于安定而在于进取，不在于平均各种阶级，而在于发展各人之天才，竞争之结果，反足以造成许多阶级，秦朝在此未曾注意，所以一夫大呼，并起亡秦，此其失败原因之三。
（四）是对于才知之士未予以正当之出路。战国时代，布衣卿相之局已成，才知之士，游说诸侯，可以立谈而取富贵，其不能者，亦可以为食客，秦朝执政诸人率出于游说，及其既得政权之后，则恶游说文学之士，儒侠皆无所容身。秦统一六国之后，一般人之要求皆在于重行封建，不仅是在子弟与有功之臣，得地而君之，在下面有勇才知之人都能有所归依，但秦朝并未注意及此，又未予以其他的出路，天下豪杰焉得而不起而亡之，此秦失败原因之四。
（五）是废德教而任刑法。诗书文学在法家看来不仅是废物，而且是害物，治国只要有赏罚二柄就够了。如其是在作战耕田以外还有可做的事，恐怕人都不愿去作战耕田。商君有《开塞篇》，所开的是农战，所塞的诗书文学等事，以后的法家都守而勿失，秦统一天下之后当然还是如此，结果弄得爵赏无以劝善，刑罚不能止奸，此其失败原因之五。
（六）是秦不能引导思想于一途而钳制思想。秦朝是知道思想分歧足以影响于人心，而扰乱政治，所以对于战国各家各派之学说，不能不加以取缔，于是出此焚书坑儒之下策，结果使造不起反来的鲁诸儒都去附和陈涉来造反，在一方面是受压迫者起而反抗，在另一方面是秦朝根本没有领导思想的东西，此其失败原因之六。
有此六端，焉得而不速亡，虽其原因，还不止此，而此六者不能不说是比较重要的。
三、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新儒学的创造
再来看汉朝对于上说的六项其办法如何。汉初对于商人是抑制的，对于才知之士，政府虽未予以正当出路，因当时又回复到战国养士的风气之下，所以此问题也不很迫切，当时虽未注重教化，以其能与民休息，刑罚是可逐渐减少。在思想方面虽无一种代表汉朝政治的学说起来，对于各家学说亦未压制，能听其自由发展，因为各家思想已由偏激而需要调和，所以在思想方面也不能引起反抗。且汉初之政治与秦有极相反者在，以汉朝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当时之纷乱固起于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而汉之所以不为亡秦之续者，亦在于有诸侯在上，为之压制平民，武帝之时诸侯削弱而天子集权，与秦朝恰相似，秦所遇到的困难，在武帝时都要有办法对付才得过去，所以我们应当注意武帝的设施，更应当注意此大一统下面政治学说代表者董仲舒了。严格地说，前期的政论家当推贾谊。贾谊所看到的问题，在武帝以前大体解决了，武帝以后一直到王莽，其主要部分都不能出董仲舒的范围。汉朝的儒家政治，一派是重实务的，贾、董是属于此派，一派专重虚文，只成为朝廷上一种装饰品。武帝崇儒以后，腐儒踵起，汉人心目中亦把此类专讲虚文的腐儒当成儒家之正宗，宣帝不好儒术，乃不好此类无用之物，而真正儒者之作用反视为杂霸，而儒者遂为废物，故吾述董仲舒之学说以见大一统之新局面之下必有一新学说应此需要而产生，并以见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之相互关系。
汉朝初年国家的大著作，如萧何的律令，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朝仪，大体是沿袭秦朝而来，娄敬明说汉之得天下与周异，劝高祖都关中，因秦之旧，其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亦秦之故智。自贾谊、贾山昌言反对秦制以来，在思想界已起了变动，贾谊他们所重的乃是秦之废德教而任刑罚，汉朝因仍不改，非改弦更张不可，可以说此乃以儒家立场来攻击法家。汉之初起，公卿皆亡命之徒，根本不知学问，自然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的办法，《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礼仪与律令看成一个东西，当然有他的理由。我们再看《高帝纪》言吏以文法教训，虽是指秦时相众保山泽的豪杰而言，也是由于秦时以吏为师的制度相沿未改之故，贾谊之徒欲以儒易法，实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赵绾、王臧是政治上的儒学运动，虽然是下狱自杀，但这个已成之势不能消灭，所以窦太后一死就重整旗鼓，董仲舒是这下面的成功者，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是承继贾谊、赵绾、王臧未竟之志。董仲舒对于汉兴以来不讲教育，只重法吏，废德教，任刑罚，这种办法，认为非改正不可，在这一点是与贾谊相同的，但是要此种理想实现，非先有一个改制运动不可。《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董仲舒之请罢黜百家，赵绾实为之先，但董仲舒一方请罢黜百家，一方是尽量采取各家的长处来充实自己，当时所有的问题，董仲舒都有他的答案，可以说董仲舒的儒学是汉武帝时代的新儒家。兹将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创造新儒学说明以后，再说董仲舒对上面六个问题的解答。
现在先说改制。在董仲舒的言论中，可以分作两部，一部是非改不可的，谓汉朝沿袭秦朝的弊俗，一部是正朔服色以明受命，所谓有改制之文，无改制之实。如对此两点不分别清楚，则董生之言自语相违也。仲舒本传《对策》曰：
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这是董仲舒主张彻底更化的，此而不改，一切皆无所施，所谓朽木粪土不可雕圬也，此固从贾谊以来所亟于改变者。改正朔、易服色亦贾谊发之，《贾谊传》云：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大概当时所以不愿改制者，由于求俭之故，仲舒《对策》云：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此传闻是对文、景以来一派尚俭的主张而发，尚俭的主张亦自有其理论根据。汉兴以来，接秦之敝，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穷是事实，所以无暇讲求礼文。但是到了景帝时候，国家已经大富足了，也就感觉到礼文之不能不讲究，景帝中元六年诏曰：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其时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到了武帝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有改变了。并且董仲舒特别提出改制应天的理论来以促成改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是改制度、易服色不仅以理人事，且以上答天意，此仲舒之不同于贾生者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又明复古与改制之义：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有王者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贾谊言改制而已，而董仲舒言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亦有其学术根据，盖贾谊对于法家变古的理论，是完全接受的，而董仲舒受儒家法先王、道家无为而治的影响较深，又觉汉朝在当时非有所改革不可，故有这样多方顾到的道理出来，以为沿袭秦朝的弊法，是非改不可的。董仲舒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更化”。正朔服色的改变，董仲舒又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改制”。贾谊虽然注意这些问题，但当时实施的条件未备，所以未得实现，汉家到了武帝，总算是极盛时代了，董仲舒又提出改制应天的理由来，所以居然成功了。
周末以来，诸子之学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长处是能发挥尽致，所以《庄子·天下篇》批评诸子之学说，以为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莫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各有所长，时有所用，然不备不遍，一曲之见也，所以《吕览》、《淮南》都有兼取各家之长而去其短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杂家的主张，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道之无不贯，这本是学问分裂以后应当走的途径。《吕氏春秋》将各家的偏激地方都去了，所以《吕览》一书虽然是兼取各家的学术，并不会彼此冲突。到了汉朝，淮南王安所著书，简直将各家的学问融冶为一炉，比较《吕氏春秋》又算是进步了。董仲舒也算是这一派，不过《吕览》、《淮南》是道家的色彩重，乃是以道家为骨干来融会众家，与董仲舒以儒家为主来容纳各家的学说，办法相同，成就不同而已。在汉初各家的学术也并未绝灭，《史记》、《汉书》里面有明文记载，如文帝好黄、老家言，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盖公教曹参以清静为治，汲黯修黄、老之术，司马谈问道论于黄子，贾谊、晁错明申、商，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但是以这些人的学术为周末诸子的学术，那就错了，这些人不过是对于某一家学术比较的爱好，并非绝对的宗一家，此盖政治既走上大一统的路，学术也有走上大一统的路的趋势。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